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科学家通过量子物理学的研究发现：人死之后，一切物质元素虽处于停顿状态，但人的意识讯息依旧运行不止。这种神妙难测的东西，世人或谓“灵魂”，科学家则称之为“量子讯息”。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把它扔到一边，它不过是一堆纸，处于一种“停顿状态”，但它的“量子讯息”依然在不知不觉中释放出来，不同层次的读者或同一个读者随着心智的不断成长在不同时期内都会接收到不同的“讯息”。据说有位诗人时常把某位心仪的外国诗人的原版诗集放在床头，虽然不懂原文，但闲来摩挲一番，也能得其仿佛。这里头，想必也有一种无法形诸文字的“讯息”吧。有些文学作品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即便把它放在书柜里，不去碰它，它也会在某些时刻向你释放这样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原因呢？是这些文字已经变成一种非物质的东西进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很有可能会在别的书里面与之会面：原来读过的文字里面的灵光与眼前的文字交相辉映，在同一时刻突然照亮我们的眼睛。我少年时期就开始读杜甫与鲁迅的作品，读了也就读了，心尚朦胧，谈不上有多少心得。后来读多了就慢慢觉出，杜甫最好的诗、鲁迅最好的文章，大都是在中年时期写就的。现在，我重读那些伤于中年哀乐的作品，似乎可以更敏锐地接收文字里面透出的“讯息”，并且也能或多或少地找到一种对应的感觉。

杜甫一生写过不少好诗，但好诗之于每个读者自有不同的“好”。我在青年时期曾试着读了一些杜诗，但始终觉得他离我很远，于是放下。到了中年，再读，杜甫就离我近了些。有一回，送走一位朋友，无意间读到《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感觉杜甫就在眼前。之后我读了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内心还有一些余绪，又接着读了此诗，觉得那个吕纬甫仿佛就是杜甫了。《赠卫八处士》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从东都洛阳回华州途中访友后所作的一首五言古体。之前一年，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华州这地名屡经更改，杜甫出任期间，华州已从华阴郡改回来。这意味着，朝政已经发生了变化。杜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终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司功参军是什么官职？用现在的行政职务来看，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吧。而事实上，这位“唐朝的教育局局长”不是一般的忙人。冯至在《杜甫传》里面把他的职责罗列了一下，主要是负责祭祀、礼乐、选举、医筮、学校、考课等事，可见，教育还只是其中一块。时逢战乱，单位薪俸微薄，家中存粮不多，这个“教育局局长”眼看是当不下去了。759年春，杜甫回洛阳老家看望亲朋故旧之后又急匆匆返回华州。这一路上步履不停，写诗不辍，所见所闻，有诗为证，行迹宛然。从《钱注杜诗年谱》来看，杜甫这一年写了不少像《三吏》《三别》《赠卫八处士》之类的以记事为主的五言古体。五言古体与七言古体均属古风，有别于那种格律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杜甫在动荡不安的境遇里每每喜欢采用一种修辞相对简单、形式趋于自由的五古来写，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他通常喜欢写那种修辞讲究、形式严谨的格律诗。按照冯至的说法：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也是他的“进步性”达到顶点的一年。前半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道上奔波，后半年则跋涉于陇蜀途中。然而，一个被饥饿与梦想所驱的诗人即便在苦旅恶道中也要坚持写诗，其中就有这首貌古言朴的《赠卫八处士》。卫八是谁，住在哪里，杜甫在诗中没有明言，注家也没有考证出来。杜甫何以要拐一个弯去拜访卫八，我们也不得而知。也许是连日阴雨，引人犯愁，他要跟老友一诉衷肠；也许是旅途奔波，身心俱疲，他要找个地方暂驻。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喜欢广交朋友，也写了不少类似的“社交诗”。他在春天拜访卫八处士是有意的，这叫相见；在落花时节遇见李龟年则是无意的，那叫相遇。相见是我来结缘，相遇是缘来找我。见与不见，遇与不遇，都是缘分。丧乱之年，很多朋友说散就散了，说走就走了，每见一面，都有可能是最后一面。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与老友相遇，喝上一杯酒，说上一席话，自然是值得珍念的一件事。

也不知为什么，我每回读到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时，也会把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拿来与之对读。读着读着，我就能对诗与小说体味更深。一诗一文，有着相似的主题：杜甫写的是春日访友，而鲁迅写的是冬日与老友在一家小酒馆相遇。人生最美好的三件事就是：与离散多年的亲人团聚，与所爱的人相遇，与老友对饮。他们写的就是与老友对饮。

杜甫是“我们的诗圣”，而鲁迅是“我们的文豪”。但我们探讨文本时，最好避开“诗圣”与“文豪”的万丈光芒，把他们还原到那种自然的日常状态中去，从细微处谈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安史之乱后，杜甫的诗日见凄苦，即便是在春天，也没有什么好景可看，花开的是愁颜，鸟叫的是秋声。一个来到春天的人，身上似乎还带着冬天的寒气。这本是一首相见欢的诗，但诗人起头便是写“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星在西，商星在东（严格地说，是一个在东侧，一个在西侧）。如果参照西方的星座来看，参星即猎户星座中最亮的星，商星即天蝎座中最亮的星。此星上升，彼星沉落，两不相见。张岱的《夜航船》一书卷一“天文部”就谈到了参商二星：

高辛氏二子，长阙伯，次沉实，自相争斗。帝乃迁长于商丘，主商，昏见；迁次于大夏，主参，晓见。二星永不相见。

在参商二星之后，张岱又谈起了金星。金星，民间叫太白金星，只不过，它在黎明之际闪耀于东方的天空，人们称之启明星，在黄昏之际则闪耀于西方的天空，人们称之长庚星。正如澹台灭明不是两个人，启明长庚亦非两颗星。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幼时曾得法名长庚，而周作人得法名启明。于是就有论者认为，长庚与启明这两个名字便预示着周氏兄弟之后不复相见。有意思的是，鲁迅曾多次把自己的法名或笔名借给小说中某个人物，比如《在酒楼上》那个顺姑的伯父就叫长庚，此人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那副毒舌却令人难忘，鲁迅如是描述，好像是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鲁迅从自具一肴到搬出去居住，再到辗转各地，乃至最后迁居上海，与周作人之间相隔的距离越发遥远。他后来出杂文集，在题记后曾用过“宴之敖者”这个笔名。假如说他当初取名“长庚”并非出自本意，那么，取名“宴之敖者”则可见出他的用意。鲁迅本人后来也曾与许广平这样解释：“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正如他把“长庚”这个名字借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他也把“宴之敖者”这个笔名借给了《铸剑》中的一个黑衣人。鲁迅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弟兄》，似乎在向周作人示好，但他们终究还是没有握手言和。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就好比东有商星，西有参星，这仅仅是一种天文现象，而我们往往把这种现象视作某种天意的物质表达。离，是天意；聚，亦是天意。天意不可明违，人情犹可暗系。周氏兄弟雖然至死不相来往，但他们还是时常在文字里面相见，鲁迅无论到哪里，总不忘读一读二弟的文章。而周作人晚年，也写了大量与鲁迅或鲁迅小说有关的文章。不相见，有不相见的理由。同一枝上的花与叶可以相忘于春天，同一卵生的鱼与鱼可以相忘于江湖，有时也许比相见更好。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上面写到天象，下面就带出人事。这种手法，在杜诗中是较为常见的。略有不同的是，从星光忽而转到烛光，仿佛带点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这两束光一远一近，交替在一起，映显出一个幽暗、空阔的背景。“参与商”“灯烛光”作为空间表象，有相同的特点：发光。两物相照，意味已是深了一层。但细细寻绎，二者又有不同的隐喻。前者让人感受到两不相见的寂寞，后者却让人感受到相逢的喜悦。时代的荒凉、人世的荒凉和内心的荒凉，使我们的诗人在旅途中益发渴望“共此灯烛光”的温暖。“灯烛光”是可见可感之物，在那样的夜晚虽然显得那么幽微、短暂，却能让漂泊者略得一丝安慰。

这句诗，也让我想到了海明威一篇小说的题目《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在那个短篇小说里，只有独饮，没有共饮。餐馆里独饮的老人叫什么名字、那位年长的侍者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得而知，饮者不留其名，但留下了一片空白，也因之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想象。事实上，在小说的空白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缥缈难凭的“虚空”的感觉。当深夜两点餐馆打烊之后，小说由外焦点叙事转向内焦点叙事，侍者开始自说自话，这时候，人称也发生了变化，短短一段文字里交替出现了三种人称：你、他、我们。从表面看，侍者的独白显得有些混乱，实则是叙述者故意使用的一种手段。三者指向的是同一个人：侍者。与之对应的一个词就是虚空。在这里，作者故意戏仿《主祷文》《传道书》的句子，跟我们聊聊虚空为何物。因为虚空，侍者在长夜漫漫无以打发之际还要去别人的酒吧喝上一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当时为什么会对年轻的侍者说出这样的话：“我同情那种不想睡觉的人，我同情那种夜里要有光亮的人。”生活诚然需要光亮，但光亮所及之处皆为虚空。如果说《一个明亮干净的地方》写的是虚空，那么，《在酒楼上》写的就是无聊。这篇小说弥散着一股无聊的调调，跟文字间透出的冷色调融混在一起，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说的“鲁迅的气氛”了。鲁迅的小说，用笔虽简，却喜欢一层又一层地营造一种气氛，用鲁迅本人用过的一个词就是“氛围气”。林斤澜谈到《在酒楼上》这个短篇时，认为它的结构是回环的：“从无聊这里出发，兜一个圈子，回到无聊这里来，再兜个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层无聊之痛，一份悲凉。”《赠卫八处士》没有提到什么虚空无聊，但我们隐隐能感受到那样一种“氛围气”。世界被万物充盈，但处处都是虚空。我们的肉身化为虚空之前也曾见证虚空，但我们至少在今夕、此刻，还拥有一点灯光、一杯酒。这就足够了。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每每读到这一句，我就会想起《在酒楼上》中的一段对话：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我也万想不到”

周作人读了《在酒楼上》，一眼就看出，小说中的主人公吕纬甫身上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写范爱农的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多年后相遇的对话：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这是鲁迅在革命前一年的春末，在故乡做教员时，有一回参加朋友的聚会与范爱农相遇的情景。鲁迅这样描述范的容貌变化：“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而在小说中，多年不见的老友吕纬甫的面貌也变得分外憔悴：“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黑发变白，韶颜变老，不变的是友情。杜甫给很多老朋友写过诗，篇篇不同，篇篇有情。梁启超称“诗圣”是“情圣”，这个“情”字当然不指狭隘的男女之情。事实上杜甫写男女之情的诗作极少，这一方面，老杜的确不如人家小杜。但就我阅读所及，他那首赠内的《月夜》，质朴，含蓄，倒是胜过很多唐人的情诗。

衡之鲁迅，在情感表达方面也多含蓄。鲁迅毕竟不是新月派诗人，也不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他的笔调，真的不太适合写爱情小说或情诗，他的《伤逝》也许可以算得上是爱情小说，但也有人说是别有寄托的。这一点，他跟老杜有些相似，他们写情，不着眼于男女。概言之，他们写的是人，是人性，或人之常情。他们写得最好的作品大都超乎男女之情，但又是很深婉的。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两句诗极容易让人想到鲁迅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也容易讓人想到鲁迅另一首悼范爱农的诗中的句子：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散尽”有两种：一种是生离，一种是死别。一半还是人，一半已成鬼。生离死别带来的伤感，《古诗十九首》有之，《赠卫八处士》亦有之，人虽不同，其情则一。那个“常怀千岁忧”的人与“惊呼热中肠”的人也可以说是异代而共情。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谈到安史之乱后（756—791）的一种文学现象时认为：除了王昌龄被一名地方官杀害死因不详外，没有任何知名的文学人物死于安史之乱本身。从中我们也约略可知，所谓“访旧半为鬼”，大都是一些“无名鬼”，他们活着的时候，寂寂无名，住在陋巷、茅屋里。但有些“无名鬼”即便没有录入唐诗史的“录鬼簿”里，也有可能写到杜甫的诗里面。这样的人物实在太多了，我们无法一一誊录。

《在酒楼上》里面，“我”寻访了几位原本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但他们早不知散到哪里去了；而吕纬甫过年回乡，也曾寻访亲故。两个访旧不遇的人就这样在酒楼不期而遇。此间，吕纬甫主要讲述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迁葬，亦即把一个早夭的弟弟的骨殖迁葬至别处；一件事是把回乡途中所买的一朵剪绒花送给邻居的女儿顺姑，结果发现她已得痨病去世。这两件事，或近或远，互不相属，但通过细节的勾连，就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这里说的是两件事，其实都是与死者有关的一件事。“死者已矣”，但生者还是要继续。问题就在这里：如何继续？有些人虽然活着，却没有多少活气，“简直像鬼一样”，这是鲁迅常常慨叹的。

“惊呼热中肠”，这个“热”字亦是冷到极处的一种心理反应。在杜甫的诗中时常出现这个“热”字，如：“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肠内热”与“肝肺热”，就是把感觉转变成触觉来写，有点近于我们常说的“五内俱焚”“忧思如焚”。

在杜诗中，常常可见物理与人情的交替叙写——细推物理，却又说出一些很近人情的话。“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八句诗，难免会让人想起《古诗十九首》中几乎可以对应的诗句，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参与商的相违、幽与明的相映、人与鬼的相隔、今与昔的相对，在这八句诗中一一呈现，而我们也能隐隐觉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鬼之间的关系。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这首诗前面部分采用比兴手法，至此，是采用赋体（平铺直叙的手法）来写，有点像古典小说中常用的那种白描手法，叙事状物都很直接。也就是说，诗人只是把一件事简简单单、明明白白地讲述一遍。“焉知”二字下面悬着沉沉的“二十载”，但诗人在随后的段落里，纯以白描式、口语化的句子来写，一下子就让整首诗化重为轻，连节奏也变得明快起来。杜甫与卫八已有二十年没相见，而“我”与吕纬甫也相别经年。对杜甫来说是重上“君子堂”，对“我”与吕纬甫来说，则是重上“一石居”酒楼。老友相逢，大可以从记忆的稠密褶皱里翻找出一些有得聊的话题。吕纬甫大概是压抑得太久了，一见面就是大吐苦水，甚至用自嘲的口吻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而“我”的回答是：“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

杜甫一方面抱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一方面也在梦想着这样一种安稳的小日子：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茅屋，身边围绕着自己的亲人和鸡犬。可是遭逢乱世，身为一个地方官员，即便不必征伐，可免租税，其生计也十分艰难。他所依仗的朋友要么被贬到很远的地方，要么处于失联状态。他在虚幻的理想与具体的困境之间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挣扎，丝毫无法改变国运和个人的命运。759年春，他已经动念辞职，可是，哪里又有他的容身之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他拜訪了自己的老朋友卫八。我们可以想象，杜甫“重上君子堂”那一刻，头发和胡子定然是乱蓬蓬的，面色定然是憔悴的，衣着定然也是破旧的，总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怎样的，他大致上也是怎样的。

前面说过，吕纬甫的原型就是那个也曾寄食于朋友家，也曾“在各处飘浮”的范爱农，他期待的是：有一天，收到电报，说是鲁迅让他去某地赴任。杜甫在最困顿的时候，也曾这样等待老朋友严武或高适哪一天给他回信，让他过去做幕僚什么的。杜甫也确乎等到了“重上君子堂”的那一天，可他穿州越府、腿为口忙，“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卫八与杜甫相别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结婚、生子，无非这两件事。这是人生的两件大事。

吕纬甫与“我”阔别多年，从对话中可知他在太原一位同乡家里教书。之前做过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却也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吕纬甫年轻时，也曾意气风发，比如到城隍庙拔掉神像的胡子，比如连日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之后随着境遇发生变化，整个人的面貌与思想也随之改变，不仅让老朋友见了惊讶，连他自己都深觉讨厌。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他的生活中已经没有“诗与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吕纬甫谈的是过往之事，但作者时常会描述一下酒楼周边的环境，以近景来烘托那种悠远的意绪，仿佛把读者的目光从近处拉到远处，又从远处拉到近处。

在杜甫这首诗中也可见出或远或近的时空层次：从空间来看，“参与商”是远，“灯烛光”是近；与之相对应的是时间的远近，“昔别君未婚”是远，“儿女忽成行”是近。从总体来说，这首诗是以远见近，到了后面则以近见远，写到明日、山岳、生死，就仿佛有一个镜头，由远而近，再由近而远。试看前面六行诗，每一行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前面一句与时间有关，后面一句则与空间有关。一二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关乎时间，“参与商”则关乎空间；三四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今夕复何夕”与时间有关，“灯烛光”则与空间有关；五六句“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少壮”与时间有关，“鬓发”则与空间有关；七八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旧”指旧日的朋友，与时间有关，“惊呼热中肠”指人的一种异常表现，与空间有关；九十句“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昔”与“忽”与时间有关，“君”与“女儿”则与空间有关。这样的句式，连续出现，想必是诗人无意为之，却让人有一种时空腾挪、愁肠翻转的感觉。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杜甫写朋友聚首，是从“不相见”写起，语调凄然，及至“怡然敬父执”时，语调忽而一转，字里行间也见怡然之色。我们可以想象，卫八家的孩子一大堆，高低错落地站着，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仿佛还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拖着鼻涕“问我来何方”的孩子的可爱模样。

“问我来何方”。杜甫写到这一句时，也许会摇笔苦笑一声，也许还会自问：我究竟来自何方？来自洛阳？洛阳已无亲人。来自华州？华州终究不是久留之地。来自长安？长安已非昔日的长安。但这些话，杜甫不会向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们吐露。他会说一些让人高兴的话，一问一答，都应该是欢快的。诗与小说毕竟不同，诗中不必把那些琐屑的话一一和盘托出。不说，自有不说的妙处。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759年春天，那位被称作卫八的处士并不知道，他家的茅屋迎来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但在他眼里，老杜还是老杜，他一直把他当老朋友看待。老杜当了高官，他没有仰视，老杜混得很不堪，他也不会轻看。他见老杜那副情状，就知道这官当得很不顺，日子也过得不怎么好，因此，未及细问，先招呼儿女：上酒。上什么酒，并不重要，有了畅饮，就有了畅叙。

《在酒楼上》里面，“我”在“一石居”刚坐定，就对着堂倌嚷道：“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照周作人的理解，“一斤绍酒”是北方说法，绍兴本地人只叫作“老酒”，数量也是计吊、计壶，不论斤两的。可鲁迅为什么要那样写？这是因为小说中的“我”在北方待久了，日常用语、口味也北方化了，回到故乡，反倒把故乡当作异乡，“一斤绍酒”冲口而出，也难免带着外方客人的口吻。这好比一个人同家人、邻里经常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面，直呼其名，如果连名带姓喊必是显得生分。反过来说，只有外人见了面，才会郑重其事地喊出姓名来。当“我”说“一斤绍酒”时，“我”是不知不觉把自己当作故乡的“异客”的。“一斤绍酒”对应的是后面出现的一句话：“客人，酒……”“我”被堂倌当成客人，是合乎情理的，但“我”难道没有从中觉出一丝异样？在小说中，一个人回到故乡，本来就有一种“客中的无聊”，此时突然间破空传来一声“客人，酒……”还是让人微微一惊。如果说“梦里不知身是客”，此时打了个激灵，方知此身是客。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卫八处士招待老杜的，是寻常的下酒物。诗中写到的下酒物唯有韭菜与米饭，也许还有别的，但诗人写的是诗，不是菜单，无须一一罗列。在那个年头，在那样的普通人家，韭菜摆上桌也不会显得寒碜。要知道，凶年恶岁，百姓被官兵与叛军“割了韭菜”，家中已是别无长物，这一晚能吃到一盘韭菜，也是难得之至（你也别指望人家卫八会用韭菜做一盘全麦韭菜盒子什么的）。759年下半年，杜甫避居陇右，一位朋友曾送他三十束薤菜，杜甫欣喜之余写了一首诗表达谢意；后来他向一位族人求取薤菜，也写了一首诗。古时，薤菜与韭菜列为五菜，在今天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在那时也算得上是救荒之物。杜甫既能写花花草草，也能写寻常的蔬菜。因此，他比起同时代诗人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他写高远之思，总是从身边的细小事物写起。他把乡间一些带有贫寒气息的东西写出来，也能带出几分暖意。

“夜雨剪春韭”，这五个汉字里面尽是颜色与声音。有一回，我在村口看到老理发师给一个孩子剪头发时，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想起“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和“春雨剪春韭”这两句诗。这两首诗里出现这个“剪”的动词时，为什么都要写到雨？是否剪东西时发出的沙沙声跟秋雨或春雨发出的声音有着什么微妙的联系？这种感觉是不能坐实讲的，一坐实，诗意就毁了。有注家说，“夜雨剪春韭”是用了汉代郭林宗冒雨剪韭的旧典。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晚老杜并没有真的吃到春韭，只是借用旧典，烘托一下氛围而已；可是，我们也很难说卫八没有去剪韭菜，杜甫写诗时忽然回想春韭的味道，就顺口道出，用典云云，不过是注家的附会之言。注家解诗，常常是唯恐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喜欢把实有之事也肢解成一段带有隐喻意义的故实。比如某个诗人恰好在诗中写到一个农民只种糯稻不种粳稻的事，注家就说，这诗句是用了陶渊明“种秫不种稻”的典故，不这么说似乎就不能显示其渊博的学识。

“新炊间黃粱”。在那个年头，能饱饱地吃上一顿饭，能与老朋友长相见，对诗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十多年后，当杜甫躺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他的脑子里也许还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春夜对饮的温暖画面。“新炊”就是新煮的米饭，如前所述，杜甫写诗可以从日常生活中随手拈来，毫不费力，连寻常米饭入诗也能见出体物之精微。他在另一首诗中，也曾以米饭入诗：“饭抄云子白”。云子是什么？就是一种细长而圆的白色石子。这里的“黄粱”就是黄小米。白米饭中何以间杂黄小米？是因为家中米不够，还是因为加点黄小米显得米饭更香？我们大可不必细究，甚至，我们也不必细究“黄粱”一词是否为了物色之美凑个韵或音韵之谐押个韵。“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工稳的句式、清丽的修辞使前面那些散漫道来的诗句忽然也有了异样的声色。“春韭”与“黄粱”，都是极度视觉化的意象，有着小地方的庸常氛围。杜甫把两个词随手拈来，就勾勒出一幅乡间小饮的图景。作为一位“日常生活的诗人”，他能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看起来没有什么诗意的东西写得很有情味，我们读了很温暖，如同在阳光下听人说一些诗意的废话。

《在酒楼上》写到“我”一人独饮，是为破孤闷，所以点的菜也简单：只点了“十个油豆腐”，然而，油豆腐“辣酱要多”。这意味着，我久居北方，连口味也变了，如今回到故乡，反倒吃不惯老家的菜了。口味的异化也暗示了身份、思想的变化。吕纬甫来了，氛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叙谈间，又添了四样菜：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这四样菜是地道的绍兴菜，由此可见，见了故人，仿佛找到了一点点回到故乡的感觉。当然，酒是不能少的。老朋友相遇，酒是最具暖意的问候，因此，“我”又立马要添二斤“绍酒”。

杜甫写到了夜雨，而鲁迅写到了冬雪。南方的雪天，“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接着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我”的心思在那里无以表达，作者便通过某些事物呈现出来，这便有了核心意象：老梅与山茶花。“雪中明得如火”，红色与白色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如果说白色隐喻冷酷的现实，那么，红色毋宁说是一种残存的希望。雪天里的花，是生命力的象征，也隐喻失败人生中的一丝希望。后面还有一个核心意象：剪绒花。红色的剪绒花与梅花、山茶花之间又有着一种隐秘的呼应关系。这种对物象的描述，臻于精微，正是小说之为“小”的一个特点。杜甫在诗中写到了“春韭”与“黄粱”，我们能隐隐觉出两种对比强烈的颜色：青、黄。夜雨中的春韭每一片都是鲜碧的，刚煮好的米饭每一粒都是饱满的，经由两句诗来表现，历历如在目前，字词表面不仅有色，还抹了一层湿润的、仿佛触手可及的光。细细体味，杜甫的诗行间有暖意，鲁迅的文字里则见阴冷，这是一种“安莱特夫式的阴冷”。然而，鲁迅毕竟不同于安莱特夫。雪天之冷，老梅、山茶花之艳，使这篇小说又有了一种冷艳的文风。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这首诗藉由参星与商星之间的一种天文现象来观照人生的离合，一切分离皆可视为人之常情，而会面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今夕的会面与二十年的暌隔相比，显得何其短暂，而今夕短暂的会面之后，又将是不知多少年的暌隔。所以，“主称会面难”，是真的很难。

乾元元年（758）冬至乾元二年（759）春，杜甫很忙，忙些什么，我们尚不十分清楚，但约略可知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路上奔走。参看其时所作诗篇，有送别、赠友、忆弟的诗，而民间种种疾苦，亦有与目。他在旅途作诗，索性以“客”自称，比如《新安吏》开头就写“客行新安道”。与“客”相对应的一个词是“主”。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中的“主”当然是卫八处士，而诗人依旧是“客”。《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我”与吕纬甫都是客，这里的“客”有双重意思：一石居的酒客；S城的过客。

杜甫这次回乡探望亲人，很是不顺，独在异乡，无法将旅途的跋涉转换成林间的悠游。他在酸风苦雨里，也曾几度寻找一个可以庇身的地方，当他找到卫八，亲近灯火与酒那一刻，其欣喜为何如？“一举累十觞”。是的，什么也别说，先痛痛快快地喝上几觞。我只知道觞是古代的一种酒器，至于十觞有多少，我也不甚了了。有一回在北京听扬之水先生聊古代酒器，谈到觞字，却没有记在脑中。但我想，一晚喝十觞，应该不少。酒喝得愈多，愈能见出老朋友会面之难。二十年时间换成了十觞酒，也不算多。

从第一觞喝到后面，他们都谈了些什么？诗人没有写出来的那一部分对话也许是最叫人悬揣的。有时我想，如果把《赠卫八处士》铺衍成一篇小说，再把《在酒楼上》吕纬甫和“我”的一段对话放进去，也许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时空错位感和无厘头式的杂拌效果。从对话到对饮，话催生了酒兴，酒也催生了谈兴。在那样的情状下，酒喝高了，是难免的事。我每每听人吟诵到“一举累十觞”这一句，音调都会不自觉地调高一些。诗至此，由“怡然”而变为“陶然”了。喝酒固然是一件痛快的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杜甫与卫八对饮之际正是战乱的年代，《杜甫传》中就曾胪列两京收复之后的物价：米一斗七千钱，长安市上的水酒每斗要三百青铜钱。卫八尽管没有住在洛阳城里，物价略低一些，但彼时能混个吃喝也非易事。能让老友吃上韭菜和米饭，喝上十觞酒，对卫八来说是已尽觞客之道了。也许就在杜甫离开之后，他们一家就开始喝稀粥了。卫八不会对老杜说，酒足饭饱后，你要留下一首诗。但杜甫不声不响地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卫八也许读到了，也许一辈子都不曾读过。杜甫从艰难时世中撷取了一个片段，虽然时隔千年，还是带着一种即时性的现场感。有人或问，老杜吃了人家一顿饭，怎么也没留下卫八的名字？这一说，就小看老杜与卫八二十年的交情了。卫八款待酒饭，是一件平常之事；杜甫写诗赠卫八，亦是一件平常之事。这首赠诗，就是在平常的交往间见出长情与深意。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从杜诗中，我们可以知道，老杜好吃，也好酒。好吃，是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实在是没什么可吃；好酒，一半是性情所致，一半是借酒消愁。传说他是饿慌了之后大啖牛肉痛饮白酒，结果把自己撑死了。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多少根据，但也足以证明杜甫晚年的生活是如何困顿。杜甫的酒量如何也许可以在这里求证一下。李白爱喝酒，也爱吹嘘自己的酒量。杜甫不然。“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注意，是一尊酒，而不是千杯酒或三百杯什么的。杜甫作为李白的朋友（诗友兼酒友），他不但解饮，而且也时常与李白共饮。能与李白共饮的，酒量不会差到哪里去。“十觞亦不醉”。十是整数，未必实指，但我们约略可知，那晚杜甫与卫八的确喝了不少酒。

我们现回过头来看《在酒楼上》的“我”和吕纬甫喝酒的情状：“他也问我别后的景况；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来，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后再去添二斤”。而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之后，“酒楼气”就来了，谈兴也来了。吕纬甫开始讲他给一个早殇的弟弟迁葬的故事，作者接着写道：“我忽而看見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地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之后，吕纬甫又喝了多少酒，小说里没有仔细交代，反正再添的两斤绍酒也都喝光了。“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鲁迅在《哀范君》三章中就谈到了他与范爱农对饮的场景：“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这里所谓的“沉沦”，也同上面所说的“消沉下去”。

可以想象，杜甫与卫八对饮时，也是时而“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时而又“消沉下去”。杜甫早年一直渴望通过出仕一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贬官之后，一挫再挫，他已经渐生弃官远走之意。当我读到杜甫在759年所写的几首诗时，我就感觉，坐在“一石居”酒楼上的人不是吕纬甫，而是杜甫。他曾经想改变什么，但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他连改变一下自己的艰难处境都是那么无力。

是的，吕纬甫就是那样深深地陷入一种无力感。他教书，教的是自己极不愿意教的那些“子曰诗云”。一个人仅仅是为活着而活着，他就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进而会自问：我连自己身边的人都无法改变，还奢谈什么“改革中国”？因此，他除了说一句“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还能说什么？

由此可知，《赠卫八处士》这首诗痛快有之，痛亦有之。有些话，饮酒时可以说，诗里却不能说。不能说的那一部分就留在文字与文字的相接处。杜甫把对饮的场景写得越是欢愉，那种莫名的痛感就越见深刻。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访旧半为鬼”的哀景与“一举累十觞”的乐景在一首诗中交织，生发出的是一些复杂的、无以名之的情绪。诗写到乐极之处，又有哀意复生，如同山谷间的烟云，你以为它已飘走了，转眼间它又飘到眼前。杜甫毕竟是大手笔，他把对饮一事往小里写的时候，忽而又将它往宽阔处摆放，自有一种把个体生命放在大时代里的寥落感。杜诗格调高，格局也阔大。有时他会把一只沙鸥与“天地”放在一起，有时会把一个人的名字与“宇宙”放在一起，把一座草亭与“乾坤”放在一起。在这首诗的后面部分，他把一杯酒与山岳放在一起。这一晚，他们在灯下饮酒，诗人想到的却是明日。酒杯相碰之后，就是山岳相隔，从此唯有通过书信相问，然而，世事无常，或许连音书也将归于寂寥。这一首诗写到这里，没有一句谈到战乱，却能让我们感受到战乱之苦；写的是朋友间的欢聚，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别离之苦。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跟他那句“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一样，流露出天意难测、世事堪哀的况味。如前所述，参星与商星，标示的既是时间上的距离，亦是空间的距离。时空转换在结尾部分也来得很自然，明日如何？“明日隔山岳”。明日指向时间，山岳指向空间。明日复明日，犹如重山叠嶂，再会之日何其渺茫，时间的遥遥无期在此化为空间的绵延无尽。这里的一个“隔”字，既是时间之隔，亦是空间之隔。我每每读到“新炊间黄粱”那一句，就会莫名其妙地想到“明日隔山岳”这一句。

吕纬甫也不知道如何预备自己的“明日”。他是这样说的：“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说到底，人在乱世，活着就是慢慢地死去。但在这个奔向死亡的过程中，是可以喝上几杯酒的。有时候，死亡跟你不是隔几座山，而是几杯酒。这一杯酒喝了，死亡就在酒杯那一头了。在李白的诗里就有这样一种无常的感觉，杜诗也有。

末句呼应了首句，诗人写到这里，以“茫茫”二字作结，仿佛云烟陡起，弥散于天地间，有些未说出的话就包含在这一片云烟里。世事茫茫，心事茫茫，何由说得？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在相反的事物中嵌入了相成之理：明日与今夕虽然隔着山岳、生与死虽然音讯渺茫（正如参与商虽然两不相见），但人与人之间只要有情，偶或系念，岂是山岳可以阻隔？

《在酒楼上》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与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在凄暗的天色、白茫茫的雪地里，“我”与吕纬甫就此别过，也是给人一种“世事两茫茫”的感觉。至此，我们不妨说，杜甫用诗的语言写了一篇《在酒楼上》，而鲁迅用小说的语言写了一篇《赠卫八处士》。

鲁迅写《在酒楼上》的年龄是44岁，恰好是他与二弟断交的次年，那种离情别绪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浓烈。而杜甫写这首诗的年龄是47岁，跟我现在的年龄相同。因此，我写此文的同时，仿佛也能体味到1262年前一位47岁的诗人的心境。

如果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快诗——这个“快”字里面也含有快节奏的意思——那么《赠卫八处士》真可以说是慢节奏的温暖之诗。中国诗歌发展至今，表达方式虽已发生巨变，但这样的诗一字一句地读过来，仍然可以触摸到原初的温度。再往深处读，这温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种无奈而又无力的人生境遇：微弱的灯光，无边的黑暗；有限的生命，无常的命运。

这首诗通篇以民间口语入诗，写的是日常，但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无常；人世的无常令人畏怖，但人世的日常也足以令人沉浸一番；那些过往的日子与日子是没有区别的，但杜甫访卫八处士的日子一经书写，就有别于千万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这个日子有没有确切的日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杜甫的生命中發生过，而且还会在别人的生命中重叠。

作者简介

东君，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结集作品有《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面孔》等。另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评论集《隐秘的回响》等。

主持人 方 岩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