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郴 黄坚

靖江王、靖江王府和靖江王陵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分封诸王。皇子被封为亲王，因顾念侄儿朱文正在驻守南昌时的战功，朱元璋封侄孙、朱文正的嫡长子朱守谦为郡王。此前朱文正因居功自傲，被朱元璋囚禁，已在安徽桐城病死。

朱守谦的藩国为静江（今广西桂林），为取绥靖西南之意，朱元璋改“静”为“靖”，故朱文正称“靖江王”，洪武五年（1372年），改静江府为桂林府，但靖江王并未随之更名，仍称“靖江王”。此时的靖江王虽为郡王，但军政权力、官属规制、护卫甲兵、采禄赏赐、册宝仪仗等方面均与封为亲王的皇子一视同仁。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采纳工部尚书的建议，在独秀峰下营造靖江王府。广西布政司奉旨征召军民，建造靖江王府。靖江王府基本按照明代亲王的规制：整个宫城把王府全部围起来，城墙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30米。墙体夯土，宫墙由条石砌成，雉堞为青砖建造，南门为正门，曰端礼门，东门曰体仁门，西门曰遵义门，北门曰广智门。王府内部的前面为朝堂，后面为寝宫。外部的左边为祖宗神祠，右边为社稷。

洪武九年（1376年），第一代靖江王、15岁的朱守谦就藩桂林。朱守谦就藩桂林后，不守法度，欺压官府，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召回南京，不久废为庶人，被软禁于南京，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朱守谦虽被废为庶人，但靖江王爵位未废，朝廷册其嫡长子赞仪为王世子。

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夺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是为永乐皇帝。永乐元年（1403年），朱赞仪承袭靖江王号，复藩桂林。这位永乐爷是以藩王的身份逼着皇帝侄儿退位的，为了避免其他藩王效法自己，上台后强力约束藩王的权利。王爷由洪武年间的“上卫国家，下安生民”“许修武事以备外侮”（《明太祖实录》）转变成为“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史·世宗诸子列传》）的摆设。

作为补偿，皇帝在削减王府兵权的同時，加大了王府的经济赏赐。

靖江王在这个背景下世代相袭，一直到南明灭亡。

从洪武三年（1370年）册封，到清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灭亡，靖江王共存280年，有14人承袭靖江王爵位。从朱守谦受封到亡国，靖江王宗室有3000余人。280年里，有11位靖江王、11位王妃、4位次妃、40多位王子、260多位宗室和亲戚死后埋葬在桂林漓江东岸的尧山山麓1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有墓冢320余座，世称靖江王陵墓群。

靖江王陵护陵人

永乐六年（1408年）五月二十日，靖江王朱赞仪薨。

中国封建时代礼法繁缛，不同身份的人去世的说法都不同。皇帝死了，叫“驾崩”；诸侯王死了，叫“薨”；士大夫死了，叫“不禄”；一般人去世，才叫“死”。

通过朱赞仪陵墓遗址范围、围墙大小和残存的石像，结合文献，可以大致推测出朱赞仪陵墓的封土高15米，直径30.5米。周围有内外围墙，外墙左右各长577米，宽364米；内墙左右各长100米，宽62米，陵墓面积远远大于明代藩王规定的陵墓面积。墓前还包括高大的华表、威严的陵门和中门、华丽的享殿、肃穆的神道石作仪仗。

王陵建好后，当年来自湖南的夏姓泥水匠和来自江西的王姓砖匠以其精湛的手艺赢得靖江王府的认可，王府奏请朝廷，让王、夏等10余户人家为王陵的守护人。朝廷还把尧山脚下方圆100平方千米的地域划为王府陵寝地区，陵区及周围约1万亩良田作为王陵的永业田，钦定官府不得褫夺永业田，别姓不得买卖。永业田的全部赋税用于王陵的维护、岁时年节的祭祀、护陵人的日常开销。

随着时间延续，王、夏两家家族繁衍，人口增加。王府请示朝廷后，在王陵区域内划定一块土地，供王、夏10余户子弟在这里修建房屋，立村安家，后来，又增加郑、黄两个姓氏的人丁——大致形成现在的挂子山村。

王府分给村民各自的田产房屋，可以代代继承，若没有男丁继承香火，则其永业田和房产收归同族共有，拨给男丁繁衍旺盛之房支。

挂子山村的村民还被特许不需要缴纳田赋和丁赋，不强制服兵役和劳役。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守护王陵，负责王陵的维护和守卫工作，防止人们砍伐陵区树木，防止牲畜损毁陵区树木，防备有人盗窃王陵的建筑物和地宫。

朱元璋以严刑峻法见称于史，《大明律·刑律》对于损毁坟墓、发冢盗墓等处罚非常严厉：“凡历代帝王陵寝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坟墓，不许于上樵采耕种及牧放牛羊等畜，违者杖八十。”“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若冢先穿陷，及未殡埋而盗尸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其盗取器物砖石者，计赃、准凡盗论、免刺。”“凡发掘王府将军中尉、夫淑人等，郡县主、郡县、乡君、及历代帝王、名臣、先贤坟冢，开棺为从，与发见棺椁为首者，俱发边卫。发见棺椁为从，与发而未至棺椁为首、及发常人冢、开棺见尸为从、与发见棺椁为首者，俱发附近各充军。如有纠众发冢起棺、索财取赎者，比依强盗得财律，不分首从、皆斩。”

明代发冢盗墓依照具体情况判处杖责、徒刑、流放到斩首等惩罚，震慑力度很强，发坟盗墓的行为是不常见的，更何况是王陵，所以挂子山村护陵人的主要工作是王陵自然损毁的维修工作。

王爷走了一代又一代，陵墓添了一座又一座，挂子山村也繁衍成300多口人的大庄子。

靖江王陵田产诉讼碑

1644年，明亡清兴。

为了昭示大清政权的正统性，顺治皇帝诏令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为明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康熙南巡时，6次遣官拜祭，5次谒陵吊祭；乾隆南巡时，每次均至明孝陵“拈香奠酒”。康、乾两帝祭拜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可谓“礼文隆渥，踰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并且“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其谒陵态度之恭敬，礼数之尊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清代这样做，是表明江山易主，满族成为清代的正统。明亡前，对孝陵的官方祭祀，由明皇室主持进行，祭祀主角的转换，暗合江山易主的历史现实。

在这一大背景下，靖江王陵在改朝换代后并没有受到损毁和挖掘。王陵田地没有被侵占，地宫完好、享殿未焚毁，神道碑、墓表及翁仲、石兽等威严依旧，挂子山村的祀田依然享受。朝廷不仅没有破坏靖江王陵，甚至还任命官员管理王陵。挂子山村夏、郑、黄、王四姓人家依旧履行着看护王陵维修王陵的职责。

大明没灭亡的时候，破落的王府子弟自矜于皇家血脉，更禁忌于大明律令，不好意思也不敢和挂子山争夺田产。明灭亡后，朝廷的禄米没了，一些没有谋生手段和生存能力的王府后人便把目光盯上靖江王陵丰厚的皇家田产。

乾隆三十年（1765年），靖江王宗室后裔推举代表，呈状桂林临桂县正堂状告夏、郑、黄、王四姓，要求把王陵的田产归还给朱家。

临桂县接到诉状，做了大量走访工作，了解全部实情，考虑到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援引康熙朝恩旨，作出初步判决意见，呈报桂林知府衙门。事涉前朝皇产，桂林知府深知干系重大，也不敢擅自断决，逐层呈报广西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一并审理，报广西巡抚宋邦绥和广西总督李侍尧核准，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立碑勘定，“并例原议断于左，以便永远遵守。”

这块碑早年被推倒深埋地下，近年发掘清洗后重新树立在挂子山村口的一块岩石下面，除了某些舛误，碑文的字迹仍清晰可见。

一、碑图和文字

批准爰立草场官地界碑，并例原议断于左，以便永远遵守：

（一）勘明划定界东之坟山草地一概归官，召佃每年收草变价，除完原税银拾三两捌钱外，余俱解司充公。

（二）前明坟墓应推广皇仁，令地方官责令官佃看守保护，如有盗卖土石，毁伐等事，严加究处。

（三）界内各姓有本朝祖坟在山者听留禁步挂扫，概禁于本山续葬，如违重究。

（四）夏郑黄王四姓者，承耕界西废藩田地共粮五石八升三合零，系代完废藩之粮，并非己业。查康熙恩旨：废藩熟田一概归民耕输，而四姓究无垦地之据。今应依划定界西地给四姓管业，仍按粮清丈。有溢出地亩依例升科。准四姓将各名下丈清田亩除去废藩田粮字样，各立户名，分给司照。

其东为朱姓及他姓坟墓，仍永远管业安耕。其界内朱姓及他姓坟墓仍各留禁步。朱姓等不得借坟滋事，四姓亦不得侵捐（注：“损”之讹误）干咎。

界西四姓粮田按粮五石八升三合零，丈出田九十五亩四分七厘八毫零。外又溢出无粮田七十三亩八分一厘二毫零，照例升科，准给各户耕管完粮。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具立

二、职官解读

（一）广西桂林府临桂县正堂 汤 详奉

“汤”即时任临桂县知县汤登鳌。

（二）署广西桂林府事 柳州府正堂 刘 详奉

“刘”即时任柳州知府兼任桂林知府的刘祖。署，代理，暂任或试充官职。

（三）广西布政使司布政使 淑

“淑”即淑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九月至三十八年（1773年）一月任广西布政使。

（四）广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图 会议详奉

“图”即图桑阿。满族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担任广西按察使。

（五）总督广西部堂 李

李侍尧，字昭信，汉军镶黄旗人。他曾3次担任两广总督，分别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四月至二十六年（1761年）四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至三十年（1765年）六月、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至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此时是李侍尧第三次两广总督任上。

（六）巡抚广西部院 宋

宋即宋邦绥，字逸才。江苏常州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三月至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任广西巡抚。

三、关于“禁步”

这块碑刻里面的“禁步”是一个关键词，牵涉到如何处置坟地周围的土地纠纷。《汉语大词典·示部》：“旧时妇女挂在裙边的一种玉石或金属饰物。行走动裙则作响，有制止大步失礼的作用。《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莲记》‘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辞源·示部》：“古时缀在妇女裙边或鞋上的小金玲。行时跨步稍大，即丁当作响，被认为失礼。

这两部工具书都仅收录这一个义项，意思一致——古代妇女裙子前的饰物，例证也一样。这个义项和碑文的意思无涉。

此块碑文的“禁步”应该出现一个新的义项。

《大清穆宗实录》卷一四四：

又谕、骆秉章奏、广东省坟山禁步。请饬遵照例定丈尺办理，以杜争端一摺。四川总督骆秉章本籍广东花县，有前明所葬祖坟。同治二年正月闲，该县文生邓辅廷于切近坟旁，盗葬骨墰三穴。经该族众控县清理，该地方官并未丈量，率行拟结，复经骆秉章咨明广东督抚核实查办。

旋据郭嵩焘咨称：该省通行章程，无税官山，茔葬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邓姓原开坟穴，在该督祖茔一丈以外，照依定章，无可科罪。骆秉章复咨查礼部刑部，嗣据各该部咨称定例，庶人茔地九步，穿心十八步，凡发步皆从茔心数至边。

邓辅廷盗葬该督祖茔之处，系在例文禁步之内，应照例科罪。是郭嵩焘所称该省现行章程，系与礼部定例不符。广东省多有无税官山，与别省情形不同。坟茔禁步，自应恪遵定例办理。若概用本省章程，以前后左右各得一丈为准，恐倚势侵占者得所藉口，盗葬之风益炽，流弊伊于胡底。

著瑞麟、郭嵩焘、申明旧例，通饬各属，嗣后审断坟山案件，无论官民，均照例定禁步为限。毋得率以本省定章定谳，以致争端难息，流弊滋多。并著该督抚将邓辅廷盗葬之案，迅即按照定例丈尺核实定拟具奏，不准稍涉回护。寻奏，骆秉章咨查祖坟侵葬一案，经花县押迁，事已了结。粤东每以侵葬讦讼，拟请饬部核准。凡有力绅民，照依山粮料则，详报升科立案，即准作为私地管业，并准照例定步数，开拓坟茔。其未经呈报者，仍照省例科断。无论绅民，均以横直二丈之内，不准进葬为率。下部议，从之。

以上记载的是关涉清朝重臣骆秉章、郭嵩焘的一宗官司案。

骆秉章（1793—1866），广东花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四川總督。同治元年（1862年），骆秉章派重兵防守大渡河，断石达开后路，石达开被围于安顺场，之后石达开请求和谈，骆秉章佯称答应，后将石达开俘虏，解至成都凌迟处死。清廷授以太子太保衔。

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

上文的奏章称：骆秉章的祖坟旁，被同乡邓辅廷下葬了3座坟茔。骆秉章族人向官府诉讼，地方官审理之后，认为邓姓的坟茔没有侵犯骆秉章的祖坟。骆秉章不服，奏清朝廷申诉，朝廷责成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核查呈报。

郭嵩焘复审时，援引故事，认为广东有关坟茔的标准为以该坟茔中心为基点，至四周边线长度的距离为1丈，也就是说，坟茔及禁步面积为4平方丈。经过实地勘察，邓辅廷下葬的坟茔都在骆秉章祖茔1丈以外，照律没有违法。

骆秉章不服，援引礼部和刑部的标准，禁步“庶人茔地九步，穿心十八步”。根据《清会典》：“以营造尺为度，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九步为45尺（4.5丈），穿心十八步为90尺（9丈）。这样计算，禁步的面积为81平方丈。邓辅廷下葬的坟茔已在骆家祖坟的禁步之内。

骆秉章建议不能用各省的标准，应该用礼部和刑部的标准，朝廷最后采纳骆秉章的奏议，责成瑞麟、郭嵩焘重新审理邓辅廷盗葬之案，规定新的坟茔如果申报官府批准，就按照新标准确定禁步的范围（81平方丈），不申报官府批准的，就按照原来的标准划定禁步范围（4平方丈）。

关于清代尺的长度，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有过论证，一般说来，清朝法定度量有工部的营造尺（部尺）和律尺，民间则主要使用裁衣尺。部尺的长度为100粒黍米之长度，约合32厘米；律尺为制定乐律的度尺，长度为81粒黍米之长度，约合26厘米；裁衣尺最长，约合35.5厘米。

部尺、律尺、裁衣尺的折算大致为：

1裁衣尺=1.11营造尺=1.370律尺=35.52厘米

1营造尺=0.9裁衣尺=1.2345律尺=32厘米

1律尺=0.81营造尺=0.729裁衣尺=25.92厘米

1丈=10尺=100寸=1000厘=10000毫=100000丝

折合成公制，81丈面积的“禁步”在清朝的面积约合829.44平方米。

四、碑刻内容释读

结合上面的考释，碑文的主要内容为：（一）明朝的靖江王陵由夏郑黄王四家继续守卫，严禁损毁王陵的行为。“如有盗卖土石毁伐等事严加究处”。（二）清朝在界内埋有其他祖坟的，坟墓周围可以留些空地（禁步），允许清明祭扫，但不允许埋葬新坟。“禁于本山续葬，如违重究”。（三）界西土地划归四姓耕种。（四）界东为朱姓及他姓坟墓，周围也可以留些空地（禁步），朱姓等不得借坟滋事。

碑刻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挂子山村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重要文物。这份判决是在遵循朝廷律令和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作出的。挂子山村民出于对朱明皇朝的尊崇和客观历史的尊重，对朱家作出了一些让步。

这场官司平息了挂子山村和朱家宗室的矛盾，对于靖江王陵的保护无疑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