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峰

幸运的“千里马？”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少而聪慧。他7岁得到太守的赏识，13岁又得到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的赏识，《旧唐书·张九龄传》记载：“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王方庆是一位亲政清廉的官吏，《旧唐书》谓其治广数载秋毫不犯，对管内诸州首领严加管束，境内清肃，“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这些赏识，对鼓励张九龄从小就立下远大的志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王方庆的赏识，对张九龄后来从政的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24岁的张九龄登进士第，得到了唐代著名诗人、考功郎沈佺期的赏识，被授予校书郎官职，从此踏入仕途。长安三年，张九龄又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当时文人领袖、宰相张说的赏识。博学多才、“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欧阳修语）的张说，因直言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过韶州时，他看到了张九龄的文章，不由眼前一亮，赞誉文章“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张说虽虎落平川，但曾经在政坛和文坛上煊赫的地位，仍让刚刚踏入仕途的张九龄感到是一种厚遇，仍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鼓舞。

唐玄宗李隆基对张九龄的赏识，当是张九龄最大的荣幸了。还是太子的李隆基为了有所作为，举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张九龄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以优异的成绩得到了李隆基的青睐，荣升为右拾遗。当李隆基登基后，张九龄又升任左拾遗。左比右的官职大一些，大概居于七、八品左右。这个官职顾名思义，就是拾起皇帝在政策决策上的失误和遗漏，也可以说是挑皇帝的毛病。但是，张九龄却与唐玄宗所器重的执掌军国大权的宰相姚崇的矛盾越来越大，招致了姚崇的不满。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张九龄以任期届满为辞，回到岭南故里休养。

开凿梅岭古道，功不输大禹？

大庾岭（梅岭）路是出入岭南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崎岖艰险，易坠深谷，“人苦峻极”。张九龄行走在这条路上，感受颇深。开元年间的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繁荣。岭南沿海的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在这种情况下，开凿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交通显得非常迫切。张九龄哪还有心如闲云野鹤般地休养？他马上上书朝廷，请开大庾岭路。得到朝廷批准后，张九龄自任开路主管，亲自用自己的脚步在丛山峻岭灌木丛中，丈量着未来的通衢大道。他趁农闲征来民夫，亲自指挥施工。全长十几公里，宽近17米的梅关古道修通后，“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这条被后人誉为“古代的京广线”的路，从此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要道，并福荫子孙后代。古道的畅通，不仅唤醒了多年沉睡的粤北，也对岭南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梅岭古道的凿通，是张九龄为国为民做出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张九龄阳刚之气的闪光点。同时，也是张九龄仕途的转折点。

有胆有识、风度不凡的贤相

因修大庾岭路有功，张九龄于两年后的开元六年（718年）春，重出官场。被召入京后，他先是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的吏部工作（相当现在的中组部），具体主持全国的人才选拔。一年后，改任礼部员外郎，不久又升迁为司勋员外郎。开元九年（721年），经流放后的张说又登上宰相的宝座。早已对张九龄寄以厚望的他，见张九龄果然德才兼备，便屡屡予以提拔。开元十一年（723年），张九龄被提拔为中书舍人。

官场上历来矛盾重重。作为张说按同姓、按年龄排序的宗族兄弟，作为张说特别亲近、看重的“红人”，张九龄时刻都提醒着脾气暴躁、与同僚关系不睦、而且生性贪财的张说，及时地给以参谋、建议，从不因关系密切而随声附和不讲原则。特别是开元十三年皇帝将东巡举行祭祀天地封禅泰山的大礼时，张说擅自决定将与自己亲近的小吏末流突击提拔为五品官职，让他们和一些没有什么名望的人陪同皇帝登泰山祭祀。他令张九龄如此草拟诏书时，张九龄觉得不妥，他建议将德高望重的人排在前面，有功劳的旧臣排在后面。如果颠倒了顺序，指责和批评就会产生。但独断专行惯了的张说却固执己见，从此埋下了祸根。

朝廷上下对张说的作为多有指责，尤其是御史中丞宇文融。张九龄劝张说对宇文融要有所防备，张说却又当成了耳旁风。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张说果然遭到了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的弹劾而被罢相，张九龄也受牵连，改任太常少卿。之后，又调出京城。

然而，玄宗的官场离不开张九龄;在玄宗官场沉浮的张说也离不开张九龄。当张说又被玄宗拜任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后，张说多次推荐张九龄做集贤院学士。遗憾的是，张说上任的次年一病不起，永远地合上了他的人生帷幕。但他对张九龄的多次推荐，似乎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他去世两年后的开元十九年（731年）三月，张九龄第三次被召入京，擢升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他以出色的文笔为玄宗撰敕文，从不打草稿，援笔立成，深得玄宗的厚爱和倚重。第二年，时已55岁的张九龄，又任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知制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的老母不幸去逝。按说张九龄应在家守孝三年，不料短短数月，玄宗又派人送来圣旨，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并敦促他马上上任，不得推辞。

三年的宰相生涯不算长，可山雨欲来泰山压顶的形势，却将一代名相推到了风口浪尖。张九龄面对的玄宗，已不是原来励精图治的玄宗，而是已经骄奢淫逸拜倒在杨玉环的石榴裙下，宠信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奸佞的玄宗。张九龄则不计个人安危荣辱，忠心耿耿，力挽狂澜，为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力主选拔人才，使孟浩然、王維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脱颖而出;他刷新吏治，改革重京官轻外官的弊端，选贤任能;他薄征徭役，扶持农桑，将岭南的水稻生产技术传播到河南，促进了北方的农业发展;他刚正不阿，在玄宗生日百官争相进献奇珍异宝时，他耿直地献上自己编撰的《千秋金鉴录》，历数前朝兴衰，前车之鉴，期望玄宗以史为镜，永固江山。忠言逆耳。张九龄不知向玄宗进谏了多少治国安邦之策，甚至“直气耿词，有死无二，彰善瘅恶，见义不回”，不惜得罪玄宗，而玄宗却被不学无术、口蜜腹剑、阿谀奉承的李林甫迷惑了双眼，竟然听信了李林甫对张九龄的中伤，逐渐厌烦了张九龄恨不得掏出五脏六腑的耿耿直谏，直至罢了张九龄的宰相，改任尚书右丞相，之后又因李林甫的陷害，被贬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又一次离开了京城，怀着对玄宗满腔的怨，怀着对奸佞满腔的恨。乱世思良将。当“安史之乱”爆发，京城长安被陷，狼狈逃窜到四川的玄宗，这才悔青了大肠。而时已晚矣，此时的张九龄早已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5月7日，病逝于韶州曲江的家中，告别了他62年的人生舞台。玄宗闻讯，黯然神伤，含泪震悼，封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并送挽联一副：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作相孰如之。立即派使者前往韶州祭奠。唐玄宗没有忘记张九龄，反思张九龄的远见卓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张九龄优雅的举止、不凡的风度、超人的才干，愈加欣赏。每逢宰相推荐人选，玄宗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张九龄成了玄宗心目中选拔官员的标杆。由此也可见玄宗对张九龄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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