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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创始人雷文涛:终身学习让人体会更多幸福感

2021-10-20刘烨烨

民生周刊 2021年21期
关键词:服务平台价值用户

刘烨烨

有90%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超过80%的人学历是本科及以上。

这组关于教培机构员工的数据,来自8月17日北京“双减”政策新闻发布会。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年轻的高学历群体,他们何去何从,备受关注。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一经发布,整个教育培训行业陷入巨大震荡。事实上,并非毫无预兆,一组数据可见端倪:2018至2020年,教育培训类融资案例数量分别为970起、527起、316起,呈逐年下降趋势。

作为知识服务平台有书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雷文涛早在7年前就谋求转型。当被问及是否庆幸及时调转创业方向时,他向《民生周刊》记者坦言,自己的眼光并没有长远到预判未来的政策导向。

如今,已拥有四大业务模块、6000万用户的有书,更加坚定了自身的使命—让人人都能享受终身成长带来的美好生活。

从线上教育到知识服务平台

有书成立于2014年,旗下拥有有书APP、有书共读、有书空间、有书新媒体矩阵四大业务模块。在雷文涛的带领下,有书发展成为终身教育服务平台,在知识付费领域逐渐崭露头角,并占据一席之地。

创办有书之前,雷文涛曾经尝试过在线教育,后来进行了转型,原因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团队的基因做出的选择”。

雷文涛说:“我自己就是阅读的受益者,上学时我就很爱看书。现在回头看,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我会更关注社会动态,思考问题会更深入,这对我现在的创业以及对事情的判断,都有很大幫助。”

雷文涛坚信,中国社会正在不断向上提升,全社会的阅读状态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基于这样的趋势判断,2014年,雷文涛带着团队启动有书项目,推动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

“时间也验证了当时我们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几年,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厚。终身学习这个词,在2014年听着还很高调,到今天已经没有异议,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雷文涛对记者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电子书阅读量是3.26本。2020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本,电子书阅读量是3.29本。不难看出,我国国民的纸质图书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接触率都呈上升趋势。

回顾转换期的岁月,雷文涛感叹:“思考很重要,我们走的路都是基于之前认准的价值点,然后不断探索。后来,创业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遵循了科学的创业方法,是从假设到验证再到试错的一整个周期,不断探索,最后找到一些突破口。”

回归教育本质

“知识服务不同于现今的教育,但更接近于教育的本质。”在雷文涛看来,教育不是一个点的行为,而应该是一种持续的行为,要促进人的持续发展。

“我们内心想做的事情就是促进人的发展,这样大众能够进入学习的状态,而不是简单复制之前的教育模式。这种持续学习的状态,最终能够使人的生活发生转变,拓展人生的可能性,让生活变得更好。” 雷文涛说。

雷文涛  图/朱浩铨

有书创立的使命是什么?2016年,雷文涛他们给出的定义是,帮助人们持续、系统且高效地获取所需知识。到了2020年,在品牌升级过程中,考虑到要把创造的价值落地,加了一句话:让人人都能享受终身成长带来的美好生活。

“表面上看,我们不是一个传统教育公司,但我们实际上在做回归教育本源的事情。”雷文涛兴奋地说,“比方说,通过终身学习可以让人拥有更好的人文素养,让人对生活的感知变得不一样,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愉悦感。”

第一个1000万

回忆起用户数量从0到第一个1000万的突破,雷文涛依旧很激动:“我们初创团队就10个人,7个都是搞技术的研发人员,因为最早我们是做APP的。但是,当时为了把平台做好,整个团队围绕一个目标开展工作。作为负责人,那个时候我会写书稿,去做平台的小助手,带着大家活跃社群。”

2015年底,有书发起的“有书共读行动计划”推动用户每周读一本书,并进行分享,在这一计划基础上,有书在2016年突破了1000万用户。积累了第一个1000万用户后,有书其他业务也随之发展壮大,资源愈发丰富。

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在《心力:创业如何在事与难中精进》一书里评价道:“有书的商业模式很好,内容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都很低,没有库存,也没有应收账款,并且能够不断地吸引内容生产者加入其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是个模式轻、中间环节少又符合时代发展大趋势的项目,我们一拍即合。”

在达到第一个1000万用户5年之后,今日的有书已拥有6000万用户。“我们能做起来,得益于我们所处的时代。”雷文涛说。

“作为企业,一定要创造增量的价值。只要我们能够为社会创造增量价值,就一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学科在做‘双减,但创新的教育模式是被支持的。”

雷文涛感慨道:“反过来,如果我们创造的价值可以被替代,或者有另一个主体能够创造比我们更好的价值,那我们就要去寻找新的出口。我们不担心政策的变化,因为政策只会支持人去创造价值,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编辑:赵慧    美编:陈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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