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水兴

近半个月来，我怎么也睡不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还时常做噩梦，梦见年过七旬的母亲和小她三岁的婶婶在老榆树下争执不下，破口大骂。

这场梦中之争，虽然没有30年前那场争斗激烈，但危险程度和破坏力丝毫不亚于那次交战——两人横眉竖目，唾沫横飞，一副不拿下对方誓不罢休的模样。我预测，梦中的这场争斗如果不能避免，别说父亲和伯伯兄弟俩在乡亲们面前的地位沦陷，两个家庭也将彻底决裂了。

农村的基本矛盾，根源在于贫穷，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和财产分配不均、拆迁安置不当等等。分土地嘛，往往寸土必争，还要讲究什么地段啊、风水啊。也难怪，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嘛。拆迁就不一样了，往往牵涉户口啊、面积啊等诸多问题。这就滋生出一些怪现象，甚至有人弄虚作假。一些人早婚早育，也不管双方是否情投意合、三观是否一致，为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甚至还出现了假离婚假结婚的乱象。

我们这个大家庭也逃脱不了魔咒。 40年前的那场纷争就是由家庭财产分割引起的。 我父亲与伯伯分家后，老屋拆除，各自另起炉灶建新宅。分家前，父亲与伯伯手足相亲，我母亲与婶婶也相安无事，和和气气。

拆掉老屋时，父亲与伯伯对堂前那棵百年杉树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那棵杉树高二十多米，直径有四十多厘米，通体黝黑发亮，是老宅中最值钱的东西，除了可以用作新居栋梁外，还可以作镇宅之宝。

母亲和婶婶都想将杉树据为己有，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后来互相扯起了头发，扭打成一团。父亲和伯伯目瞪口呆，束手无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年我8岁，刚上学，那场争斗成为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那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泥瓦工，刚刚组建了一支建筑小分队，伯伯是村里广播站的广播员。

关键时刻，生产队队长登场了。队长足智多谋，决定抽签，谁抽中就给谁，抽中的一户给对方适当补贴一点儿钱。那时候温饱都成问题，哪出得了钱？一个壮劳力，每天只记10个工分，一个工分不到一毛钱，一整年干下来也赚不了多少钱。村里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倒挂户”，哪有钱补偿？实在没辙，队长最后做了决定：一分为二。在周围邻居无限惋惜的目光中，一棵好端端的杉树，被残忍地锯成了两半。

那场风波以后，兄弟俩的新居相邻而建，父亲与伯伯虽然还是客客气气，但母亲与婶婶却不再说话了，形同陌路。爷爷痛心疾首，一直想从中调解，无奈没有良策。

一日，爷爷叫上几个邻居，把老屋拆除后剩下的几块青石板搬到河边，又与父亲和伯伯一起，在小河边垒起了一个河埠头，这样，洗洗刷刷就方便了。有一次，爷爷看到我的小脚丫在青石板上烫起了小泡，心疼死了，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棵榆樹苗栽种在河边，说长大了可以遮风挡雨。可能因为有了河水的滋润，那棵榆树长得出奇地快，几年时间，真的可以挡风蔽日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日子也似那棵茂密的榆树，逐渐红火起来。父亲从一个有名的泥瓦工变成了镇里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尽管公司规模不大，200来号人。伯伯也成了乡里分管党群宣传工作的副乡长。10年前，父亲和伯伯相继退休了。

后来，城镇化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村子，家家户户陆续搬迁，可我却高兴不起来——爷爷栽种下的那棵老榆树怎么办？我寝食难安，担心因老榆树而又爆发一场争斗。

有几个苗木经营户手拿卷尺，东张西望，早就瞄上了那棵老榆树。

我悄悄地问父亲：“河边那棵老榆树怎么办？”父亲沉思片刻，胸有成竹地说：“我与你伯伯商量一下，现在价格也可以，卖了平分。”

“那你们不跟母亲与婶婶商量了？”

“商量个屁！我与你伯伯商定就可以了。”

我大吃一惊：大半生过来了，兄弟俩终于能做主商量家事了，以前在老婆面前可是大气也不敢出。也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不能再窝囊了，也该理直气壮一回了。

那天，运输货车、挖掘机、吊车轰轰隆隆地开了过来。

“谁让你们过来挖的？”母亲坚定地拦住了那辆挖掘机。

婶婶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挡住了挖掘机的去路：“你们这是干什么？”

“怎么不讲道理？榆树价格早就谈好了，我们钱也付了，你们去问问你们老公。”挖掘机司机一头雾水。

我料到大事不妙，后院又要起火了，马上拨通了父亲和伯伯的手机，顺便也拨通了负责拆迁的村主任的手机。他们都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谁让你们私下给卖了？我们俩同意吗？”母亲和婶婶异口同声地大声训斥，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

陆续有村民过来围观，抻长了脖子等候着老戏重演。

“多少钱也不卖！”母亲的语气斩钉截铁。

“你们把钱退了。我俩合计好了，这老榆树经风历雨，长这么高了，砍了怪可惜；就算卖了，也卖不到几个钱。不如让它长在那里，还可以给大伙儿遮风挡雨，也让俺们这一大家子存个念想。”

大伙儿一听全乐了。

此刻，老榆树像是通了人性，在清风的吹拂下树叶沙沙作响。

[责任编辑 徐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