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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他们为开国盛典留下珍贵影像

2021-10-12闫树军

党史博览 2021年10期
关键词: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天安门

闫树军

1949年10月1日袁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遥拍摄者为陈正青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时刻。

如今,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一幅幅精彩的画面映入眼帘。是谁拍摄了开国大典的伟大瞬间?是谁摄录了开国大典的不朽画面?

在一部为时不长的纪录片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样,没有找到录像者的名字。据说参加摄录的有中国艺术家,也有苏联的同志。没有署上名字,可能与当时人们还不大习惯突出个人有关。

但也有一些人对开国大典的那段历史情有独钟,其中有专门搜集当时刊物的,也有不断寻找开国大典摄影人的。

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归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新闻处领导,它是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宣传报道的总管机关。当时,新闻处处长是宦乡,下面设有摄影科和电影科。摄影科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组成,由华北画报社主持,科长是华北画报社的采访组组长吴群。摄影科设在中南海东八所。按照最初制订的摄影计划,在政协会议会场内摄影者有陈正青、侯波、吴群、林杨、杨振亚和孟昭瑞6人,在会场外的有宋贝珩。

开国大典的场面宏大,摄影人员不够。为此,摄影科特别邀请了在平的其他单位的摄影记者参与开国庆典的摄影报道,其中有部队著名摄影师石少华、罗光达和全国总工会的陈勃等。这样在开国大典当天,摄影记者有30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有陈正青、侯波、杨振亚和曾克、中国香港《中国文摘》杂志记者张彦5人,广场上有熊知行、毕深忠、红枫、张力和林杨等人。此外,还有铁道兵团政治部的一名宣传干事吴大中。

吴大中当时在陇海铁路抢修现场,是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回北平执行任务的。他急匆匆赶往铁道兵团政治部,领导郑重通知他:“中央军委发来开国大典摄影记者邀请函。因为你会摄影,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10月1日下午2点,吴大中换上崭新的军装,穿上锃亮的新皮鞋,怀揣请柬和采访证,胸前佩戴着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摄影记者”烫金大字的红布条,带上政治部仅有的一架德国产“蔡司”照相机,一路小跑到了天安门城墙根下的大会新闻处。新闻处一名干部告诉吴大中:“拍摄地点在金水河桥南,主要拍摄阅兵和群众游行。”他在金水河桥南选好了可以“零距离”拍摄开国大阅兵和群众游行的最佳地点。他总共带了6盒胶卷,可以拍72张照片。阅兵开始后,每个方队通过天安门时,吴大中都会拍一张。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骑兵师通过时的场景。庆典结束,吴大中赶紧回到单位,冲洗胶卷。他选了10多张认为不错的照片,送交大会新闻处摄影科,其余连底片一起全部上交。

两个月后,华北画报社出版开国大典专刊,其中一张是吴大中拍摄的天安门前群众载歌载舞的欢庆画面。他说:“这也算是我为开国大典的宣传作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吧。”

另一个幸运地拍摄到开国大典场景的是陈勃。

陈勃1925年生于河北阜平,1945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先后任晋察冀边区工人报社、石家庄日报社和新华社石家庄分社记者等职。1949年,他创办并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摄影画报《中国工人画刊》。他是全国总工会的摄影记者,也是全总唯一拍摄开国大典的摄影师。他8点多钟就前往天安门广场。凭借采访开国大典的介绍信、采访证和胸前的记者条,他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找到了最佳拍摄位置。当时警卫还不太严,对拍照的记者也没有多少限制,所以在广场上和游行时就有人“抢镜头”。当骑兵方阵通过时,陈勃索性躺在地上拍,显得有点乱。陈勃当时用的是1948年在大连买的德国“巴尔达”照相机,完全手动,能照16张120片,成像很好。他用了2盒胶卷。

开国大典当天,20岁的李振羽协助苏联摄影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一部纪录片。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摄影的还有徐肖冰、关明国、程默和机械员冯喜璋,录音师是唐晋、陈燕嬉、张世明、杨志远。程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通过大型牛耳摄影机记录下了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安定,不要遗漏任何一个镜头。那一天,我拍的片子最多。我一个人拍了一大卷,大概一千多尺。”“一方面,我要拿大机器拍主席,同时录音。另一方面,我也灵活地拿着小机器拍摄主席和民主人士的一些活动。这个历史时刻,伟大而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震撼世界。这一刻我永生难忘。”摄影用的设备是一台轻便的“埃姆”摄影机,另一台是拍摄故事片同时录音的大机器。

宦乡

为了完成开国大典的摄影任务,摄影科作了很周密的计划,以确保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万无一失,尤其是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场景,还有朱德宣读《中國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场景。如何能拍到最佳的照片,吴群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陈正青完成这一关键的拍摄任务。

陈正青当时只有32岁,但在新闻摄影科数他的年龄最大、摄影水平最高、身体素质最好,他被同事们公认为“摄影干将”。他摄影经验丰富,还有精良的摄影设备——一架美国产的照相机。这是从东北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不仅配有闪光灯,而且胶片是一张一张的页片,一拍出来直接就是标准的新闻照片尺寸,无需放大,便于及时发稿。因此,几个人同拍一个场面时,他一直独占鳌头。

陈正青没有让人们失望。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他按下快门,将这一重要历史瞬间定格。为了拍好这张照片,陈正青把大半个身子后仰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汉白玉栏杆外。朱德总司令见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拍摄,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赶忙上前用双手牢牢压住了他的双腿。陈正青在朱总司令的保护下,放心大胆地按动快门,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开国大典》这幅照片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陈正青的名字也被写入了中国摄影史和新闻史。人们看到《开国大典》,就想到了陈正青。尽管那时不止他一个人在拍,但通过新华社发向全国、全世界的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就是陈正青拍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岁月里,报刊刊发的照片,一般都不署名,或是署上《人民日报》记者摄或新华社记者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陈正青被人们渐渐淡忘了。1988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身边的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共同举办了摄影展览。侯波拍摄的一张开国大典照片,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照片。这张照片与陈正青拍摄的场景虽一样,但角度不同。许多当事人回忆,当时由摄影科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照的有陈正青、杨振亚和侯波。陈正青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侯波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要留存资料。正是这些原因,从1988年开始,侯波成了开国大典故事的主要讲述者。

其实,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还有其他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不间断寻找,最终找到了当时不属摄影科,但又拍下了开国大典的人。战地女记者曾克就是其中一位。

曾克,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恋、海牟、一可。1917年4月4日,她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后来参加革命,在延安是有名的女作家。从1947年起,她作为随军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奔赴战场。1949年7月,她先期到达北平,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随后,她被确定为新政协会议代表。“二野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经我们请示中央,现决定以刘伯承、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高树勋、廖运周、布克(十六军组织部部长)、马宁(十二军随校副校长)、曾克(女,作家、记者)十同志为代表,以张南生、卫小堂二同志为候补代表。伯承同志将随后到达,曾克同志已在北平。”

曾克是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代表中唯一的战地女记者。参会时,她发现大后方来的新闻记者,人人都带着相机,有的还拿着小型摄影机,于是便向代表团负责人张南生提出要一架照相机。张南生向邓小平政委报告了此事,邓小平立即派人从寄卖行买了一架半旧的蔡司牌相机。邓小平对曾克说:“这是给你的新装备,你要很好学会并很好地使用它!”

曾克很珍惜胶卷。在政协会议上,她没拍几张,准备全部用在天安门城楼上。10月1日,当毛泽东手持讲话稿,林伯渠、张澜、周恩来、李济深等人站立两侧时,曾克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照片。虽然拍这张照片时選择站立的位置不是很好,有点低,也有些许不清,但这毕竟是战地女记者拍的开国大典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不仅有毛泽东,而且还有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高僧巨赞。在天安门城楼上,曾克还抓拍了蔡畅、康克清、李贞和杨之华四位大姐,刘伯承、陈毅、粟裕、滕代远等人观看阅兵式,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观礼游行盛况等照片。

1949年9月30日,吴群、林杨、杨振亚(左起)在天安门前留影

另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开国大典的是张彦。

张彦来自香港,是代表香港《中国文摘》杂志参加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报道的。正是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成为进入政协会议会场采访的29名中外记者之一。他也是带着相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记者。在城楼上,他拍摄的天安门组照,记录了导师领袖、将帅元戎、泰斗耆宿、大家巨擘、勋臣栋梁、雄杰楷模的风采和神韵,记录了新中国的起点。他后来说:从政协开会的第一天开始,我便用相机记录了每一个精彩瞬间。任何一个细节,都是重大事件的反映,都是重大事件的补充。我不能落下任何镜头,眼睛看到的记下了,心里看到的记下了。参会这些天,让我心动,让我难忘,而高潮又全聚在天安门城楼上。你看毛泽东的那一笑,笑得无比灿烂,笑得如此豪迈。他一笑,全中国人民都笑了。你看他那振臂一呼,生动有力。他一呼,全中国人民都和着他呼喊。人民高喊他万岁,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

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出乎意料的是,胶卷的消耗量比预算多出了许多。事前,政协会议的摄影,每一张照片都算得很精确,一共150张,张张都定好了位。可是这样的预算实在展现不出彼时的辉煌和心中的激情。结果,从政协会议到开国大典,实际一共拍摄了1.64万多张照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拍摄者为童小鹏

有意思的是,那么多人拍摄开国大典,又拍了那么多张,但是限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却只有一张彩照,而且这张彩照还不是专业人员所拍摄。这张照片是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后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拍摄的。他是红小鬼出身,有文化,爱学习,养成了记日记和摄影的习惯。当时有相机的人很少,参加开国大典的也只有少数领导自带相机拍了一些照片,童小鹏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他的这张开国大典的彩色照片,当属珍品中之珍品。

“乘汽车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是我一生的荣耀。我当时从父亲那里要了照相机。我父亲是一个以照相为生的人,当时怕我把相机弄坏,不想借给我。但当他得知我是参加开国大典时,便把相机给了我。我带着相机,和同学们一起,在天安门东侧集合。我们是乘车敲着锣鼓参加游行的。出发前,我让一个同学给我拍一张照片。到天安门前,人们都争着看毛主席,场面有些乱,再加上我第一次拿相机,便拍了一张‘斜角的开国大典照片。但这也是极其珍贵的了,我把这两张照片留了一生。”1949年10月1日,北平市立师范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大横幅。学生王传励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和同学们拍了一张照片。他在照片后面写道:“十月一日,纪念日。划时代的纪念日,就是我的担起建设工作的开始。”

10月2日,著名作家、记者司徒丙鹤在天安门前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司徒丙鹤是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秘书。1日,他与司徒美堂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但因在城楼上没有留下照片,所以第二天,他专门在天安门前拍了照。

10月1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们在天安门前进行腰鼓表演。她们用手中的腰鼓槌组成个“庆”字,学校的老师给她们拍下了一张照片。然而,天安门前打腰鼓只是欢庆庆典的开始。第二天,天安门广场上大型的腰鼓表演上演。时任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演员的罗雄岩回忆说:“10月2日,首都人民狂欢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打着腰鼓来到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沿途群众热情的欢迎中,不断地进行表演。人民文工团、华大文工三团、青年剧院、华大三部等4个单位先后在天安门广场上表演。我们演出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墨绿色半圆形的幕布上嵌在红星中央的毛主席画像,一进场地就博得群众的热烈掌声。我们表演的《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國》大型腰鼓舞剧,是以毛主席像为中心进行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大横旗高举在毛主席画像上面,与两旁的红旗、蓝天下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雄伟的天安门以及两旁的古建筑,共同形成壮丽的天然舞台,给表演增添了深邃意境。伴奏乐队站在毛主席像前,喧天的锣鼓声、唢呐声响起后,腰鼓队从毛主席画像两侧飞快进场,按‘民族欢腾‘红星照耀‘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众志成城‘毛主席指引航向等段落依次表演。精彩的演出,受到了人们的好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擂打着胜利战鼓,鼓舞新中国前进》为题进行报道,并对华大文工三团的《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细节进行描述并刊发了演出实况照片。这些照片我至今还在保留着。”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会选择在天安门前留下纪念。比如著名漫画家方成,开国大典时不在北京。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方成在《新民报》任美术编辑。他说,有一天,不知咋了,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想到那里拍一张照片。去了,心情很舒畅,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

画家罗工柳和夫人杨筠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抗战烽火燃起,两人放弃学业,奔赴延安。此后,他们在前线战斗,在后方搞宣传,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开国盛典后,罗工柳带着夫人在天安门前拍了张照片。随后,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国家的艺术事业中,创作出《地道战》和《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两幅油画名作。这两幅作品都选取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并将其安排在具有代表性的情节和场面中进行塑造和描绘。这种创作方式,是罗工柳多年战斗生活感悟的凝聚和爆发。

2018年下半年,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罕见彩色照片迅速红遍各大媒体。特别是开国盛典的彩色照片,有几十张之多。这些照片来源于哪里?是谁拍摄的呢?

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苏联著名的电影摄影师米科沙。他是苏联彩色摄影的先锋。从1949年4月起,他和同事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拍摄了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并留下了大量纪实照片。

米科沙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盛典。他拍摄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是别具特色的。其特色是在他的镜头里突出了中国开国盛典中的“红”“喜”“天”。“红”就是北京城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红旗、红丝纱和红五星,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成为红色的海洋。“喜”在米科沙的镜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喜笑颜开,初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少女喜上眉梢,有幸参加开国庆典的青年们喜不胜收,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女性绽放着青春的靓丽。“天”则是米科沙拍摄照片的表现手法。“中国”在俄语里被称作“天朝、普天下之国”,强调国家伟大、地域广大。米科沙为了让苏联人民了解“普天之下,换了人间”的中国,便在照片的取景上,把大幅画面留给天空,有时候天空甚至占到一半以上的画面,而且照片中的人物完全以天空为背景。从照片看,米科沙肯定是蹲下来仰拍的。

很可惜的是,米科沙的照片当时并没留给中国,在苏联也只有在1951年至1952年间,以明信片或在杂志上做插图时出现过几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些照片被公之于众。这些照片,是对开国盛典史料的极大补充,也是对我国摄影史、国史、党史、军史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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