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谭正和宏光、荣伟两个兄弟在尚善苑的十三楼装玻璃，手机响了，凝重的空气立马就疏散了开来。两个兄弟端着一块玻璃停了手，一起望向老谭。本来已经超过了下班的点，可老谭坚持说要把这户装完，两个兄弟饥肠辘辘地一百个不情愿，却也不得不顺着老谭的意思办。宏光是老谭的远房小舅子，荣伟是他小姨的三小子，他们先后投奔老谭而来，对老谭的脾性一清二楚。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老谭昨晚在医院待了一夜，一大早又赶去建材市场备料，早餐都没顾得上吃。老谭比他们更饿，但老谭从来不说。

活儿是老谭从杜总那里求来的，干完了，三个人平分，他们也明白，老谭比他们多操了一份心，理应该多拿点，但他们两个也没说。

老谭瞪了他们一眼，两人只好将玻璃往窗口上卡。将这块最大的玻璃装完，这户就算是结束了。整个小区九栋楼，他们抢了一栋，按老谭的算法，这样干下来，总比给杜总干至少要强两倍。

老谭打玻璃胶做前期固定的时候，电话连着响了第二遍，老谭腾出手在裤兜外面摁了一下，那箫声就被老谭掐灭了。活儿倒不重，却怕的是失手，老谭给两个人使了使眼色，他们便将分出去的心收了回来。

电话还是又响了起来。事不过三，这是老谭常说的话，坚持给你打电话的人，无非两种，要么是十万火急的大事，要么就是居高临下的同行。有一次，一个在市林业局上班的朋友在饭局上为此还问过老谭，难道就没有第三种可能？老谭知道他要说局长也有可能这么做。老谭当众驳了他的面，他挥舞着右手说，别指望局长连着给你打三次电话，人家只打一次，你没接上，就已经是一件同治的粉彩盘从你手里掉到了地上，麻烦够大了，倘若你在短时间内没回过去，那掉下来的就可能是宋耀州盏了。老谭自己悟出的道理，一出口都是铿锵有力毋庸置疑的逼人，听的人也时常会露出一脸折服的仰慕。

老谭再次示意他们将心收回，才放下胶枪，取了右手的手套，掏出手机一看，心也随之一紧。说：“都是催命的鬼。”

电话是姐夫刘长久打的，他用极其平静而软塌塌的声音告诉老谭：“人走了，咋办？”

和预期的一样，人终究还是快速地走了。五十二岁的姐姐在她放不下一切的紧要关口终于还是放下了一切，急躁地离开了人世。昨晚后半夜，老谭盯着白色被子下面头发花白的姐姐一直坐到了天明，猝不及防的脑溢血让她来不及安排后事。大夫说，这个时候人的大脑已经死亡，只有身体的机能还在和这个世界做着最后的较量。老谭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放弃了治疗，他觉得对于和母亲一样强势的姐姐来说，这样的归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是回想了一遍他们兄妹四个今生的血脉情分，他努力回忆了一下姐姐在他的生命中给予他的哪怕一点点温暖，可想来想去，却只找到了小时候姐姐对他的呵护，到底是多小，老谭记不清了，记忆模糊得就像玻璃上的防护膜，不撕去一点，你根本就看不清外面白色的花朵到底是苹果花还是梨花。老谭不确定姐姐到底有没有意识，绿色的氧气罩被一口一口的白气渲染着，整个房间都是姐姐粗重的呼吸，卡在她嗓子眼的一口痰让老谭心神不宁，可他又无能为力，就像母亲死后，他们兄妹的关系四散分离一样令他难过。

他看到了姐姐的眼泪，在刘长久和外甥女钱燕不在的时候，他用手而不是纸巾一遍一遍为她擦拭，最后他还是没忍住贴近她的耳朵说：“放心吧，一切有我哩。”从那一刻起，他就预感到死亡正在加速降临。

三天前，姐姐跌倒在他们西园里的场院，刘长久也是用这种语气给他打电话。在老谭的印象中，刘长久执拗地给他打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中，他最后一個拖音总是“咋办？”仿佛他一生下来，或者至少是从他进入姐姐的门起，他唯一学会的就是这句带有浓重鼻音的疑问——绵软，平静，毫无底气却又合情合理。

“人死了，你问我咋办？”老谭对着那块还没有装好的玻璃大吼了一声。随后他打开了免提。那边静默着，老谭又吼了一句：“咋办？”他仍然盯着那块玻璃。好一会儿，刘长久又以同样的语气问：“咋办？”

还能怎么办。老谭挂了电话，三个人一起将玻璃装好，便匆匆去了医院。

人已被推到了太平间的门口，又要缴费，刘长久没有缴，蹲在墙根抽烟，钱燕站在手推车三步远的地方，看着母亲，她其实什么也看不见，白色的床单掩盖了一切，她那样站着无非就是因为她不得不那样站着而已，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这样的大事上没人会责备她什么，就连老谭走过去的时候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妥——在姐姐的家事上，他已经习惯了他们。她甚至连一声舅舅都没有叫。

刘长久站起来望着他。

老谭掀起白色的床单，看了看姐姐的脸，强烈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脸变得和床单一样白了。老谭复将床单盖上。

宏光将老谭的北京现代倒了进来，和老谭、荣伟一起将姐姐抬到了车上。两个兄弟要跟着老谭去西园里，老谭却给了他们三百块钱让他们先去吃饭，下午继续干活，两人也知道车里坐不下，就不再坚持。

车子出了市区，一路向东走去。和来的时候一样，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注定是一个无聊至极的漫长过程。老谭其实想做很多事，比如将刘长久暴揍一顿，比如质问钱燕为什么不在医生告知病危的时候就立马通知他，比如给两个哥哥打电话让他们先去西园里候着，但他想了想，还是什么也没做，他知道人死了就只能将灵柩停在村外，要搭帐篷，要在野外守灵，这会增加丧事的难度和成本，但他更明白，刘长久一直拖着，是要他来办出院手续。刘长久没钱，他的钱都交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钱给了儿子——在他们盖房子的时候，姐姐的宝贝儿子将家里全部的钱挥霍殆尽，也顺便把自己折腾进了监狱——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他又能怨恨刘长久什么呢，是他把这个窝囊的男人带进了姐姐的家，在姐姐的管辖下，他也是勤勤恳恳地打工赚钱，他纵使毫无功劳也有六七分苦劳，但用姐姐的话说，始终是个外人，他又能要求他一个外人什么呢？还有他的哥哥们，去了西园里又能干什么呢，无非是像正常亲戚一样，做一点亲戚该做的分内之事而已。

一直快到西园里的时候，老谭说了一句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钱的事我来解决。”这时候，刘长久出了一口长气。

老谭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刘长久，说：“这些年，对不住你了。”

刘长久说：“什么都没了。”他突然噗嗤一声哭出了声，像一个饱满的气球炸裂一般，哭得恣肆酣畅。

老谭说：“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这句话既像是说给刘长久，又像是说给自己。汹涌的泪水夺眶而出，但老谭咬着嘴皮没发出声音。

2

来戎州之前，老谭一直在邽县搞装修。

搞装修之前，老谭也算得上是县城的头面人物，人们叫他小谭或小松。老谭初中毕业后，父亲花了大代价托关系将老谭招进了县五金厂，虽说是临时工，可在新世纪之交的邽县，能吃一口公家饭，自然会迅速拥有迥异于他人的孤傲。老谭年轻气盛，每天洗一次头发，出门的时候左边的口袋里装着香烟，右边的口袋里则装着一块小圆镜，上衣的内口袋里还有一把小小的木头梳子，从旧货市场淘了一辆二手的飞鸽自行车，老谭骑着车子，将头高高扬起，长发迎风舒展于脑后，在人多的地方专意将那个不清脆的铃儿摁得哐啷哐啷地响，人群纷纷散开，鄙夷地瞪着他，在他身后吐口水，但老谭浑然不觉。老谭后来说，人的虚妄一旦达到极致，就连那最歹毒的恶意也会觉得是无限的赞美。有时候老谭是去上磨乡政府找人喝酒，有时候是去上邽中学等女教师追求爱情，也有时候，就是纯粹的闲得发慌，他需要在人群拥挤的大街上将他的神气挥发散去。他照着小镜子梳头，也照着小镜子挤去脸上野蛮生长的青春痘，他焦虑个头的低矮，也渴望时间快速流去。就那样急躁地过了五个年头，他追求的女教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和他一起喝酒的乡党委秘书升到了副乡长的位置，当他发现他终于长成了一个与自己渴望的样子完全不同的壮硕男人的时候，他猛然回头，惊讶地发现，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小混混，这种发现就像他的拳头击打在一件钝器上，没有鲜血淋漓，却有着骨头断裂的脆响，他至此才知道他的这种张扬在女教师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恬不知耻，她和副乡长一样，从来没有把他这种临时工当成是与他们同一体面的公家人来看待。二十三岁那年，五金厂倒闭，老谭失业了。

五月的风里不但有丁香的芬芳，还有关山的风沙漫漶于大地。别人都像是风沙卷着的落叶和枯枝，从一个地方落到了另一个地方，不论聚散离合，他们总是在这人间热闹地激腾，而他却像一块顽石，总以为风沙拿他没办法，最后才明白，是他们将他抛弃了。老谭站在阿水之畔，脱光了上身冲着南山野兽般嚎叫，他身边的那辆飞鸽早已锈迹斑斑。那天下午，老谭将他的香烟、梳子和小镜子一起丢进了浑浊的阿水，带着三十元钱离开了邽县县城。

六年后，老谭归来，仍然是孑然一人。他在县城的东关租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仍然去旧货市场淘了一辆飞鸽自行车，他混在县城熙攘的车流里，和那些上班的人别无二致，他就像从未离开，只是被关山的风沙磨平了棱角。偶尔碰见熟人，对方一脸惊讶地抓着他的手，问他这些年去了哪儿，老谭只是讪讪一笑，说瞎混呗，临别的时候总是不忘提醒对方，回头请你喝酒啊。对方满口答应着，一步三回首地打量着老谭浑身的肥肉和他的自行车。

可能是相貌显老或者是出道太早，这时候人们就已经叫他老谭了。老谭慢腾腾地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县城的角角落落，一个月后，他在街亭路的繁华地段盘下了一个铺面，开了一家“谭小松全屋装饰公司”。那时候，在邽县，房屋装饰还是个新词儿，县城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区，都是一些单位或企业给职工盖的福利房，普通干部尚且无福消受，人们做事，喜欢大而全，一个普通逼仄的小百货商店都要冠之以商行或超市的名头，即便是夫妻店的小饭馆也挂着酒楼或是酒店的牌子，正如老谭的公司，其实并没有任何手续，与别人的装潢部没什么两样，但老谭的与众不同便是，尽管名儿大，却只做门窗生意。

老谭果然开始请人吃饭喝酒，且出手阔绰。他在早年的关系中选出一些混得有模有样的人为中介，大张旗鼓，纵横捭阖，很快就在县城拉起了一张自己的关系网，那些买了房或正要买房的人都扑腾扑腾地钻进了网中，等人们明白过来，老谭已经开着一辆福田皮卡一面往小区里送门窗，一面拉着有头有脸的小领导们进关山打猎。

打猎并不以打到猎物的多少为核心，重在参与的乐趣，就像古代帝王的围猎，象征意义比结果更为重要。老谭对关山的了解引起了领导们的极大兴趣。那时候关山还是一片处女地，因为汽车的稀有而少有人涉足，但老谭此前做过详细的实地勘察，他知道顺着陕甘公路至少有六条小路能纵深进关山五到十公里：知道从闫家店进山，有一大片上好的白桦林，当地的农民偷着砍了往外倒腾着换钱;知道从牧马滩进去，就能见到成群的野猪拱地，一个一个的深坑就像炮弹轰炸过的战场;知道从老爷岭上山，山顶上有一座关二爷的破庙，但紫铜香炉里依然插着青烟袅袅的玫瑰香，麻花和油香仍然摆在供桌上——老谭有一次还在二爷庙的附近捡到了两个弹壳，事后问过政协文史资料的主编，才知道那是关山战役的主战场，老谭自此便在人前多了一份谈资，他将两个弹壳打了眼穿在一根红绳上，挂在腰间不时向惊讶的外人展示。还有寺湾深处被人遗忘的老水车、大麻子山里的竹林，以及白石咀五月里盛开的一地薰衣草。而马鹿的本地人养牛都是将牛赶进深山，半个月才进山寻看一次……从张棉驿的南山进山，野鸡最多，但万树谷的野鸡却更肥美而不油腻，河峪的野兔最多，而最数秦家原的蕨菜繁盛鲜嫩。

老谭有一把双管猎枪，且稀罕地配有瞄准镜，当你眯着左眼，用右眼从瞄准镜里看出去，那飞起的野鸡身上的羽毛便清晰可见，仿佛近在咫尺，你甚至能看到野鸡对你投来的不屑的眼神;当你扣动扳机，那喷射出去的铁砂子立马就能将野鸡笼罩起来，你连叫声都听不到，那高空嘲笑你的家伙就倏地一下跌进了草丛里。一个下午，十几只野雞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兔子迅疾，对初学者来说略有难度。交警队的郝队长是打猎的好手，每每出手，兔子总是躲不过，而农行的许行长眼拙，连十几米远安静吃草的黄羊也打不中，但老谭总有办法，能让他们在相互讥讽中握手欢呼。

出山后，老谭在他租住的院子里亲自下厨宴请大家，当然，够得着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老谭烧好开水，拔毛的时候，才问大家，认不认得公母？众人一时愕然，许行长推了推近视镜惊异地盯着老谭问，这玩意儿你还能分得出公母？老谭说，就是猪身上的虱子，我也能一眼辨出来。许行长更是惊奇，问怎么个辨法？老谭摇了摇头买关子，许行长就急了一个劲儿地催他，老谭就说，话多的就是母的嘛。大家回过神来，哈哈大笑，许行长就脸和脖子一起红了，歪着头一把抓住老谭的头发说，今儿个辨不出来公母，老子就当你是个母的。老谭站起来将两只野鸡递到许行长跟前说，你看看，毛色有什么不一样？许行长看了半天，指着一只说，这只颜色更好看些。老谭说，这就对了，长得好看的就是公的。许行长说，老子也长得好看。

老谭炖野鸡，只选那好看漂亮的，鲜味儿在邽县的饭馆里找不到一家能够媲美的。有一次，郝队长独自进山，打了野鸡，回头来找老谭，老谭正好有事去了戎州。郝队长只好请了县政府招待所的主厨大师来做，但入口的味儿总差了那么一点。

没人知道老谭在消失的六年时间里经历了什么，但人们隐约能猜测到，老谭一定在饭馆里厮混了不少时间，也没人知道老谭何以对关山如此熟悉，就像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了一手装修的本事一样。但人们只看到，老谭就像发酵的白面一样，噗呲呲地在县城发旺了。

3

母亲在接近死亡的两三年里，对老谭的态度越来越好，她在人多的时候，总是提起老谭，常念叨“老三出息了。”有一次过年，他们兄妹四个都在，母亲在忆苦思甜的时候，突然把话头转到了老谭身上，“没想到，你们姊妹们，最有本事的还是老三。”老谭虽然从别处听多了这句话，但他当面听到了，却觉得异常突兀，当时他正给大家泡茶，开水就洒了出来。

姐姐说：“是啊，是啊，谁能想到呢，当初大家都看不上老三……”母亲晓得姐姐向来口无遮拦，夸这个的时候往往就会得罪了别个，她打断了姐姐，“人还是得受些苦，才能瓷实……”姐姐立即抢过话来说：“是啊，是啊，当年老三从五金厂下岗的时候，我还担心得要命，他那个样子，怕是要打光棍了，……唔，那时候都过三十了吧？”姐姐兴奋地说完，场面上的热闹立马就冷透了，大哥黑着脸一口接一口地喝茶，二哥把沙发上的身子拧成了麻花盯着院子里看狗和鸡打架。

哥哥们心里不痛快，明面上是听不惯姐姐讨好老三，心里其实也是觉得老三突然发达了他们膈应得紧，这一点大家各自心知肚明，只是都不把话说透。姐姐脸皮厚些，风向又转得快，但他们都不会提起老谭下岗时他们对老谭的恶言恶语。怎么说呢，兄妹之间，原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节，母亲掌家的时候一碗水端不平，年长的又私心了些，才生出了许多事端。老谭其实也看得明白，他和哥哥姐姐们的年龄差距太大，等他成年，哥哥姐姐都要为自己的紧日子发愁，也就顾不得他了，父母又老了，他就必须要像大家口中的“攒劲人”一样，以超乎他人的本事安身立命，不能指望着哥哥姐姐帮他，原本想着他能吃一口公家饭，若活得如意，还能反过来帮他们，可谁知道，他守不住，“不争气，到头来还要拖累大家。”兵顾不住将，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他们其实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逼他一把，他还不知道生活的难肠。可就是这么逼着，就把一个家逼出了邪气。

在外出的六年时间里，老谭不止一次地对哥哥姐姐们恨之入骨，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他们，随着年龄渐长，他理解了他们，也总归是心里憋着一口气，想着要活得有个模样，才不枉被他们逼了一把。老谭说，人其实就是活在自己给自己憋着的一口气中，不然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谭嘿嘿一笑，说：“三十二了。”有时候，他甚至会说三十五或者三十八。

“反正我是觉得没指望了。”姐姐并不真的计较老谭当时的年龄问题，她继续说，“可老三还是胆子大，一个人跑去了兰州给人家刷碗。啧啧啧，那种罪，我是没想到老三能撑下来。”

“后来还去了新疆，受的罪还大，不过倒是学了一些手艺。”母亲说。

“还差点就忘了这个，老三是个好厨子呀，今儿我们就坐着，让老三露一手。”姐姐说着，就将从炕上垂下来的腿重新又盘了回去。

那些年，老谭一回家就忙在灶台上。因此，回家的一应用品他都会提前做好准备。大家在吃着他做的饭，喝着他买的酒的时候，说着他的过往，仿佛那些他们在嘴里咀嚼了多年的成年旧事被他们重新提起来，就是对他的奖励。

做饭的手艺为老谭带来了好运。在老谭和郝队长、许行长他们不断进出关山的时候，郝队长的老婆骨折，老郝只好将一个远房的侄女带到了县城帮忙护理。有一次他们进山，老郝就带了侄女出去透气，那女子一路上被老谭逗得吃吃笑个不停，老谭就多看了两眼，却也没往别处想。那女子上过中专，毕业的时候刚好错过了县上分配的年限，给老郝帮忙，原也是想着看能不能在县上谋一份差事。她比老谭小了足足八岁。回来后，老谭选了最好的野鸡按新疆大盘鸡的标准做法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姑娘吃得一个劲儿地夸老谭好手艺。许行长就说，这么喜欢，还不如跟了老谭，以后天天吃。姑娘羞红了脸，丢下鸡腿就回身跑出去了。老郝起初不同意，一是觉得老谭年纪过大;二是他们成天称兄道弟的，突然要给老谭做丈人，虽然是远房，可终究有些不妥，之前胡说乱道的糗事无处搁置。但许行长倒觉得般配，就骂郝队长，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一码归一码，难道不能既做兄弟又做丈人。郝队长一再后悔带了那碎女子出来，也不乐意地黑着脸走了。老谭想这郝队长说得也对，他自己也抹不开情面。但许行长偏要将这事管到底。在许行长的游说下，老郝的老婆倒是欢喜得很。这样一来二去，老郝招架不住，只好答应了。

老谭的婚事办得隆重而潦草，隆重是因为老谭在县城的人脉，在许行长的主持下，又有郝队长的面子撑着，老谭在政府招待所办了三十桌酒席，算得上是当时县城最为盛大的一场婚礼，而潦草却是因为哥哥姐姐的态度多少让老谭心里有气。那时候父亲已经死去，母亲尚且陷在老三有本事的荣光里，母亲主持家庭会议，希望两个哥哥能在这件事上对老谭予以帮助，但哥哥们却担心自己的损失，因而两下里推诿，反倒给老谭提了许多意见，什么乱了规矩了，调子起得高了等一些模棱两可的空话。二哥倒是說了句实际的，人家姑娘那么小，小心是来骗你的。老谭听了哥哥们的种种意见，只撂下一句话，人定了，日子定了，我的事我一个人担着，你们能来就来，不能来也没什么。这句话让哥哥们住了嘴，但老谭知道他们不用掏钱而在心里笑出了花。

哥哥姐姐们如期参加了老谭的婚礼，他们像别的亲戚们一样，在礼簿上每人上了二十元的礼钱，然后酒足饭饱扬长而去。他们还是在老谭和妻子给母亲敬酒的时候才知道老谭的妻子叫郝静文。而这个名字，老谭早先给母亲说过不下三次，但母亲一直记不住，那时候，她已经有些糊涂了。

父亲死的时候，兄弟们间的罅隙第一次显露出来，就像女人结扎过的刀口，被大哥撩起来公布于众了。那是老谭下岗后刚到兰州不久，父亲查出胃癌晚期。大哥打来电话，说要给父亲治病，老谭知道大哥的意思，就跟之前的朋友东拼西凑了一万元转给了大哥。三个月后，父亲病故，老谭借了车费奔丧，丧事在大哥的主持下办得井井有条。送埋后弟兄三人算账，仍然是大哥做主，作为小学数学老师的大哥，思路清晰，账务有序：活着时的医药费弟兄三人每人一万平摊，死了后的丧葬费弟兄三人每人三千平摊。按照这个标准，老谭毫无二话，点头同意，但他没钱，他希望大哥能先替他垫付，来日再还。大哥露出一脸难为的样子，说他正给晓峰寻下了一门亲事，还想着能让他借点，老谭想着这是好事，还为不能帮上大哥而倍感愧疚。他把头转向二哥的时候，二哥先开了口，说你知道的，我做不了主。二哥说的也是实情，二哥的家事是二嫂做着主。三千元将老谭逼在了众人面前，要是拿不出，就不能打发做法事的樊先生走，还有别人垫付的账就只能算在他的身上，这是大不孝，老子死了，儿子埋不起，传出去他一辈子就抬不了头。那种愧疚和耻辱一下子就刻在了老谭的心上，及至多年后，老谭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总是心惊肉跳。

4

埋葬父亲的花费在母亲的丧事上顺理成章地被提了起来。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男人死了有舅家管，女人死了有娘家说话。但管男人的舅家们往往就是走个过场，大家知根知底，也知道各家有各家的难肠，并不会对孝子们说三道四。而女人的娘家们则大不相同，女人一辈子操持着家务，看似与娘家的关系细若游丝，但真正故去了，娘家人便要在礼节上争一口气。

母亲睡在草铺里，脸上盖着一张遮脸纸，姐姐坐在母亲旁边嘤嘤啼哭，老谭弟兄三人跪在供桌前，他们与母亲之间隔着一张宽大的白色幕幛。舅爷和舅舅们在炕上坐了一圈，有人专门给他们沏茶递烟。年长的舅爷开始说话，这是一个程式化的议题，先是讲述母亲一生的辛劳和抓养他们兄妹四人的艰难，然后便是数落他们弟兄三人对母亲的不敬和不孝。在后一个话题上，他们的亲舅舅作为说话人，大骂了大哥这些年对母亲的不闻不问，又骂了二哥由着女人的性子给了母亲很多难堪，在说到老谭的时候，语气虽然放轻了，但也言之凿凿，老谭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舅爷舅舅们的话让老谭很是羞愧，他详细回忆了这些年他对母亲的生分，包括每次归来他请哥哥姐姐们在家里吃饭喝酒也无非是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今非昔比而已。他为自己在亲人面前的虚荣而冒了一身冷汗，他突然发现，当他抱怨母亲，抱怨哥哥姐姐们的时候，他没想过他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多年了，他什么都没真正付出过。这让老谭在那一霎时突然惦念起母亲来，他放声大哭。

老谭的哭声削弱了舅舅们的怒意。

他们给母亲要了七道领和六分经，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严苛的要求，这是老一辈的基本传统，但在千禧年之后，这种讲究便很少有人提及。七层衣服倒容易办到，但六分经就是一个苦差事，这种苛刻的要求最终在与舅舅们的协商中降低了标准，但母亲的葬礼在那些年里还是一个极为隆重的标杆。老谭多年不在老家，对这些礼仪不是太懂，但他听明白了舅舅最后说的话。舅舅说，不要像你爸死的时候那样，弟兄们之间借着老人的死敛财。

舅舅的话提醒了姐姐，葬礼期间，姐姐偷着告诉老谭，父亲死之前，大哥说是每人出一万给父亲治病，但却花了不足一千父亲就死去了，而丧葬费每人三千，也就是说，父亲从生病到送埋，其实就花了一万块钱，这笔钱是老谭东拼西凑借来的。在父亲的丧事上，大哥二哥一分未出。这件事令老谭极为震惊，他听完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里就用目光满院子搜寻大哥二哥的身影。大哥正抱着不满一岁的第三个孙子喂饭，他刚过五十，年前刚做过胆结石的手术，人还异常清瘦，坐在那里像极了七十岁的父亲;二哥被二嫂控制在院子的西北角，二嫂严厉地呵斥着二哥，二哥唯唯诺诺，不时习惯性地抬抬手，好像随时都会有拳头落在他的身上。

母亲去世算得上是喜丧，院子里充满了严肃的喜悦。老谭恍惚一阵，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他回头再看姐姐，觉得姐姐脸也肥大得有些夸张。姐姐捅了他一把说，这次再别那样傻了，该争的还是要争。老谭说，争什么？姐姐一时说不上来，又捅了一把老谭，怏怏地走了。

葬礼结束，算账的时候，还是大哥主持，一家人挤满了上房，郝静文像个外人一样站在门槛的外面，喜气洋洋地看着一大家子人。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这个上过学，曾经生活优渥的女人还弄不明白这样的阵势到底是为了什么。老谭冲她笑笑，她也冲老谭笑笑。

共计花费一万六千元，弟兄三人平摊。大哥面露难色，说刚做过手术，手头实在不宽展，说完他无奈地望向老谭。老谭再次冲郝静文笑笑，郝静文就乐呵呵地看着大哥。“为什么要平摊？我们费心费力地养活了这么多年，有谁说过我们的苦劳。”二嫂突然提高了聲音，就像是谁突然狠狠掐了她的大腿。二哥从一开始就把头埋进两腿间，这突然的变化没有引起他的任何惊讶。

“好像你真的孝顺了老人，谁做的亏心事谁心里亮清。”大嫂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声。

“总比有些人强吧，好歹一日三餐还从我手上过哩。”二嫂的声音又提高了一点。

大嫂说：“我们是没管过多少，可我们心里正得很。”大嫂仍然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大哥这些年诸事不顺，大儿子晓峰初中毕业后，去西安的一个私立学校学医，可没等毕业就因为打架被劝退。大哥大嫂压着这事，等晓峰在外面胡混了两年，他们就对外宣称毕业了，张罗着要给娶媳妇。原本一切都很顺利，晓峰也在老谭之前结了婚，可晓峰本性不改，婚后好吃懒做，打牌喝酒捶女人。等生下了一个儿子，大哥的二儿子晓伟刚好上了大学，大哥就想着将晓峰分出去单过，可晓峰却将女人打跑了。女人去了南方打工，再也没了音讯。三年后晓峰的脑子就出了点毛病，人前目光呆滞沉默寡言，人后喝点酒就像一头狂躁的公牛。大哥大嫂这些年里带着他到处看病，却没任何进展。大哥的难处老谭自是清楚，他也帮了不少忙，给晓峰联系医院和大夫，还把他带到县城干过一阵儿活，但都不见起色。大哥大嫂的性子就这样被儿子一点一点地磨平了，曾经粗门大嗓的大嫂现在说话也平和了不少。

“你倒是管啊，自己的沟子擦不净，凭什么指责别人。”二嫂不屑地白了一眼大嫂。

晓峰忽地站了起来，目光从郝静文的肩膀上掠过去望向院子的空处，他在屁股大的地上走前来又退了回去。

众人噤了声。郝静文问老谭：“不是在算账吗，怎么开始吵了？”

郝静文的声音细细的，低低的，却仍然缓缓地送进了每个人的耳朵。

老谭站起来，说：“钱我一个人掏了，都回吧。”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姐姐说：“凭什么？”大家的脸一齐转向姐姐，姐姐无辜地望向老谭，老谭转身出门，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郝静文边走边低声问老谭：“凭什么？”

老谭说：“就凭我是我妈的儿子。”

但老谭绝然没有想到，他一个人承担丧葬费的事，被哥哥姐姐们认为是老谭发达了，故意在他们面前耍有钱人的派头。

一个月后，大哥和二哥专意到县城找了一回老谭，这是他们头一回来，两人还买了一些橘子和苹果。老谭颇感意外却内心还是有些惊喜，他果断推迟了五个门窗的送货时间。给他们泡了专意招待郝队长和许行长的明前龙井，还拆了一包中华给他们抽，他真诚邀请两个哥哥去他的小院子里坐坐，也好让郝静文知道哥哥是来看他们的。但哥哥们执意不去，老谭请他们去政府招待所坐席，哥哥们也都坚定地回绝了。老谭从他们飘忽不定的神色里看出了他们此番前来定然是有着要事相商，而不仅仅是来看他，他多么希望是后者，可等大哥吞吞吐吐地张开口，他就知道是他奢求了。

大哥说：“你看啊，这几年，我家里诸事不顺……祸事一桩连着一桩。”

“谁说不是呢，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别看你二嫂一天咋咋呼呼的，却浑身都是病，天天吊水吃药，我这两年服装生意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儿女也都不成器，书读不好也就罢了，一天尽是惹是生非。”二哥打断了大哥的话，语气急促，呛得一阵咳嗽，咳嗽未了，他又对老谭说，“有你晓得的，还有你晓不得的，唉——真个是难肠。”

老谭也知道哥哥们过得并不好，但相较于谭家坪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又过得不坏。当然，对于哥哥们来说，他们压根就不关心老谭过得好不好。

老谭说：“这年头，谁又过得好呢。”

“所以说，我们得想办法。”二哥抢着说。

“能有什么办法？”老谭问。

“禳治。”大哥终于说明了来意。

5

这是弟兄三人第一次提起“禳治”的事。老谭盯着大哥的脸半天没回过神来。这些年，老谭东奔西跑，就像谭家坪放出去的一只风筝，在辽阔的高空孤独地飘荡，要不是父母偶尔拽一把，说不定他早就挣脱了那条丝线。谭家坪的消息若有若无地传来，他是凭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气味来揣摩谭家坪的人和事，而在内心深处，他又存有莫名的抵触。他其实并不清楚究竟要抵触什么，在这种下意识里，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信息自觉地被过滤掉。比如禳治，这已经是一个极其模糊的名词了。

而事实上，在老谭未离开谭家坪之前，禳治就像婚嫁丧葬一样贯穿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每年一进腊月，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例行公事一样“安土”，三清铃的清脆之音会在村子里弥漫二十多天。老谭八九岁的时候，隔壁的六奶奶得了癔症，大夫们对这种病手足无措，六爷爷和父亲去桐岭湾请来了老樊先生。老樊先生骑着一头毛驴，头戴一顶黑色的旧毡帽，从驴身上下来，他就从褡裢里取出水烟壶，进门后盘腿坐在炕沿上，连吸三锅水烟，才提禳治之事。那时候，老樊先生红极一时，普通的病灶一般请不动，他只是在家里画好符，包好药帖，嘱咐来人按他的规则行事。除非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老樊先生才出山一趟，七十多岁的人，精神矍铄，一次能吃完一只烧鸡。老先生虽然脾气古怪，但对孩子们倒极为温和，也是心善之人，从不在供奉上与主家计较。老樊先生第二次来的时候，还给了老谭一只鸡腿，摸了摸他的头说，这娃儿往后定是个平处不卧的主儿。当时父亲在一旁伺候，便急忙让老谭给老人家磕头，老谭贪恋着鸡腿，风一样跑了，为此挨了父亲不少骂。

老樊先生给六奶奶禳治的时候，只留六爷爷和父亲在一旁伺候，娃娃和女人无缘见识。十戏九不同，每个先生的手段自是各有千秋，箭子川道的蒲先生行事却又是另一种大开大合的热闹，这些先生们在村子里进进出出，吃着百家饭，受人尊敬。六奶奶的病最后痊愈，父亲坚定地认为是老樊先生的禳治之术起了作用。因而在父亲活着时，他便经常去找老樊先生。

老樊先生活了九十三岁，寿终正寝。他的衣钵在小樊先生手里得以延续。其后十多年，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严肃热闹的三清铃的响声却在老樊先生死后在谭家坪越来越稀薄了，就像有人在村庄的骨架上慢慢抽去了一根檩子，没人质疑这被抽去的部分到底是好还是坏。小樊先生仍然穿梭于箭子川道，但人们相信一代不如一代的道理——如今再提起禳治，老谭就觉得异常突兀。

就像凌空虚蹈，那些业已隐去的就显得极为陌生而虚幻。

“改一改晦气也是好的。”大哥说。

“我们找人打听了，东边符家川有一个姓刘的先生靈验得很。”二哥说。

老谭说：“现在——没人信这个了吧？”

二哥说：“信不信，全在自己，你要信，它就是真，你不信，再真的也会假。”

大哥说：“我们也是没办法了，过得好，谁还提这个。”

他们给出的办法是，要将父亲的坟迁移到母亲的旁边。老谭算是听明白了，此举又得花费一万多元，他们其实是来要钱的，大哥说：“还是弟兄三人平摊。”

“不行。要做你们自己去做，我不参与。”老谭头一次拒绝了哥哥们的建议。说完他才发现，他刚才的语气粗重而充满了火药味。两个哥哥对了对眼，沉默着各自抽了一支烟，一言不发地走了。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再也没人提起下文。可老谭闲下来的时候，一个人坐着喝茶，还是会想起禳治这个词语，或许仅仅是词语本身，作为一个在母亲眼里“有本事的城里人”，这个词语背后的意蕴早已与他没了关系，就像谭家坪也正在将他慢慢抛弃一样。他知道，即使是老樊先生，禳治的也不过是人心，哪有什么转运之说。他也知道，哥哥们之所以提起这个词语，也无非是看着他活得有模有样，就觉得是父亲在死后也偏照着他，他们心里被一种执拗的古怪念头牵扯着。他反而滋生出了另一种愧疚，那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思绪在他心里将禳治一词无限放大。

老谭曾托人打听过符家川那个姓刘的先生，但传回来的话却模棱两可，朋友们给他提供了三个可供参考的模板，这让老谭相信，禳治人这个职业的荣耀早已被老樊先生一个人带走了。

县城的房地产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蓬勃发展，老谭在郝队长和许行长的帮助下，生意稳步拓展，他承包了一些装饰的活儿，带着工人辗转于各个小区，最多的时候，他同时开了六家的活儿，工人达到了二十八个。老谭亲自上阵，加班加点，有时候活儿干到半夜，他就和工人们一起打地铺睡在工地上。

郝静文在公司里守着，给工人们做饭，她买了两只大铁桶装面条，还学会了骑三轮车，在这之前她连自行车都没碰过。学三轮车的那天下午，郝静文在阿水河堤上将自己碰得红一块紫一块，三轮车要么原地打转，要么侧翻。她摔倒在地，膝盖磕在石子上，新买的白色连衣裙被血染出了一朵大红的牡丹，郝静文哭哭啼啼地给郝队长打电话诉苦，她原想着叔叔能像以前一样劝她，然后她就借坡下驴将车子一丢回家，可郝队长没好氣，阴阳怪气地说，娃娃哟，等着我来背你。郝静文挂了电话，就连哭带骂地咒了郝家的先人几辈子，骂着骂着反而有了心劲，觉得活人过日子别人都指望不上，便赌气似的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从那一刻起，郝静文才真正成了老谭的妻子，当天晚上的晚饭虽然迟了点，但是郝静文亲自送的，老谭看到妻子，心中一喜，脸上却是一副平淡的样子。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这是老谭后来躺在床上对郝静文说的话。很快，老谭就达到了他在邽县的高光时代。他将门窗归整到公司的前面，后面又配齐了木工板、密度板、石膏板、三合板及龙骨、涂料等一应材料。半年后，老谭又盘下了隔壁的理发店，开了洗浴用具和厨具的店。

老谭又一次成了县城的头面人物，他像一块吸铁石将那些重要的，或不太重要的人物一齐吸引而来，他不再靠人脉开疆拓土，而是等着资源送货上门，每当有人恭维老谭的时候，老谭就仰着脖子呵呵笑着说，品牌最会说话。

老谭依然开着他的皮卡车进出关山，却不再展示他的双管猎枪，也不再向后来者讲述鹞子翻身和公马称霸的秘诀，当然也不会亲自下厨给他人展示手艺。老谭与关山的养牛大王易思麻合伙在八卦台开了一家农家乐，但凡带人进山，他就在八卦台宴请宾客。

农家乐以碗儿菜和十三花为招牌菜，配以油香、馓子、烫面饼等小吃，自成一家，这种纯粹以关山菜系为主的馆子即使在邽县县城也是独门。农家乐的主厨是老谭从兰州请来的当年的同事老马，那时候老谭是人家的下手。老马以技术入股，做事自是勤勤恳恳。农家乐对外是易思麻的产业，这是他们之前的秘密协定，但内部的料理却都是老谭做主，因而老谭在农家乐的“作威作福”更是让老谭在朋友们面前显得愈加高深，他们由此滋生出了进了农家乐就好比是吃过了老谭亲自做的私家菜一样的荣耀感。老马后来以酥肉丸子而名声大震，进出关山者哪怕是等上四五个小时也要吃一口才能满足而归。

农家乐的生意尽管红火，可惜关山天寒，一年里有大半的时间冷冷清清，老谭在这里赚的钱不及他在这里花销的一半，但这并不是钱的事，老谭因此赚得了阔绰大方的好名声。

好的来了，不好的自是及时跟进。老谭的亲戚们和谭家坪的人像蚂蚁一样也慢慢渗进了老谭的生活。当有一天，晓峰和工人在一家即将装修好的房子里因为装灯的一点小事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老谭环顾四下，才惊讶地发现他的工人们无不是与他沾亲带故的“自己人”，而那些跟着他一起创业的故人只剩下了两位。

晓峰打架的事影响恶劣，对方便是老谭的故人之一老杜。老杜的脑袋被晓峰用凳子砸了一个一尺长的口子。因为血染客厅，那家主人便说什么都不肯再要这间房子，那时候邽县的装修行规都是先施工再付款，因而对方有恃无恐。他们提的条件十分苛刻，他们要求老谭接手房子，然后再给他们买一套一模一样的。老谭也明白，他们无非是想赖掉装修费而已。按照老谭的经济实力，一套房子倒也难不倒他，只是他还要面对昏迷着的老杜以及老杜发疯了的老婆。

大哥在第三天专意来县城找了一趟老谭，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晓峰是你的员工，他打了人，你就得负责。”老谭望着大哥憋得青筋暴起的黑脸，无奈地笑出了声。大哥拧着脖子说：“你笑什么？孩子有病，你不会也有病吧？”这让老谭想起年前大哥领着晓峰来找他的时候说的话，老谭本意不收，他还好言劝大哥要给孩子看病，钱他可以出一些。但大哥说孩子有病，你没病吧，只要不招惹他，晓峰也是很懂事的，最后大哥郑重承诺，晓峰惹事了，他担着。这种场景让老谭多少有些恍惚，真的是太熟悉了，有那么一瞬间，老谭甚至觉得大哥就是一个操盘高手，他不过是一个半吊子的棋手，无论棋局如何变幻，他都会落入这种固定模式的俗套里。可这又能怎么样呢，他还是只能困隅于这种棋局里，毕竟执子的还是他，纵使他的生活重来一遍，大哥终究还是大哥。

大哥说：“血光之灾，还是得禳治。”

6

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执念在晓峰事件后不久被郝静文提上了议事日程。老谭看出来她这是蓄谋已久——郝静文做事，向来都是自己拿捏着分寸，一旦说出来，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郝静文说，街亭花园的房子南北通透，楼间距大，九十二平米，两室两厅，大早上的，太阳都能照满客厅。老谭说，看过了？郝静文抬眼望了一眼老谭，复又收拾桌子上的碗筷，说前儿个梅姐叫去看了一眼她朋友的房，我想着看能不能把装修接下来。老谭说，一波紧着一波，够呛。郝静文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立在老谭对面，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就是个造孽的主，钱只能在你手里打转转，还不如趁早花出去，反而就落下了。老谭盯着郝静文鼓得圆圆的肚子，没再说话。

出了门，老谭先去医院看了看老杜，老杜已经清醒，头上缝了十五针。老杜的老婆见了老谭再也不大哭大闹，她其实是一个贤良的女人。开始的时候以为老杜会死，家里有七十多岁的公公，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还上着初中，女人一下子就慌了神，等老杜能说话了，能吃进去饭，她便安稳了。见了老谭说，只要命在，就是我们的福气。老杜跟了老谭三年，一应活儿都能拿下，这些年既当匠人又带徒弟，可偏偏那些徒弟们都仗着和老谭沾亲带故，并不把老杜当师傅看。有些人跟了一年，干的活儿还得老杜回头整饬，老杜心里不满，却从没在老谭面前说过。只是偶尔一起喝酒，老杜会僵着舌根骂，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等出了这件事，老谭才猛然发觉要是没了老杜，他的天就会塌下半片。他心里已经想好了，这次要给老杜好好补偿一下。要出病房的时候，老杜叫住了老谭，说谭总，麻烦你把之前的账算一下。老谭心里咯噔一响，知道他最担心的终于还是到来了。老谭说，好好养着，等出院了歇一阵子。老谭说完就出了门，生怕老杜再叫他一声。

老潭一个人开车从环城路出城，心里杂七杂八地想了好多，等回过神，车已经到了通往草川的小路上。草川在关山大道的右侧，从一个小路延伸进去，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草川盆地，有一个三十多户人的村子。周围是关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盆地里却是绿野遍地。这个地方老谭只和郝队长、许行长一起来过，两人都说没意思，但老谭却很是喜欢，心烦的时候就一个人开车进去。

还是去了村边上胡大叔的家，老两口刚掐了苜蓿回来，见老谭来，胡大妈就说来得好不如来得巧。三个人一起将苜蓿择干净，胡大妈就一定要让老谭吃一口新鲜的苜蓿芽再走。

在胡大叔家里，老谭给大哥打电话，他的意思是让大哥领着晓峰来给老杜道个歉，然后象征性地出二三百元，表明个态度，具体补偿的事全由他来办。可连着打了三次，大哥的电话都无人接听。老谭再打晓峰的电话，却是关机。老谭明白他们是故意躲著他。于是便给二哥打电话。二哥说，晓峰自打出了事后，再没见过人，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要挂电话的时候，二哥又压低了声音说，别指望了，即使晓峰在，也不可能低头认错，一定是大哥把人藏起来了。老谭笑了笑，没向二哥说他的想法。

嫩芽的苜蓿，在开水里过一遍，放上调料、辣子面和蒜末，用热油一烫，就着锅盔吃，味道自是鲜美。但老谭却没吃出来好来，他边吃边想，他铺开的摊子也许得收一收了。

老谭来不及自己做主，现实就已经收紧了口袋。晓峰事件在小县城迅速传遍了各个角落，人们总是热衷于看一些能耐人的笑话，他们不喜欢看你起高楼，却喜欢看你楼塌了，县城的头条新闻里那段时间全是老谭的名字。人们凑在一起就说，晓得不，阿水之城听说打死了人？

唔，到处都说呢，打人的是谭总的侄儿，有神经病。

对，听说一个单元的户主都觉得晦气，要把房子卖给老谭。

还有，还有，被打的人的老婆是个泼妇，吃住都在老谭家里，闹着赔偿呢。能赔多少？

哈，那倒说不准，这年头都是漫天要价，他就是认识十个行长，也吃不了这一兜。

那倒不一定，人家不是还有个郝队长撑着吗？

切，郝队长，没听说吗，今年换届，马上要切了。

哦，就是那个“谭小松全屋装饰公司”的老谭吗？

那家伙，整天开着个破车耀武扬威，不出事才怪呢！

县城就是这样，东街的马家锅灶里破了一只碗，立马就能传到西街老哈家的耳朵里，而碗就一定会变成头破血流的婆媳争斗。

老谭最终免了那家的装修费。一个月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搬家的那天，户主的媳妇还特意来请老谭去吃他们在德胜楼的喜宴。老谭瞒着郝静文给了那女人二百元，人却没去。老杜出院后，借着身体不好，就说不能再跟着老谭干活了。老谭给他算了工钱，又给了三万元作为补偿。老杜说，再让那一帮子哈怂折腾下去，你的摊子就烂包了。老谭其实想说，当你老杜倒下的时候，我的摊子就开始烂包了。但他只是笑了笑，仍然什么也没说。

正如坊间传言的那样，八月的时候，郝队长因为年龄偏大而被“切”了，老杜帮着收拾了办公室。晚上，几个亲近的人一起庆贺，郝队长情绪低落，没喝多少就已有了醉意。郝队长说，人一下台，就是街上的一条癞皮狗，你就是再咬得欢，也没人理你。在座的自是明白这个道理，却还是有人劝他，郝队长在邽县名声赫赫，即使不在位子上，说话还是管用呢。郝队长说，那就得拿我这张老脸往人家的冷屁股上贴了，人家不嫌糙，我还嫌丢人呢。老谭只是闷头喝酒，他明白，老丈人的下台，意味着他在县城的失势。

世道其实并没那么差，老谭这些年的人脉倒没有老谭想得这么悲观，但老谭一眼能看中要害：若是你借力在这块地方做大了，你自然仍是吸铁石，倘若做不大，就注定会汇进平庸者的洪流。县城就是这样，一茬新人来了，一茬旧人就得让路，要么苟安以静心，要么远离去奔波，没有谁对谁错，人终究要选择自己的生活。当然，并不是人人都知道选择，也不是人人都会选择，更多的人，其实是被生活的砂砾裹挟着前进，眼光所至，大多数人不知道远方何在。唯有与自己搏斗，与自己妥协，把自己变成年轻时自己最看不起的模样，在人前骄傲着自由散漫，在深夜羞愧于自己的无能，然后质问自己，在县城，能怎么样？

我们只能被迫做出选择，就像郝队长一样，离任的第三天，就让老谭开车拉了一家老小回了椅子山的老家。老家的房子是郝队长五年前盖的，崭新的红砖青瓦，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艳。一切都是早有准备，仿佛是如期回家。老谭知道，县城的官员，离任后要么是归去田园，要么去往戎州，而留在县城时常在某些不重要的会议上露脸甚至要求讲两句的人，都是心有不甘，反而下贱了自己。郝队长说，一应俱全，若在城里腻歪了，就来陪我下棋。郝队长的老婆说，我们还指望着你来给我们炒两个好菜饱个口福。老谭说，一定会常来。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虚的。他知道，郝队长谢幕了，可他还正在路上，能不能来有时候也由不得他。

郝静文的娘家老屋和郝队长的家隔着一条河，房子早已经衰败得住不了人。和郝静文结婚前，老丈人和丈母娘就去了兰州跟着儿子过，忙着带孙子，一年也回来不了一回。他拍了照给郝静文发过去，郝静文回信息说，有七八年没回过椅子山了。

7

郝静文买房的事最终被儿子的出生搅扰了。郝静文在他们租住的独院里坐月子，老谭一个人伺候着，他知道别人也都指望不上。郝静文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总会说，若是迟点儿要孩子，我们就能把娃生在楼房里了。老谭洗着尿布，说我都三十四了，算是老来得子，还要怎么迟？郝静文说，反正已经迟了，再迟点又有什么不可呢。老谭说，过日子就是里外一起过，不能光过着外面，把里面耽搁了，钱要挣，娃还得养。郝静文说，我们还是努力不够，外人只看到我们做了那么大的生意，却不知道我们过得恓惶。老谭说，管它外人怎么看，我觉得这样就挺好。郝静文就有点气，说人活一张脸，谁还不是把自己活给外人看呢？

老谭当然明白郝静文说的是实理，也明白他这些年就是为了争一口气，但他却不愿意在她面前显露出来。他要把他的虚荣藏在别人看不透的地方，说得高级一点，就是隐忍。他其实有更大的野心，他要让这种隐忍配得上他的野心。

伺候月子也是隐忍，其实也是借口。当各种装修队都想着要在县城分一杯羹的时候，老谭的装修公司就已经因着装修技术的老套而被逼到了边缘。儿子的出生让老谭有了缓冲的理由。老谭将正在做的几户活儿扫了尾，就将大部分工人遣散了，只留下了四五个人。一些熟人因着早先就在老谭这里定下了活，心里其实并看不上老谭的装修，却又为难着没法退话儿，老谭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给人家回绝了。也有些实在推不过的，老谭就将活儿揽下来，顺着主人的意思再转包出去，反倒省事。门面上由着郝静文的主意让许行长推荐来的一个亲戚看着，他得空了就去瞧瞧，该添置的添置，该低价处理的处理，倒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许行长的亲戚是个从乡下带孩子进城读书的女人，郝静文叫她徐姐，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人长得漂亮。早先一直在苏州的电子厂打工，孩子上了一年级才来的县城，老谭早就看出来这女人和许行长的关系不浅，却也不在许行长面前说破。他知道这女人独自带着孩子在县城，也是处处不易，人机灵也老实，做个帮手倒也挺好的。

一日六餐都是老谭亲自给郝静文做，他炖的乌鸡汤最是让郝静文喜欢。乌鸡是老谭去草川胡大叔家里捉来的，鸡蛋也是胡大叔家的土鸡蛋。一月时间，郝静文奶水充足，人也白白胖胖。徐姐说，她的脸仿佛一弹就能出水，她都忍不住想亲一口。

冬天的时候，老谭终于想通了要买房子，他下定决心要在县城扎下根来。是儿子的出生让他改变了之前守旧的想法，他原本想着让资金积累，当生意做得足够大的时候，他要用闲钱买房子。可眼看着房价蹭蹭蹭地上涨，他觉得再不买就真的晚了。

老谭看房子的时候，姐姐打来电话，哭着说，狠心的鬼走了。老谭一时没反应过来，说走了还得回来，哭什么。姐姐却在电话里哭得更响了。姐姐说，再也回不来了。老谭才惊醒是姐夫钱志明死了。

钱志明在姐姐手里活得并不如意，就像父亲在母亲面前一样卑微。他一直在大武口的煤矿上干活，尘肺病将他缠了五六年。钱志明在和尘肺病斗争的过程中，也和姐姐做着无谓的抗争，他憋着一口气，始终将脖子拧向右侧，就仿佛天生的残疾一样。他在不能为那个家带来经济效益的时候脾气也出现了残疾，他不太熟练地运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老谭在这些年里暗中接济着他，但还是不能为他续命。

姐姐这些年里一直对老谭怀有深深的敌意，她偏执地认为老谭一顿饭就抵得上他们一家四口一个月的花费。她曾在大哥二哥面前多次骂过老谭，说老谭不管她的死活。姐姐说，他那么大的家业，就是在牙缝里挤一点也够我们生活了，可你看他那个样子，哪还能顾念一点兄妹们的旧情。哥哥们被姐姐鼓动得怨气也越发地重了，捎话带信地说老谭的不是。这让老谭既心里有气又十分愧疚。姐姐的日子自是过得恓惶，可他也无能为力，除了逢年过节给姐姐和两个孩子一点钱再也做不了別的，但这样肯定是杯水车薪。更令老谭生气的是姐姐对儿子的溺爱，十五岁的钱冠尔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家待遇，如他的名字“钱罐儿”一样，钱大少爷倒从不缺零钱花，除了学习静无声息外，其它事儿他都弄得惊天动地。老谭去家里看不惯就说他几句，姐姐反而拿老谭做榜样，哎哟喂，你谭老板小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瞧瞧现在，不也过得有头有脸的嘛。男娃娃，能折腾才能有出息的呀。姐姐护着犊子，老谭后来也就不再过问。

钱志明死了，姐姐一贫如洗，老谭掏了丧葬的一切费用，还答应姐姐可以供给两个孩子的学费。可没出三个月，钱冠尔就因为打架辍学了，被打伤的孩子家长找上门来，最后还是老谭帮着出了医药费。老谭被姐姐逼着将钱冠尔带到了邽县，让他跟着装修队当小工，老谭腾了一间西房让他住。一个月后，钱冠尔偷了老谭的五千元远走高飞。这件事成了郝静文的一个话柄，骂他将贼招进了家里，从此正式提出不再接济姐姐的生活。郝静文由此攥紧了老谭的钱包。

姐姐的事彻底打乱了老谭买房的计划。在许行长调任邻县的饯行宴上，老谭在饭店里赊了账做东。许行长由副职转正，自是高兴，但老谭要贷款的事也在那晚上后悬空了。钱志明的死让老谭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他突然觉得，他得来一把大的让自己彻底翻身，这样他才能将自己的余光波及到亲人的身上——他终于明白，一直以来，他都背负着亲人的厚望，尽管他从来不承认他的努力是为了别人，但他始终被裹挟在别人期许的、责备的目光里，就像一身沉重的铠甲披挂在身，牵扯着他凌空而起的雄心。必须要做出改变，某一刻，老谭的内心强大到了令他十分惊讶的地步。

老谭的野心太大，他后来决定，他不是要买一套房，而是十套，他看到了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潜力。从传闻许行长要调任开始，老谭就已经为贷款的事做着准备，但许行长毕竟是副职，老谭的贷款数额又大，办起来就有点棘手，当然老谭也明白，许行长升迁在即，这么大的事也确实超出了许行长的能力范围，就像许行长也清楚这笔贷款也超出了老谭的承受范围一样。风险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大家都看到了压一批房子肯定会增值，但能增到什么程度，他们其实都没底。许行长将事儿拖着，老谭又不好催促，他们彼此也都明白，自从郝队长离职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单薄得像一张凉皮，湿润着，看起来厚厚的，其实能从正面看到背面的亮光。许行长临行的时候，将老谭的事托付给了信贷部的王经理，王经理之前虽然也和老谭多有接触，但毕竟只是场面上的浅薄之交，口头上答应着，手里却捂得紧紧的。

事儿摆在了台面上，眼看着无望，但老谭还是想着得搏一搏。老谭请王经理吃饭的时候，时常有些恍惚，他觉得一切回到了原点，就像他初认识郝队长和许行长的时候一样，但不同的是，他少了一份鹞子翻身的锐气，不再想方设法地哄王经理高兴，也不再招呼他进关山，更不会亲自下厨给他们这些人炖野鸡，喝酒的时候也不会说我喝完您随意的口头禅。老谭悲哀地发现，一切貌似刚刚开始，其实已经到了尾声。

就像被蚂蚁摧毁的河堤，出现一个窟窿，就会塌陷一大片，各种颇烦事就像赶着趟儿似的一件撵着一件纷至沓来。晓伟大学毕业，来县上考了两次就业的试，第二次差了一分，还是没有进入终名单。第二年又说工作压力大，还是想回来，大哥也一直希望他能回来，老谭知道大哥是想着让晓伟回到县上，他也有个卖弄的资本。大哥说，再优秀的孩子，在外面，亲戚六人也不知道，有啥意思。晓伟也觉得在城里生活如果没有家里做后盾，日子自是过得艰难，于是便又做了准备，又考了一次。考试前，大哥让老谭在县城打点，大哥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说是县上的考试，只要塞了钱，考试就是过场。老谭在县上混，当然也听过类似的话，但他从来不当真，即使听说了某个局长的公子花了十万通过了考试，也如期上岗这样的事，他也觉得有点空穴来风。但大哥偏执拗着让老谭疏通关系，却不提钱的事。老谭也的确问过郝队长，郝队长说，这种事哪能是我们这种百姓能办到的。老谭将原话转给了大哥，大哥还是不信。当晓伟以一分之差落榜以后，大哥就在人前说老谭不尽力。晓伟决意留在西安，着手买房子的时候，大哥又来县城央求老谭，老谭知道这事儿在郝静文那边根本行不通，只好把赊在外面的几笔旧账收了，凑了五万块给晓伟。要用钱解决的问题接踵而至，以前老谭管着家里的账务，倒没发觉有多难肠，当自己不管钱了，反而老为钱的事发愁。好在郝静文忙着看孩子，顾及不上生意，老谭就将收入分成了两股，大股进了郝静文拿着的农行账户，小股进了自己新办的信用社的账户，只给郝静文说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

晓峰骑摩托车将邻村一个女人的腿碰骨折了，在县医院做了手术，晓峰又跑得无影无踪，大哥大嫂轮换着伺候人家。大哥将他的积蓄都给晓伟买了房，手术费、医药费和理赔的钱都是从老谭这里借。二哥又忙着要给儿子寻媳妇，也借了一笔。姐姐去打零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住院的时候，老谭又掏了一笔。钱冠尔在昌吉偷盗被抓，老谭又去了一趟，花了一笔。郝静文那边的亲戚也不消停，一会儿姑姑的儿子来借钱，一会儿又是舅舅家的侄子要调动工作，更有甚者，郝静文爸爸的舅舅的表妹的侄子谈对象，被人家告了强奸，在法院打官司，他们也七拐八拧地找到了老谭，要他出面将事儿摆平。那一次，正好大哥大嫂在家里吃饭，老谭没好气地说，不是要我将事儿摆平，我看你们都是要将我摆平。郝静文觉得在亲戚面前丢了脸，就骂老谭，求你是看得起你，就像是我们要逼着给你纳妾呢，别给脸不要脸。老谭被郝静文的话惹笑了，后来又不得不请客托人办事，等双方达成和解，老谭只收了那家远房亲戚的五斤玉米面。

老谭接了姐姐出院，回去的路上，姐姐说，得找个人禳治一下。这一次，他没有拧着脖子给姐姐讲大道理，面对多灾多难的姐姐，老谭早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了，他能想到的好言好语都穷尽了，他能说出来的科学的文明的道理也在姐姐这里产生了抗体，他感到了疲惫和虚弱，以及无奈之下的古怪的愧疚。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艰难而努力着，哪有什么命运的公正，只不过，老谭一点一点地深入进了别人的艰难之中，而时常恍惚以为自己早已风光满面。

8

禳治的事在大哥的安排下如期进行，老谭掏了一切费用。大哥如愿请到了符家川的刘先生，老譚知道了他叫刘长久。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老谭失笑出声，他莫名地笑了很久才平静下来，继而悲哀起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刘长久，就是那个每天在惠仁宾馆零工市场上出没的刘长久，就是跟着他干过两年背沙子活儿的刘长久。老谭实在是有点不敢相信，就像怀疑过自己是否真的活得有头有脸那样，他拿不准。他将手机打开，翻开大哥发来的照片，如此再三，最后还是确定刘先生就是刘长久。他太熟悉他了。

老谭想起两年前，他的生意正红火的时候，他去零工市场招人，一眼就看到了在惠仁宾馆台阶上盘膝坐着的那个怪异的人。在拐角他一个人拿着一本书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周围是此消彼长的男女混合声。一群人将老谭团团围住，十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向他提问，老谭应付着，拿眼瞟着他，他甚至冲他喊了一声，他全然不理。老谭费了点力气豁开厚重的人墙，跨到他跟前，在他肩上拍了一巴掌。他惊讶地抬起头，目光混沌而木然。他说，干什么？老谭问，你说干什么？他愣了愣，惊慌地站起来，合上书然后塞进了身边的一个脏兮兮的黑色书包，说走。老谭觉得有趣，再问，干什么？他说，你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谭说，能干？他说，能干。老谭问，叫什么？他说，刘长久。于是，刘长久就跟着老谭和另外五个人挤出了浩荡的人群。

刘长久就这样在老谭的装修公司里干装卸工，后来他主动提出要承包上沙子的活儿，老谭看他干活实在，也就答应了。再后来，老谭和刘长久鲜有接触，只知道他除了干老谭的活儿，闲下来还和他的队友承揽别的，老谭也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

禳治之后，老谭突然想见见刘长久，他向大哥要了电话，去了一趟符家川。

在刘长久阴暗潮湿的西厢房里，老谭坐在小凳子上，侧身望着院子里齐膝高的荒草，被破败和发霉的气息裹挟着，一个禳治师必备的用具用红布包裹起来，放在正上位的梨木桌子上，那只三清铃孤零零地立在旁边，铃儿的下缘缺了一个小口。刘长久经过了一阵失措，安静下来后挠着头坐在了炕边。这是一个缺少女人和孩子的家，这种状况也让老谭深感意外，也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

两个人就那样安静地坐了会儿。老谭问，怎么回事？刘长久说，前年伤了腰，没法干了。老谭指着桌上的铃儿说，这个还可以么？刘长久又挠了挠头说，养活一个人还行。老谭又问，一个人？刘长久点了点头。

刘长久结过一次婚，但女人不生养，她的母亲活着的时候逼着他离了婚，一年后，母亲也死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老谭知道，在关山，他这样的人要想再婚，确实是太难了。看着比他大五岁的刘长久，老谭觉得确实应该帮他点儿什么。

老谭将刘长久的事给姐姐说了，姐姐听得直叹息，他那样有本事的人呢，谁能想到也活得这样难肠。在得到了姐姐的默认后，老谭便提起了两人的婚事。在他们简陋的婚礼上，刘长久和姐姐给老谭郑重地敬了三杯酒。一切都因为重新开始而显得欣欣向荣，老谭长舒了一口气，想着这一家人总算是有了向前奔的心劲儿，他仿佛是身上的一层僵皮褪去了，浑身轻松了不少。

事实也如老谭想的那样，在姐姐的安排下，刘长久一面操持着禳治师的活儿，一面外出打工，他们的死灰上渐渐露出了零星的烟火。

郝静文终于还是忍受不了这接踵而至的危机，儿子三个月大的时候，郝静文就带着儿子掌管了公司。徐姐也因着许行长的调任而对工作有些心不在焉，许行长走了，她又找到了新的依傍，说是某个单位的副局长。那就是个卖的货。郝静文越来越看不惯徐姐了，在店里也故意找茬。老谭装作一副糊涂样，也懒得管，由着郝静文的性子闹腾。后来，郝静文和徐姐大吵了一架，徐姐也就顺势辞职了。

生活陷入了温和的泥潭，人就憋得慌。子州集团的老总杜子州来邽县对接项目，晚上请老谭吃饭，主坐上是建设局新任的张局长，作陪的有副局长和政府办的副主任，田经理也在，老谭坐在最下位显得可有可无，一顿饭吃得尴尬至极。席间杜总跟田经理谈到了贷款的事，田经理满口就答应了。田经理说，杜总的事就是天大的事，一定办妥。老谭望着田经理，田经理也用余光扫了一眼老谭，但仍然不改面色。老谭明白了田经理是借着这个局对他捅破了这层纸，也明白了他原来是高估了自己。

杜子洲是老谭在五金厂上班时一起喝过酒泡过妹子的朋友，当年在水泥厂上班，他父亲是水泥厂的厂长，等老谭再回到邽县，水泥厂倒闭，杜子洲父子已经去了戎州发展，后来在市中心拿了一块地搞房地产开发，这次回来是要在邽县搞房产。

吃完饭，两人散步。杜子洲早就看出了老谭的困窘，他说，树挪死，人挪活。老谭说，还能挪到哪儿去呢？杜子洲说，跟我干吧。

没想到，郝静文对离开邽县的事兴致极大，她说，县城的蛋糕就屁股这么大，每个人都想分一点，关系套关系地争着抢着，我们是秋后的蚂蚱，还有什么活头。郝静文的话让老谭想起了郝队长，他算了算有一年多的时间没去看他了。

第二天，老谭去了一趟椅子山。郝队长夫妇明显老了，两个人被孙子缠得没了脾气，他们仍然热情，但老谭却明显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隔膜。郝队长也不再热心打问县城的政局发生了什么变化，郝队长的妻子也不再关心她昔日的同伴们的近况。他们开始谈村里的某个人又故去了，谁家的媳妇生了三个女儿还要接着生，谁家的儿子在外面找了老婆将原配不要了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老谭本来是想听听郝队长的意见，但他觉得已没必要问了。

晚上，老谭想到了刘长久，这是他唯一一次想听听刘长久的意见。刘长久说，你找三个麻钱。老谭有一阵子喜欢上了古钱币，手头刚好有。他们打视频，在刘长久的监督下，老譚抛掷了三次，刘长久记下了正反面。五分钟后，刘长久告诉他，卦象显示，走为上。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郝队长归园田居的那一天，老谭就想到了走，而现在他觉得，非如此不可了。

老谭用全部的积蓄在戎州买了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自己做了装修。一年后，他们全家离开了邽县。

没有人送别，没有人饯行。但老谭并不觉得悲凉。

9

老谭起先跟着杜总干，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办公室、工会、项目部、销售部全都跑了个遍。他又回到了当年返回邽县时候的生活，貌似如出一辙，却又不甚相同。在最初最艰难的三年里，郝静文曾不止一次产生过悔意：若是还在邽县，我们想必也不会这么难。若是在邽县，那么多熟人，我们也就不必低三下四地处处求人了。若是在邽县，呃，你说，我们起码能买下三套房子吧？

老谭打断了郝静文的话，若是还在邽县，生意塌了，咋办？老谭一句话就把郝静文噎住了，她张着嘴，红着脸半天没说出话来。对啊，没了生意，邽县对他们来说就是干涸之城，他们还得往出跳。老谭说，人眼前的路都是黑的，刘长久是禳治师，也禳治不了自己的生活。两年后，老谭跳了出来自己单干，从杜总或者别的老板那里承揽一些小活儿，虽然累，却也慢慢有了起色。

刘长久在姐姐那里过得并不如意，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他重蹈了钱志明的覆辙，他禳治的手艺随着他外出打工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几近荒废，有一年他连春节也没有回家。老谭去姐姐家的时候，看到了他的红色包裹落满了灰尘，被弃在柴房的墙角，那块红布因风化而出现了漏洞，一本旧书的一角露了出来，老鼠的牙齿清晰可见。

老谭问姐姐，铃铛呢？

姐姐讶然，问什么铃铛？

老谭说，老刘的铃铛。

姐姐说，哦，那谁知道呢……前两年还见过的。嘿，他那个手艺，留着也没什么用。

姐姐已不再相信刘长久，或许她不再相信禳治真能改了她的运道，或许她是因为刘长久是禳治师而不再相信禳治。这个问题老谭并没有深究，就像他不愿深究两个哥哥们依然热衷于禳治一样。对姐姐来说，刘长久只不过是一个足以养家的工具，她其实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是自家人。这让老谭对刘长久心怀愧意，可又能怎么样呢，刘长久还得在这个屋檐下倾尽所有，他做着一个合格的丈夫、父亲应该做的事，反倒让姐姐一而再地忽略着他。

当然，谭家坪依然如影随形。哥哥们要给父亲迁坟的事一直是他们见面要谈的首要大事，却因为老谭一直拖着而毫无进展。老谭仍然做着母亲心中“最有出息的孩子”能做的事，很多时候，老谭觉得他像极了刘长久。

姐姐在桐岭湾的路上咽了气。箭子川道的规矩，人没气了，就不能进村。半路上，他打了电话，之前在邽县跟他干活儿的朋友从县城带来了帐篷。老谭将车停在了西园里庄外的松树河旁。两个帐篷早就搭好了，他们将姐姐抬进了帐篷，老谭就打发人去采购丧事的一应物件，又让刘长久去请姐姐的亲房，他再开车去桐岭湾请了小樊先生来。

晚上，老谭和刘长久守灵，老谭问刘长久有什么打算？刘长久沙哑着嗓子说，什么都没了。话没说完，眼泪就又汹涌而出。的确，什么都没了，唯一联系着他和这个家的夫妻之名也彻底结束了，他也回到了原点，周而复始。

要走你就走吧，痛痛快快地走，没人会怪你。老谭说。

刘长久沉默良久，再次抬起头来，盯着老谭问，能走到哪儿去呢？

这是刘长久多年了第一次正面盯着老谭说话，仍然是软塌塌的语气，却有咄咄逼人的意味。

老谭说，你自由了。

刘长久依然盯着老谭，说燕儿怎么办？

老谭说，我带她到戎州去。

刘长久突然勾下了头，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他说，我不走。

老谭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好活着，攒钱给娃儿上大学。

他复抬起头来，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明亮的光彩。

五月的箭子川道，夜晚还是略有凉意，刘长久给老谭说着他这几年的旧事，也说着他未来想做的大事，空气中弥漫着油菜花的香味。

责任编辑 赵剑云

杨逍，本名杨来江，1981年生，甘肃张家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作品发表于《飞天》《长江文艺》《山东文学》《福建文学》《西部》等刊物。有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作品与争鸣》等刊转载并入选若干选本。获首届山东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甘肃省第五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十六届梁斌文学奖、第九届华语原创文学奖等奖项。出版小说集《天黑请回家》等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