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因汪孟邹的牵线，陈独秀、胡适二人相识;因《新青年》的“牵线”，陈独秀、胡适二人共同掀起文学革命并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虽然后来二人，一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方面分道扬镳，但他们的友谊却相伴终身。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临门”时刻，胡适对陈独秀作了配合，并对陈独秀南下组党起到了十分巧合的促成作用。

一、帮助翻译《北京市民宣言》

五四运动发生当天，胡适在上海迎接杜威访华。对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行为，独有梁漱溟和陈独秀二人表示了异议。陈独秀5月7日写信给胡适说：“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放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1]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陈独秀开始号召广大市民行动起来，声援和支持学生运动。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共五条：“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办法达此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