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层次发展目标逻辑关系

2021-10-24白耀强

学理论·下 2021年10期

摘要：发展目标是发展主体对于客观发展事物在某一时期所能达到的状态或程度所做的展望和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从逻辑关系来看，新时代不同层次发展目标是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相结合中确立的，也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逻辑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相统一中形成的，初级阶段是制定新时代发展目标的现实依据，改革开放则是确定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逻辑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0-0013-0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实现了新的阶段性跨越，同时也表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所谓发展目标，就是发展主体对于客观发展事物在某一时期所能达到的状态或程度所做的展望和要求。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深刻认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层次的发展目标及其逻辑关系，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和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层次性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和顶层设计，在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中形成了小康、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现代化、共产主义等阐释新时代发展目标的概念和范畴。以发展目标的时间线索和目标指向为依据，可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分为初级发展目标、宏伟发展目标和最高价值目标三个层次。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目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农耕社会竭力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历史上，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没有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小康生活，“斯民小康”也不过是有些统治者的美好愿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进行了科学务实的调整，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明确为不穷不富的“小康”，由此“小康社会”这一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概念进入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发展目标的话语体系当中。

实现“小康”准确地反映了国家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的利益诉求，成为各社会阶层共同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共识，并基本按照“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这一逻辑进路和实践路径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十八年接续奋斗，以消除绝对贫困为标志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在2020年全面实现。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第一个历史性发展目標，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探索史，以及人类社会减贫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发展目标。随着全面小康的建成，现代化强国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后三十年的发展目标。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内涵上是一致的，在时间上是同步的，用两个十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具有民族性、人民性和世界性的意义。首先是伟大复兴的民族性，民族复兴这一发展目标凝聚起了亿万中国人的情感共识、目标共识和价值共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强起来”目标的实现。其次是伟大复兴的人民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411伟大复兴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嵌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目标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最后是伟大复兴的世界性，中国梦具有世界意义，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发展目标对推动全球发展、建设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意义深远。

3.实现共产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的历史使命。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是“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3]这两个“转变”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两个必然”规律的继承和中国化阐释，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4]这些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本大源，始终坚守着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社会理想和最高价值目标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认识，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5]。就共产主义社会而言，我们现在处在相当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6]。如何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高理想才能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理想变为现实。共同理想立足当下，最高理想放眼长远。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而最高理想必然是超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逐步达到的。

二、新时代不同层次发展目标是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逻辑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相结合中确立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不是主观臆断做出的，而是在新中国七十多年历史演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守正创新中逐步明确的，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理论依据。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两个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在具体政策、发展思路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贯穿并连接两个历史时期的主线。新时代不同层次发展目标同样遵循着这一条历史主线，并有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理论成果内嵌其中，与之交互演进。

1.新中国的成立是一切发展目标确立的历史前提。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先进中国人對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有过设想。康有为从儒家经典中寻求“托古改制”的理论支撑，提出人类社会要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主张通过渐进革新变法解决民族危机和现代化转型;洪仁玕意图通过向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的施政纲领，把江河日下的太平天国再造成“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天国”;孙中山谋求通过发展铁路、港口等实业来寻求国家颓势的根本改变。近代以来各阶级所提出的发展思想不可谓不先进，发展目标不可谓不宏大，但终究未曾实现。究其根源，在于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的旧中国不具备中长期发展目标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法摆脱守旧势力和西方侵略势力的严重干扰;在于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无法实现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根本革新。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主权不独立、国家不统一、社会不稳定的历史。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有计划地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的起点，为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目标的确定提供了根本物质保障和经验借鉴。

2.“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目标的初步探索。如何把一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旧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建设成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关系到抗战胜利后中国该何去何从的命运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提出，未来之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7]。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8]这是共产党人对未来中国发展愿景的宏观展望，为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指引。

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同日本国会议员交谈中提出中国要“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9]，以此来实现中国由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逐步转型。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0]，1975年，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进一步细化了按照“两步走”的设想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新时代发展目标和改革开放前的发展目标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在发展目标定位上，改革开放前“四个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指向是社会主义强国，新时代要实现的发展目标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这表明新时代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发展目标两者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以实现现代化为连接点紧密联系的。在实现发展目标的步骤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是“两步设想”，第一步是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新时代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的战略步骤同样是“分两步走”，用两个十五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都能让社会主义的中国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给人类贡献出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全新发展之路。

3.“三步走”战略为新时代发展目标的确立提供了基本目标框架。“三步走”战略是由两个短期目标和一个长远目标构成的，两个短期目标以两个十年为时间期限，以1990年和2000年为时间节点，对改革开放后未来中国七十年发展目标做了总体规划。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上升为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发展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站在新旧世纪的交汇点上，将“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长远目标进一步细化，形成了从21世纪初到2010年，从2010年到2020年，再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新三步走”的发展目标。

“三步走”战略之所以能为新时代发展目标的确立提供基本目标框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保证现代化发展目标不会因为领导集体的更替而停滞，也不会因为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更不会像西方政党那样为了短期本党本集团的利益而有损国家长远利益。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有了成熟稳定的制度，刚性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具有灵活性和张力。三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优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是历史接力棒的传承，保证了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可以按照“三步走”确定的目标框架继续前进。

三、新时代不同层次发展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逻辑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相统一中形成的

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既是深刻认识和把握新中国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视角，也是新时代不同层次发展目标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立足新时代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开放和以开放促改革双循环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1.初级阶段是确定新时代发展目标的现实依据。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坚定远大理想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构建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共同理想追求的发展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1]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决定了在目前的国际力量对比中，我国是日益走近而不是已经站在舞台中央。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是不会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98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时就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2]。

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立足点，是确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所要遵循的最大实际。在新时代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判断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有具体的时代内涵和现实表征的。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理论一致性和现实统一性。两者的理论结合点和理论旨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社会形态的阶段论，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体的角度阐明我国所处的社会形态以及阶段性特征。

2.改革开放是确定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形成的。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目标与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城市改革双轮驱动，逐步理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温饱的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现实可能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发展目标也由温饱向小康社会迈进。进入新世纪，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让国家面貌、人民精神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提出21世纪头20年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3]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确定了分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实践总体上仍处于大有可为期，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掌握着全球科技变革的主导权和全球治理与变革的话语权。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越发严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深刻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和发展格局，后疫情时代充满着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国内环境看，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的变化都要在深化改革中内化和体现，发展与安全、发展与稳定、发展与民生都要在扩大开放中统筹和协调。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力度、广度和实现程度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是新时代各阶段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5.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5.

[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2.

[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54.

[6]習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7.

[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3，304.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19.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83.

[10]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