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

2021年2月7日，享誉东西方学界的文学评论家J.希利斯·米勒逝世，享年92岁。作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曾在2000年到访过中国。在那次名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会上，他发表的“文学终结论”引发热议。嗣后，米勒所著的《论文学》一书被译介过来，换了个“文学死了吗”这样耸人听闻的书名，再度掀起风波（参考《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霎时间，“文学已死”的论调甚嚣尘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已死”如同一盆冷水浇到了我们头上。

当我们讨论文学教育时，也离不开“文学终结论”这一始终徘徊不去的幽灵。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论”自有其衡量标尺。这一标尺和“文学”为何物有关。实际上，迟至晚近的17、18世纪，才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印刷媒体、大学教育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的兴起（“自我”的发明）等而产生的。此时的文学背负着“知识”和“教育”的双重责任——某种意义上说，清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是“文学”作为舶来品进入“老大帝国”所助推的。既然“文学”是人造物，那么，唯有打破旧的文学体制，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才能得以重构，小说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

米勒在千禧年的一番“危言”，正是以现代文学的起源为背书。在那次研讨会上，米勒有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的判断，盖出自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对文学、文学研究的“祛魅”之担忧。其潜台词是，当支撑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基石与规范濒临瓦解后，文学将何去何从？

在“文学”的“濒死期”，我们的文学教育亦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譬如我们的长篇小说以每年近万部的体量在“生产”，各种基金、项目资助下的官方制造横空出世——造就了“文学大国”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又是文学研究、文学教育受制于学术生产、学术评审、项目、课题和学术期刊等组成的庞大而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逐渐沦为象牙塔内的“内循环”;文学期刊所刊发的作品，除了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外，也随着大众阅读环境的改变（如电子阅读的流行、报刊亭的消亡等），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浪潮席卷而来、“人文精神”的衰落，使得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让我想起赵树理在七十年前讲过的话：“新文学其实应叫作‘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坛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今天读来，赵树理誓当“文摊文学家”的“志愿”依旧振聋发聩。当然，赵树理的话矛头指向的是新文学的“自产自销”和它背后的精英主义。这样的文学形态与民众几乎隔绝，这也是新文学之所以打不进农村的“文摊”的原因所在。将赵树理的观察，用在新世纪以降的文学现状，也是合适的。毕竟在一个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当道的时代，粗制滥造的网文、公众号“爽文”占据大众的视野，褫夺了原本就已经贫瘠的公共阅读空间和流量，“读书”无疑成了精神奢侈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的文学阅读、研究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阅读经验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高墙。打破高墙、冲破壁垒，早已迫在眉睫。

要打破“专业主义”。以我本人为例。我在高中阶段开始写小说，对文学的热忱促使我在本科时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阶段，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好，又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专业;博士阶段，虽在“比较文学”专业，但治学兴趣已转移至中国现代文学，并兼及当代文学的批评。我的文學教育用时下的话来说，可谓“科班出身”。何为“科班”？这就涉及一整套由文学教育所建构的方法、知识和话语体系，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大致是这一套“科班”文学教育的必备武器，只因专业不同，有所侧重。而这一切的原点，其实都是“阅读”——以阅读为跳板，踏上各自不同的治学之路。我喜欢读小说、写小说，上大学后读了不少作家谈论小说的书，如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帷幕》、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等。作家谈创作，比理论家讲文学更亲切。因了这些，我又研读叙事学著作，后来读研、读博，除了对文学的热爱，背后有某种“知识”焦虑在作祟。这反过来也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知识”的传授，因此会形成某种知识话语的“内循环”——曾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对人文社科的“黑话”做了一番嘲讽，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这一套文科“黑话”，那么，任何文章都可以写出学术味。此现象透露出的是“专业主义”的弊端。

徐贲先生说：“许多专业‘文学研究者，不过是有专业无智慧、有知识无见解的庸人。”（徐贲：《告别文学研究的“室内游戏”》）他将此类文学研究称作“室内游戏”。“室内游戏”这个说法来自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本书。进一步延伸，这种“室内游戏”就是“专业主义”造成的。什么是“专业主义”？它指向一套严格的、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界限，所沿用的语汇、方法、文献、权威、规范等，是文学知识的自我规训与自我生产。所以，徐贲警示我们，专业一旦异化了，就要告别它。

问题是，如何告别？我从学生生涯到走上工作岗位，感触颇深。工作之后，我教的第一门课叫“影视文学改编”（专业选修课）。在这门课上我选取的都是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譬如《罗生门》《活着》《燃烧》《鸟人》等）。出于教学目的，我必须去重读文本，梳理小说叙事与电影语言的关系。至于如何把自己掌握来的知识“授人以渔”，还是颇有挑战。一些我们熟悉的文学“常识”，对学生而言却很陌生，这时就得去做解释、举例，化繁就简。因此，从小说写作到学术研究再到“文学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输入与输出的难题。

學术体制、科研自有其标准，作为从事文学教育的学者，我们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必须遵照既定的写作方式和学术规则，一篇文章，从积累材料，到下笔写出初稿，再到修改，要经过不少磨难。学术研究之余，我还写了不少文学批评和随笔。相比“硬邦邦的”学术文章，批评、随笔可用相对灵动的风格写就，而这些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文学趣味和鉴赏水平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受人喜爱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是驳杂的、充满了文学趣味的，而非传统的形式主义批评，或如学术考据文章那样机械死板。这种批评方式和书写风格，用伍德的话来说是“以批评家之眼观创作之事”。与学生交流时，我也反复强调，读小说文本，写文学批评，某种程度是挣脱学术体制桎梏的方式，借此也可以和非专业读者进行对话。打个比方，如果说文学批评的“短平快”有点类似战地记者上前线做报道，那么学术研究则更像是躲在阁楼里，对着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

以上事关“文学教育”，所谈范畴，依旧局限在学校体制内。那么，出了学校怎么办？

我从事小说写作多年，除开写作，也参与一些小说的宣传活动。在这些经历中，我所关切的，是“小说教育”的问题。面对公众、非专业读者开讲座、做报告，来的人形形色色，各种知识背景的都有。这时，我们不可能再操持专业术语诉诸空头理论了，而应该深入浅出，以“讲故事”的方式达成与大众的交流。这种方式，便接近我理想中的“小说教育”了，当然，这样的交流过程，也难免有“知识”普及的意味。更进一步说，还有其他渠道可供选择。去年到今年，我与一家写作平台和书店各合办了一期短篇小说写作坊，还有创意写作的教学。我所接触的学员非科班出身，他们从事文学以外的行业，对写作有热爱，但未系统接受过文学（小说）教育，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小说理论等知识的了解相当有限，个人的读书经验所凭借的是随心所欲的“兴趣”。

如何给这类文学爱好者讲好小说课？这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我的做法是，在这两期工作坊上，每周末授一次课，从小说理论讲起，中间是小说叙事技巧的讲解，最后一节课是与学员一起做文本细读，择取一则经典短篇小说，从头到尾讲解，这样便于将先前的理论和小说技巧的知识落归实处。而在课程进行期间，我承担的大部分任务是帮学员修改习作，给出反馈和点评。于我看来，这才是小说课或者说小说写作教育的核心部分。毕竟大多写作者除了一腔热忱，很难寻到专业读者给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每次课上，我也会对小组学员的习作做集中点评，并现场讨论。这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理论知识的讲解，是为了帮助学员清扫认知盲区，矫正一些偏见，但最终能否有效，还要视作品的成稿而定。这样一来，和初习写作的人之间的交流和探讨，不仅让我从源头上思考“小说何为，何为小说”的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得以跳出学术体制，打破小说理论和写作实践之间的壁垒。

不过话说回来，文学教育并无标准答案。我的“建言献策”，也不过是出自个人有限的经验。这套方法能否行之有效，有待日后观察。但不管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还是面向媒体、大众的文学批评、文学普及，其背后都有最大的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就是小说文本。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知识背景不同，人生经验也迥异，但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文本。不同的看法碰撞、擦出火花，便是文学产生交流得以进行的时刻。因此，不论是文学教育还是小说教育，作为从业者，借助文学批评和文学活动、以媒体作为桥梁，是可以打通横在高校学术体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壁垒的;从业余读者、大众的角度来看，可以找准个人的兴趣点，通过读书拓展知识脉络，形成自身的文学体系，最终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