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杰 张洁颖

海合会国家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了当下社会高度分化、人口构成复杂的局面，在主流社会之外存在不同类型的边缘群体。这些边缘群体为当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被视为对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构成潜在挑战。弱势边缘群体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抗争和呼声此起彼伏，在文学、媒体的介入下，边缘人问题逐渐走进公共视野，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新冠疫情的暴发在冲击海合会国家经济的同时，使得当地边缘群体问题再次受到外界关注。疫情的蔓延及扩散将边缘人群体置于险境，给海湾地区社会埋下了诸多隐患。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提出了“边缘人”概念，他指出边缘人具有“不稳定、自我意识增强、躁动、心神不安”(1)Robert E. Park,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 No. 6, 1928, p. 893.等典型的人格特征。帕克认为“移民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一个个体无论是否混血，都发现自己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奋力求生。这产生了一种不稳定的、具有独特行为模式的人格，即‘边缘人’(marginal man)”(2)Ibid.。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Everett Stonequist)对边缘人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边缘性“在某些教派、社会阶级或社团那里同样表现明显”(3)[法]阿兰·库隆：《芝加哥学派》，郑文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7-48页。，并提出“有文化转变和冲突的地方就有边缘人格”(4)Everett V. Stonequist, The Marginal Man: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Conflic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1, p. 3.。斯通奎斯特还对边缘情境进行了区分，即能够引发边缘人身上的边缘性的社会情境。

尽管边缘人研究逐渐拓展至社会、经济、政治、文学、教育、宗教等不同领域，但相关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对概念的界定还存在模糊性和笼统性，导致学界对边缘人问题的研究后续分化出“关注外在结构性排斥的边缘情境取向”和“偏重内在能动性的心理边缘取向”两种不同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