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

2021年2月7日，享誉东西方学界的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逝世，享年92岁。作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曾在2000年到访过中国。在那次名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会上，他发表的“文学终结论”引发热议。嗣后，米勒所著的《论文学》一书被译介过来，换了个“文学死了吗”这样耸人听闻的书名，再度掀起风波（参考《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霎时间，“文学已死”的论调甚嚣尘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已死”如同一盆冷水浇到了我们头上。

当我们讨论文学教育时，也离不开“文学终结论”这一始终徘徊不去的幽灵。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论”自有其衡量标尺。这一标尺和“文学”为何物有关。实际上，迟至晚近的17、18世纪，才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印刷媒体、大学教育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的发明）等而产生的。此时的文学背负着“知识”和“教育”的双重责任——某种意义上说，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文学”作为舶来品进入“老大帝国”所助推的。既然“文学”是人造物，那么，唯有打破旧的文学体制，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才能得以重构，小说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

米勒在千禧年的一番“危言”，正是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背书。在那次研讨会上，米勒有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