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喜郎

1872年，张澜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莲池镇，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无论是在世道炎凉、浑浊迷茫的晚清，还是在百废待兴、政治清明的新中国；无论是解放前担任地方要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张澜都始终崇俭朴以养廉，厚德性以育廉，守法纪以护廉，正家风以促廉，把“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清廉自守”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

无限高贵的政治情操

张澜一生中，既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入侵、晚清和国民党的腐朽没落，又见到了百姓生活的困苦不堪、民不聊生，更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亲民爱民，也因此激发了他为振兴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一腔热忱。他始终在与中共友好合作上共进退，努力为求社会大同、求和平解放奔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

早在1919年前后，张澜就与毛泽东相知，并主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1946年1月，张澜领导的民盟与中共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商量，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1948年1月，民盟中央一届三中全会庄严宣布与中共密切合作。1949年6月，张澜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他讲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并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民盟一届四中全会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张澜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其次子张崿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长女张茂延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张澜写信给长子张乔啬，让其从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在信中说，“要晓得今天的政治，不是形式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实际上变了质”，“要节俭，不可奢侈浪费。谦虚、谨慎、勤劳、节俭，是共产党普遍遵循的作风”。

张澜一生，恰如其名，波澜壮阔。在战乱纷争的年代，他不结党营私、观望逃避，敢担当作为，敢诤言献策，涵养一身浩然正气、大义凛然。

敢于亮剑的为官德行

1912-1920年，张澜先后担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和四川省长。他厌恶官场的腐败，以浩然正气扬清抑浊，反对贪官污吏。张澜对川北的治理成绩斐然，为官做人品德高尚，在百姓中赢得了“川北圣人”的美誉。蔡锷曾送他一个牌匾，写着“今日之管仲”，此匾至今尚在。

张澜在四川做官期间，正值中华民国刚成立，政权尚未稳定，又遇袁世凯窃位，军阀混战。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张澜，对贪官污吏毫不姑息，坚决打击。经过大力整顿，川北很快便形成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奋，道不拾遗，风化肃然”的风气。

晏弘是蓬溪县大地主，以袍哥首领和县局劣绅为靠山，操纵县政，作恶多端。张澜“察吏”到蓬溪，多人拦马控告晏弘。张澜下令逮捕晏弘后，“营救”的函电纷至沓来。张澜问同僚：“保晏弘者多于控晏弘者，诸君拟如何处？”有的说：“宜释放，候查。”张澜说：“不然。我观控晏弘者，尽皆衣服褴褛，指有受害事实。保晏弘者，莫不衣冠楚楚，不言其于社会有何可称，而徒作求情空言……宜查实置于重典。”张澜为民除恶，遂斩晏弘。经张澜大力整治，各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闻此寒栗，川北秩序“渐循正轨”。

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四川都督胡景伊都是袁世凯的心腹，都是大贪官。1913年7月，张澜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在北京出席第一届国会，他冒着极大的风险，与蒲殿俊、李国珍等议员一起弹劾赵秉钧、周学熙，指责胡景伊“滥用私党”“失政殃民”“不知为政”，要求撤换四川都督。

张澜高尚德行，连政敌也钦佩不已。南充军阀石青阳曾派人暗中彻查张澜，只见一屋空空，庵居蔬食，极其简陋，感慨“川北圣人名不虚传也”。

德是党员干部素质的根本前提，只有具备优秀的人品，才能成为一名“好官”。纵观古今，如张澜一样的清官本身所具有的朗如日月、清如水镜的高洁品质是其有权不谋私、临财毋苟得的本质保障。

四川南充北湖公园的张澜塑像。

极简淡泊的生活情趣

朴实节俭、简约淡泊的生活，是张澜在长期生活中矢志不渝、一贯坚持的作风。他当民初省长、大学校长，穿的是布衣长衫；留学日本，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首都北京，穿的是布衣长衫；当国家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仍然穿的是布衣长衫。

为了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见他没有出席庆典的新衣服，特意拨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反以周恩来节俭的事例做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婉言谢绝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多少百姓连温饱都混不上，不能忘记他们呀！粗茶淡饭吃着香甜，土布长衫，穿着舒坦。”最后，他就是头戴瓜皮帽，脚蹬旧布鞋，身穿褪色的土布长衫参加了开国大典。张澜的衣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不禁笑着对张澜说：“表老，你太俭朴了，现在是国家副主席，还是应该穿得好些。”

1951年夏，因接待工作需求，张澜的住所迁到复兴门内嘉祥里一所较大的平房，客厅陈设比较好，张澜一看就不高兴，连声说：“太奢华了，太奢华了！我用不着这些东西。”后来，毛泽东安排政务院专门为张澜送去呢料中山装和大衣，他放在箱内长期保存，去世前嘱人还给了国家。

张澜去世后，住房被退还给了政府，没有一个子女占用。政府配给他的小轿车，除他因公使用外，家里人，就是年老的夫人也不得用他的公车。

解放后，国家给几位知名党外人士每月安排200元特别经费，但张澜分文不取，最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孙女张梅颖也说：“祖父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任何财产，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始终鼓励和鞭策着我们。”

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

张澜从小耳濡目染，继承了“勤俭、清廉”的优良家风，并以之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友。他对子女既严厉又慈祥，认为“教育孩子就像栽小树苗一样，从小就要栽端正，长大才能成材”，始终传承着“勤劳、节俭、清正、廉洁”八字家风家训，成为后世典范。

张澜家族世代务农，家境贫困，受父母良好教育和影响很深。父亲张文倬在族中首举秀才，一面督理农耕，一面设馆授徒，尽管生活拮据，但重义疏财，待人特别宽厚。张文倬经常给子女讲祖宗的遗德遗风，讲贤良者廉洁自守和为人应有的节约俭朴的美德。他教育子女“平生无不检之行，无苟取之财”，在送儿子张澜去日本留学时告诫：“为人不能忘本昧良，终生布衣也是福。男儿当自立自强，自爱自重，读书不求高官厚禄，但求为民造福。”母亲王氏“性甚刚”，治家有法，言传身教，尤以“勤俭”和“清廉”严格教育子女。张澜回忆说：“澜任省长时，犹督吾妇及娣姒勤农作，诸孙虽幼，或分以饵饼，或给以数钱，必诱之使勤。”大人小孩穿的衣服破了补，补了再补，疤上重疤。

在张澜先后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尹、四川省长期间，家里仍然一贫如洗。母亲勉励他做好官，未尝索一钱以裕家。1912年夏，张澜卸川北宣慰使之职时，因任内救济贫困而负债600吊钱，还期将至，欲再借贷于人，母亲得知此事，便将祖上留下仅有的四亩地出卖以还债。张澜立身行事，总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

1950年4月，夫人刘慧徵带着儿女从家乡进京团聚，一家人相见，张澜说：“你们不要以为是来享福了。过去劳动，现在还是要劳动。我把政府分配来的保姆退回去了，家务事自己干。乔啬、继延和你们，都要好好地学习，要谦虚、谨慎、刻苦、勤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立德立功在汝为，浮云富贵亦何奇。山移志定无愚智，水落痕残识盛衰。老大虚生常自儆，忧患久处是良师。蒲籝未有黄金畀，此语长书座右宜。”这不仅可以视作张澜留给子女的遗言，更是留给我们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遗言。我们要学习张澜“勤俭、清廉”的良好家风，不仅自己要践行，更要将其代代传承，以小家促大家，以干部清正促政府清廉，实现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