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辉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湖南农村的“双抢”结束后，普遍出现了旱情。为确保晚稻不减产，男女社员一齐出动，奋力抗旱。

抗旱车水的工具有筒车、三人脚踏车、四人脚踏车、四人踩车和单人手车。

筒车是古人一项自动化提水的大发明，它利用江河水流推动大车轮转动，把水一勺一勺不断地舀上来，倒往岸上的木制水槽里，再自流到几十米、上百米外的稻田里灌溉农作物。当年湘乡县城涟水对岸就有一个，我少年时去湘乡，常到那里看稀奇，往往一待就是老半天。

我的家乡附近没有江河，筒车用不上。脚踏车装有坐人的架子，上面架一块长条木板做凳子，三人或四人坐在上面，双手扶着胸前的一根横梁，一齐用力踩踏各自的四个木锤子，使车轱辘转动，带动龙骨水车把池塘里的水提上来。

单人手车用两手握住两个拐子，交替用力拉动，使小轱辘转动，带动小龙骨水车提水浇田灌溉。

踩车结构与脚踏车相近，但它没有坐凳，三人或四人扶住车架上一根木制横杠，利用身体的重量，加上两脚交替用力踩踏车轱辘上各自的四个小踏板，以此来带动较大的龙骨水车向上提水。

我的家乡多用三人脚踏车和单人手车来车水抗旱。

那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不懂得种植水稻要晒田。本来水稻分蘖（，指小麦、水稻在地下或近地面的茎基部发生分枝）到一定阶段，就要让稻田晒得半干，防止无效分蘖生长，可保稻穗籽实饱满，大大提高水稻产量。过去，农民只知道遇到大旱之年，要么颗粒无收，要么稻谷丰收，就是不会总结经验，研究规律。

直到20世纪80年代，浙江师傅来湖南传授经验，大家才学会晒田技术。以前，只知道要灌溉到水稻成熟的前几天。这样既增加了抗旱难度，浪费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又生产出了大量乙谷子（瘪谷）。

白天烈日太毒，晒得社员们汗流浃背，一层层脱皮，皮肤颜色活像扣肉皮，一个个成了黑人，实在受不了。他们只好白天少干活，靠夜晚加班三四个小时来车水抗旱。

湘潭地区以丘陵为主，平地少梯田多，要把池塘的水送到几十米高的层层梯田上去，非用八九上十架脚踏水车不可，出动男女劳动力几十个，一级一级同时向上提。男社员个个赤膊上阵，为了减少裤裆对腿部皮肤的摩擦，有的男性沿用传统方法，干脆不穿裤子，只系一条土机布围裙。有的水车装在大路上，女性走路必须在车架下通过，男社员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醒她们：别抬头往上看，赶快低头跨过去！

位置在最下面的水车，必须安装在池塘边，龙骨水槽大部分伸到池塘里。为了不让它上下沉浮、左右摇摆，就必须用水梯固定它。

水梯是一架约1.3米高的木梯，树立在塘水里，然后将龙骨水槽的末端架在上面。因为装水梯必须脱裤下水，年轻人都不愿干，大家每次都推举50多岁的唐老伯下水。

唐老伯是一个不辞辛劳又十分幽默风趣的老农，不讲价钱，立即脱裤，准备下塘。

皓月当空，繁星满天，流萤点点，清辉洒遍田野，蛙声此起彼落。夜色朦胧中，多架水车一级级接力车水，一齐奏响“吱呀、哗哗”的交响乐，加上社员们的闲谈欢笑，场面十分壮观，也是乡村一道好风景。

不过，这种三四人配合使用的水车有一个缺点，就是谁用力谁不用力基本看不出，狡诈者装模作样，诚恳老实者累得双腿酸痛难当。

有一个叫周洪的社员经常耍奸，出工不出力。别人大汗淋漓，他也很卖力地跟着踏一踏。有人问他为什么很少流汗，他说：“我是蛇性人，本来就没汗。”

每次夜里车水抗旱，生产队就安排加餐，派两个女社员煮饭、炒菜，不论男女，平均每人一斤米。没有鱼肉，煮几大碗腌菜汤，炒几碗辣椒下饭。大家都很能吃，肚子里似乎能赶进去一头牛。女性只能吃下七八两，剩下的都被男子汉一扫而光。我每次也能吃一斤半，占了别人半斤便宜。

周洪更滑稽，他一碗接一碗，吃得满头大汗，衣服也湿了。有人打趣他：“你车水不流汗，为什么吃起饭来却汗流不止呢？”他笑一笑：“一点汗也不出，我又不是一条死蛇子！”

有一个叫汤雪的男社员，牛高马大，能吃会做。厨房离饭桌十几米，他嫌太远，舀一碗饭边吃边走，刚回到八仙桌旁就碗底朝天了。他无暇落座，夹一点辣椒往口里一塞，回头又往厨房去舀饭，如此来回走个不停。吃了几碗，他觉得这样太费事，干脆站在饭锅边，装一碗吃一碗，不夹菜了。就这样连吃了十几碗，然后打着饱嗝回家睡觉。

有一个外号叫“张剃头”的社员对于吃集体饭更有经验。他私下对几个好友说：“集体开餐，要看饭足不足。如果尽大家吃，可以细嚼慢咽；如果饭不足，就必须狼吞虎咽。更关键的是，要拿一个大菜碗，第一次少装一点，赶快吃完，抢在别人前面装第二碗。第二碗要装满、压紧，上面加一个山堆。這样，你就不必性急，可以慢慢吃了。如果第一碗太多，耽误了时间，你再去装第二碗时，饭锅里的饭就没有或不多了。”好友们深受启发。

有的人为了节约自家的粮食，竟不吃晚饭来参加车水几小时，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咬牙坚持下来的！

改革开放后，农村通了电，有了大型抽水机、小型潜水泵，传统水车绝大多数做了柴火，极少数进了博物馆，那种激动人心的抗旱大场景成了中老年农民几分辛酸几分美好的珍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