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2021-10-18孙力陈杰

党政研究 2021年5期

孙力　陈杰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它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完成这一伟业，有三个十分重要的内在根由。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与中国文化血脉中具有的开放、包容基因紧密相连;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适应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民族化中开拓前进;其三，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构了中国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鲜明地体现在方法论、理论主题和时代内涵的民族化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联系实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5-0074-09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时代伟业，即创立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身成长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均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这一伟业的开拓极为不易，中国共產党能够得以完成绝非偶然。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并更深刻地关联到中国文化的特质，关联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进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建了民族性、时代性的新体系，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溯源

从文化的大视野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形态，是一种外来文化被吸收、消化并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的文化过程。能够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偶然，它有着深深包容在中华文化中的内在机理。

中华文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空间生长、繁衍、展开，犹如千百条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大海，最终形成了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所带来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无数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整合，由此塑造出这一文化极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不排斥其他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和”的文化。

中华文化重视“和”的价值，对其不仅有丰富的论述，而且极为深刻地将它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最早进行这一论说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的史官史伯。西周太史史伯在分析天下的兴衰成败时，做了一段哲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西周将亡，其原因就在于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专断一统，是“去和而取同”。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在“和”与“同”之间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认为这从根本上影响事物的生存和发展。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国语·郑语》）。“和”在这里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是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处事方法和治国方略，与“同”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是单一的、排他的、自我封闭的，因此必然“同则不继”。史伯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方略，导致不同的结果，并深刻影响社会发展。

“和”不仅仅是思想家的论说，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尚书》把“和”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管理原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

儒家思想很重视“和”。孔子从个体行为和治国理政两个层面来论述“和”。从个体行为层面来说，孔子用它来判别两种根本不同品行的人，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使这一行为成为君子和小人的试金石。后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读孔子的这一思想，更进一步揭示两种不同行为的内在根由：“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亲”。从治国理政层面来说，孔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强调“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认为这种行为适用于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行为方式。

儒家经典《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将“中”与“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对“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中和”的立场，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宝贵的政治价值观，汉初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表面上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违背了“和”文化的宗旨，但实际上是利用儒家思想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刘泽华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从汉初开始，各个学派之间的交融合流已经成为时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主父偃、公孙弘等，都是杂学之士，即使是董仲舒，其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等。所以，汉武帝实际上是明倡儒学，实际兼采百家。〔1〕儒学比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特点。

中国“和”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待和借鉴不同的文化、外来文化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这对于整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域外的、远方的文化的交流借鉴也颇为成功，甚至是对于具有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也被善待和养育在中华大地上，这在人类其他的文明进程中，往往会导致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直至产生极大的破坏效应，而在中国，却能够和睦相处、相得益彰，这简直是人类文化史的奇迹。

我们可以把这种奇迹称之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具有相当系统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在中国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就开始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和加以阐释的。予以透视可以发现，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输入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也遵从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视的却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如《六祖坛经》这样的著述，基本依托的是讲中国话语的佛经，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禅宗在基本的人性分析方面，就让佛教皈依了儒家的性善论。六祖惠能认为“人人皆可成佛”，活脱脱地对应了儒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命题。惠能提倡“明心见性”，常言“唯向心内领悟”“即心即佛”，当然是暗合了儒家修身养性、修齐治平的理路。

禅宗对佛教最重大的改造是把“入世”和“出世”结合起来。中国人重视世俗生活，看重祖宗崇拜，如果固守佛教原有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世思想，中国人显然难以接受。禅宗明智地把“入世”和“出世”结合起来，创立了“农禅”的生活方式，即既要“参禅”又要进行生产劳动等世俗生活，所谓“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在家里都可以信佛，可以敬祖宗，与敬菩萨不冲突。融入这些关键性的中国元素，禅宗以及佛教也就大踏步地走进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2〕1959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毛泽东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慧能的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3〕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佛教成功的中国化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中国文化包容性、开放性的代表性体现。这种宝贵的属性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中养育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博大的胸怀。拥有这样一种精髓，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并非你死我活、零和博弈，从而成功地避免了往往一种文化的兴起，就是另一种文化的灭亡，文明不断地被腰斩，无法持久绵恒地发展下去的景况。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数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华民族成为唯一数千年不断成长、不散不离之民族，这就是内在的基因密码。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一大批东方国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都必然要面临如何渗入到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最为成功、取得最伟大成就，诞生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数千年养育的中华文化开放性、包容性的内在基因是难以想象的。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时代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重大命题，但它又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命题，只有将之置于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考量，才能够进一步认识这一命题展开所创造的历史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揭示了最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开始了人类按照社会发展固有的规律来推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建构成功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展开的进程。这种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属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精彩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会画上句号的，但它有逗号，这“逗号”就是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壮丽日出的奠基阶段的伟大作品，它让真理的阳光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终结了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历史。在人类既往的岁月中，从来没有一种思想或理论如此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创造出如此辉煌的社会发展成就。这当然要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阐明。纵观马恩的理论体系，他们首先是创立了唯物史观，提供了正确认识和解剖人类社会的科学武器;继而从剖析商品入手，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确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穿了资本主义是合理的、美好的、永恒的社会制度的谎言，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由此，无产阶级政党诞生，掀起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运动。所以，马恩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阶段，是整个人类从蒙昧到觉醒的阶段，开始了先进阶级用科学理论改造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实践证明，在具体的社会革命中，除了必须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外，还应该研究和把握不同时空条件下，即不同民族、国家以及不同时代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否则，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够取得成功。马恩一方面主要贡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也提出和初步阐述了与民族性、时代性相耦合的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问题。被称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的理论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实际上，是俄国革命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时代性问题凸显出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俄国革命时，俄国革命者意识到俄国国情不同于欧洲发达的工业国，应该如何推进俄国的革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俄国革命者曾经写信请教马克思。马克思在同他们的通信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其中，马克思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考虑民族特性的问题，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那种把自己相关理论泛化的观点，“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的宗师，但他不仅不越俎代庖地指挥俄国革命，甚至坚决反对简单地套用自己的相关理论。这意味着什么？显然已经很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已经把俄国革命同欧洲发达国家的革命区分开来了，意识到俄国革命应该有与自己民族性相吻合的特色和特殊规律，应该予以新的探索和研究，而不是沿用现成的理论。马克思的这一态度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体现得十分清楚。〔5〕马克思的复信有4份手稿，第一封手稿洋洋洒洒写了七千多字，还没有写完马克思就弃之不用，再写第二封，也写了六千多字，仍然在没有写完的情况下再重新着手写第三封，然而也没有终稿。最后的第四稿是完整的回信，但只有五百多字，不到第一封复信的十分之一。特别是终稿没有提及到后来被普遍认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命题。尽管这并不会影响这一命题本身的重大价值。显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大命题，不应该草率、简单地回答。这充分体现马克思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是在于它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的生长点。现实的情况是，一大波非西欧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基础上逐步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如果简单照搬西欧工业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自身的问题，因此，创造不同于欧洲工业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新的重大命题。

列宁首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不同于西欧环境，成功破解了俄国革命一系列新的问题。列宁的成功在于他超越了那些机械理解马恩本本的理论家，他说得很清楚：“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6〕。列宁立足的基点，是俄国的特殊性。他深刻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7〕

应该说，是列宁首开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先河，列宁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地解决了俄国这样的非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而这一飞跃，恰恰是建立在重视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特性和特殊规律基础上的，如果只关注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不注重特殊性的话，就不可能有列宁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称为“奇怪的道路”。他说：“这场伟大革命是由我们这些落后的‘古怪的俄国人开始的…… 应当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8〕而这一“奇怪”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给予宏观的历史透视，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时期，其主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深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特色上来，创造出能够指导不同民族和国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已经创造了典范。列宁去世以后，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9〕。这一定位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颇有價值的。但斯大林认为，这是错误地把列宁主义局限在俄国的范围内，应该强调其国际性。他指出，认识列宁主义必须“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他批评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的观点，指出这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0〕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强调列宁主义的普适性，抹杀了列宁主义的民族特点，这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成长，这种倾向苏共始终没有纠正。

毛泽东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当然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但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发展使命的科学破题，开始谱写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新篇章，即：马克思主义必须要解决民族化的问题，才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当年东方社会问题思考的精彩回应。它精彩就精彩在准确秉承了马克思的思想，没有把他们立足于西欧分析的成果上升为一般历史哲学，而是按照马克思命的题目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苏共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解，苏共中央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尽管由于这一因素在刊印时，将之修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1〕，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百年的奋斗中创造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科学理论的主题和使命，不是由它自身确定的，而是由它应对的时代挑战和社会发展诉求决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展开和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必须把握不同的国情和民族特点;“一锅煮”地推行某一种模式，教条主义地强调统一的“本本”，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其在指挥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握好中国的国情，不懂得中国革命自身的规律。所以，毛泽东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也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伟大成果。非常重要的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开创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发展的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极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所创造的社会发展奇迹来予以证明的，它同样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杰出贡献。

从反面教训看，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与本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不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摒弃民族特色，推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模式化发展，即使在一定的时段内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最终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这样的理论既缺少特定民族的历史根基，也忽略了对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研判，用“本本”和“模式”来应对现实，最终走上了绝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相应地，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必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诉求。中国共产党首先把握了这一规律，排除各种干扰，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它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同时再一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的创新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要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基础性的问题是如何阐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方法论，对于落后的中国、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而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中国的话语、大众的话语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使得具有欧洲语言风格、德意志民族思维方式的先进科学理论，能够被中国民众听得懂、把握得住，这一先进的科学理论才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

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根据日文版、对照英文版，反复了解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结合中国国情，使用了大量中国知识界流行的现代社会科学语汇，最终才完成翻译工作。

比语言表述风格更为关键的，是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指出：“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13〕，“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4〕。1937年，毛泽东完成了“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予以了中国化的阐释。前者精辟论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把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解剖出来，而且是针对中国教条主义的批判性解剖，由此才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长的基石;后者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用“矛盾”的理念阐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使得深奥的辩证法形象生动，并且是完全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两论”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革命实践，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論的核心命题，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在中国扎根和激活了。

在实践论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发展动力。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如果把实事求是放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中，放到认识论的运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强调了什么。认识论的展开是从实践到理论，理论再回到实践当中，再指导实践，再检验理论，再进一步升华，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从实践与理论互动当中可以清楚看到，实事求是强调的是从实践当中重新提升理论，而不是强调理论主导实践的环节。毛泽东在这个命题提出来之前，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即：中国化的问题重在理论创新。所以，实事求是强调了认识论中理论发展的这个环节，从实践当中检验和再次升华理论的环节。这就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动力。

对矛盾论的创新发展，则为科学把握中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方法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基本矛盾之所以“基本”，是因为它深藏在社会表象背后，而治国理政除了要把握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之外，迫切需要妥善处理外化的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并依据国情进行了实践探索。对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战争提供了重要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促进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迅速改变了落后的社会面貌;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中国化。这是因为，只有着眼中国场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嵌入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之中，方法论的中国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同样，方法论的中国化其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适配于中国国情，以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共产国际曾经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推动“整个运动的国际化”，“使每一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的革命利益”〔15〕。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这一框框，实现了革命重心的转移，以适应新的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建构就是：将世界革命的主题彻底转变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上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创造人民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的历史使命又明显区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中华民族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完成了站起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系统阐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16〕。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与之密切相关的革命路线、纲领、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军等问题，也得以理论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引领完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然而，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越俎代庖解决这一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苏联模式，实践证明生搬硬套并不能产生好的效果。1956年，毛泽东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7〕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辛探索，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飞跃，最终形成了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中国完成“富起来”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将引领中国“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深刻改变人类现代化的格局，前所未有地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前所未有地展现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时代性。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反映时代的本质诉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时代最灿烂的精神之花。恩格斯有过深刻的阐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9〕《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分析时代的特点，由此宣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深刻分析，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基本理论前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深入解析中国社会发展与所处时代具有的属性和潮流的内在关联。中国为什么不走西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要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时代的高度予以了深刻的阐释。

毛泽东正是基于时代的分析非常精彩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革命处于“新的世界革命”的时代，“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20〕。近代以来已经落伍的中华民族，要改变面貌争取走在世界的前列，没有这样时代洞悉基础上的理论建构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进程与时代的进程相契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了时代的变化，科学作出“和平发展”时代到来的重大判断，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確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21〕。即为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和创新提供了基本前提。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点，而其创新又展现极为突出的时代属性，即使是在和平发展大时代的判断以后，阶段性时代特征的脉动也充分融入到理论的建构之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紧密关联着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关联着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保持自身先进性，如何应对新的时代挑战的空前考验。科学发展观认识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直面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复杂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避免同一阶段上诸多国家和社会普遍出现的严重问题和尖锐矛盾，从而创造出发展的新路。

党的十八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时代进程更加同频共振，新时代、新阶段的重要定位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依据。首先是新时代的宏观定位，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2〕。这一崭新判断，标定了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时代坐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维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基本依据。新阶段更进一步聚焦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更进一步地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结合起来，谱写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根据时代的脉动牵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站立在时代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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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4.

〔10〕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5-396.

〔11〕〔12〕〔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534，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