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英

在我的家乡——湖南省澧县复兴镇曾家村曾家峪水库边、两棵百岁的桂花树旁，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牺牲的中共湘鄂边区游击司令部政治指导员、中共公安县委书记胡竹铭祖居地。在百年老宅遗址上，一块用作纪念烈士的石碑上写着：“澧县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胡竹铭故居旧址”。

1927年10月22日夜，胡竹铭牺牲于湖北省公安县章庄铺镇松林村齐家峪，年仅24岁。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一块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土地，胡竹铭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04年，胡竹铭出生在湖南澧县复兴镇曾家村一个书香世家。1921年，考入湖南公立商业专科学校（现湖南大学前身的一部分）。1924年，考入东南大学。

坐落在六朝古都南京的东南大学，是革命摇篮、党团活动中心。东南大学的民主、科学精神及优良校风哺育了20世纪20年代一批优秀儿女。刚进校门的胡竹铭风华正茂，激情澎湃，扑面而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气息，使他应接不暇。1924年初，以东南大学为主的一批年轻学子在东大梅庵成立南京社會科学研究所，宗旨是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胡竹铭成了这里的常客。

1925年3月12日，东南大学举行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高度评价孙中山毕生致力于革命的丰功伟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训诫使胡竹铭深受启迪和鼓舞，他撰写了《二十生日感言》《金陵见闻杂记》以及长江各埠考察等作品，提出消灭剥削压迫、推进民主科学、打倒反动统治，才是有志青年之追求。他与同学们一道全力投入五卅运动及工人运动。

胡竹铭对打开思想牢笼，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此时，他又关注到长江岸边一所更具革命精神的学校——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这里是中国近代以来教育改革的先驱，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塑造革命者的摇篮。1926年7月，胡竹铭毅然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学校的教育原则“学习科学知识，造就革命人才，拥护工农利益，建设民主的新社会”，胡竹铭在这里如鱼得水。

武汉大学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汉俊、陈潭秋、李达、董必武、周佛海等5人曾在武汉大学求学和开展革命活动。

在刻苦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胡竹铭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思想，找来中共一大到四大的报告悄悄研读。他逐渐认识到，在当今之中国，只有共产党最能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也只有共产党能挽救中国山河破碎的局面。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开展打倒列强除军阀，全力推动北伐战争和领导工农运动，在湖南、湖北等北伐战争经过地区加紧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接应北伐军。

胡竹铭感到，拯救民族、投身革命的机会来了。1927年1月，他在武汉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式在武昌高师附小召开。几乎同时，陈独秀第二次来武汉大学做演讲，胡竹铭近距离地感受、聆听，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争取党组织派遣，告别校园参加革命活动。

全身心投入党的活动

胡竹铭受党组织派遣在湖北蒲圻（今赤壁）茶庵岭开展工作，从此正式走上革命生涯。茶庵岭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蒲圻中心县委所在地，被后人称为赤壁的“延安”。胡竹铭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刚成立的蒲圻县委工作。短短几个月，他以办学为名到各个村庄向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道理。

1927年2月18日，蒲圻县农民协会正式召开，1000多人参加会议，讨论了农民运动的性质、政策、发展方向，组织领导农民向土豪劣绅清算，展开减租减息斗争。仅仅3个月时间，蒲圻县农民协会发展到10个区75个乡，农民协会会员达5万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亟待重新发展。这年8月，胡竹铭被任命为中共湘鄂边区游击司令部政治指导员（司令员为张星川），兼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

为了掌握和扩大党的武装力量，1927年9月初，胡竹铭联合湖南省澧县党组织召开了三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邹资生（湖南澧县人，后任工农革命鄂西特务大队队长，1929年牺牲）、段德昌（湖南南县人，后任红六军军长，1933年牺牲）等60余人。会上研究了武装斗争的队伍建制、行动组织、攻击目标等问题。胡竹铭将两县的进步武装力量计600人枪编为3个师，分别由樊学赐（湖北公安县人，公安县人民自卫团领导成员，1928年牺牲）、邹资生、熊伯范（湖南澧县人，澧县“挨户团”团长，后成为反革命头子，是谋杀胡竹铭烈士的凶手）任一、二、三师师长，并颁发了委任、关防。此外，还由胡竹铭、邹资生介绍吸收了樊学赐等人入党。

会后，胡竹铭指挥邹、樊两部驻防湖北公安县郑公渡。此时，正逢国民党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率部经此开往沙市，邹、樊两部勇猛追杀，缴械200余人，获步枪100余支，在郑公渡河中消灭敌人数十人。

在蒲圻、公安、澧县，胡竹铭的革命思想和组织才能得到初步展示，他的信心和劲头更足了。

打响湘鄂西秋收暴动第一枪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正式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号召以革命基础好的湖南、湖北等省为中心进行秋收暴动。

湖南、湖北两省省委制订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根据湖北省委安排，公安县被确定为秋收暴动的重点县。

带着党组织的重托，胡竹铭携带《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和“两湖暴动计划”奔走在湘鄂边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1927年9月10日，鄂西特委和公安县委在郑公渡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做出以公安县人民自卫团为主力，发动公安江陵农民起义，首先攻打弥陀寺“卞永丰”的决定，并指定胡竹铭等组成暴动指挥部。

弥陀寺位于公安县与江陵县交界处（今为荆州市荆州区弥市镇弥市老街），是江南重镇。“卞永丰”是地主、资本家卞志高的号匾。卞志高为了欺压百姓、保护不义之财，还装备有100多支人枪的保商团。老百姓早就对“卞永丰”恨之入骨。

9月22日寅时，作为主力的公安县人民自卫团和各区农会、梭镖队等配合力量全部进入阵地，随着三颗信号弹发出，冲锋号吹起，弥陀寺四面八方燃起1000多只火把，火光伴着呐喊声和枪声，惊醒了保商团。胡竹铭指挥战士们抬着榨油的撞杆，撞开了“卞永丰”商号的沉重铁门，农会会员们冲进卞家大院。100多号团丁低头放下枪，在“卞永丰”大门前跪成一片。卞氏族人和镇上的富豪乡绅十几个人低头排成一队投降认罪。“卞永丰”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弥陀寺由江陵县委接管。

弥陀寺一仗打响了湘鄂西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枪，与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遥相呼应。这大大鼓舞了湘鄂边区广大人民的革命斗志，锻炼了农民武装，培养了革命骨干，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汉口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刊发了相关报道。

血洒齐家峪

1927年9月秋收暴动后，敌人重兵“围剿”，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以公安县武装力量为基础，组成湘鄂边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8日，中共公安縣委书记胡竹铭、委员刘煊（湖北公安县人，1927年牺牲）带领游击队三支武装力量共100多人向石子滩靠拢。他们决定立即和澧县“挨户团”团长熊伯范联系，拟将熊的队伍收编后，一道前往松滋县。

不料，熊伯范见形势于己不利，表面上同意收编，暗中却策划消灭公安县革命武装力量。他决定施计把中共公安县委的武装夺过来，并迅速与当地匪徒蒋海峰、刘春山等人勾结，布置了3倍于胡竹铭所率队伍的兵力。

10月22日晚，熊伯范调虎离山，捎信给胡竹铭说门炳岳部队（国民党武装）已从外面追来，部队必须赶快离开石子滩，去舒家铺集结。其时，熊伯范已带20多人枪到了舒家铺，住在齐家二屋，之前，熊伯范的另一支队伍也住齐家二屋，而公安县委的武装和领导成员则住齐家大屋。

齐家大屋和二屋坐落在齐家峪，一南一北相距不过300米。这里系丘陵地形，岗上有大片松林，非常偏僻。大屋为三重高大瓦房，二屋有五重。部队住下后，熊伯范以入党积极分子并即将加入共产党的名义请公安县委负责同志去二屋开会。胡竹铭被领进二屋的第五重右厢房内，两名护兵留在室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

深夜，胡竹铭主持熊伯范的入党仪式并研究下一步党组织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屋外突然响起连续枪声。熊伯范里应外合，闻声退出，将胡竹铭等人逼到里屋，命两个短枪手对其连连开枪，胡竹铭赤手空拳与之搏斗，冲出房间几步后中枪倒地。胡竹铭被害的同时，熊伯范的另一支队伍又包围了游击队驻地齐家大屋，经过短暂战斗，公安县委领导全部遇难，100多名游击队战士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敌人乱枪扫射，乱刀砍杀，大部分壮烈牺牲。

胡竹铭等3位领导人的遗体，由齐家一伍姓长工掩埋在湖北公安县章庄铺镇松林村。

胡竹铭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来不及实现他更大的革命抱负，更没有看到新中国建立和共产党执政，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4岁。

近一个世纪以来，胡竹铭的乡邻和族人都为他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感动着，激励着。他没有直系后代，也没有一篇全面记录他的文字。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同村乡邻，我通过多方调查考证，写了这篇可能还有些瑕疵的文字，以此作为对烈士的追思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