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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寿华:为工人阶级奋斗终身

2021-10-11吴基民

同舟共进 2021年9期
关键词:蒋介石总工会工人

吴基民

【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闸北广东街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召开。据担任大会记录的郑超麟回忆:“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0人,照例是由各地方党支部推选的,其中有一些新面孔,比如莫斯科的代表彭述之;法国的代表周恩来,尽管他已回国,并已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再有海参崴的代表何今亮。何今亮,原名何纪元,化名何今亮、何松林、何景元等,他在上海工作后,为了便于革命活动,根据陈独秀的建议,改名为汪寿华(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均用此名称之)。

汪寿华,1901年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清末秀才的家里。他性格开朗,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学习成绩很好。1917年,他考取了杭州的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新旧思想博弈的觉醒年代,在这么一所学校里,汪寿华十分追求上进。他爱读《新青年》,几乎每期必买,并立下了“制造文明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的誓言。翻看他当时的日记,“日训:恒、恒、恒”“日训:勤学、勤学”之类的自勉之词多次出现,足见少年汪寿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荀子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汪寿华以此作为自己的准则,每日结束功课及一天的活动后,他都要反躬自省,曾作诗曰:“今日知己过,悔改望明朝。朝朝复自去,间日得改了。过深日一日,累积成巨恶。苍头不奋兴,白发复何能。追共习染深,善去小人成。愿誓今日起,毋使后悔生。”

1920年初,汪寿华追随学长俞秀松来到上海,并在他的介绍下到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不久,由俞秀松介绍,汪寿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4月,汪寿华离开上海想去苏俄莫斯科读书。当时从上海去莫斯科的主要途径有三条。一是从上海坐外国邮轮去法国马赛,再从马赛赴莫斯科。这一条路最安全也最舒适,但花费巨大。二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哈尔滨,再翻山越岭偷渡至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大铁道坐火车赴莫斯科。这条路行程最短最快,但危险性最大,因为当时的东北由奉系军阀统治着,搜查很严。三是从上海坐俄国货轮赴海参崴,再转莫斯科。这条路时间较长,班次不足,关键是货轮上没有铺位,只能睡在漆黑的底舱,条件很差。但当时大多数赴俄读书的学生都走这条道,汪寿华也不例外。

到达海参崴后,非常不巧,当时的俄国还处在国内战争中,白匪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汪寿华等一批同学只能逗留在当地。当时在海参崴负责党的工作的,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杨明斋。他非常欣赏汪寿华,觉得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有觉悟、有干劲、有担当,决定让他留下来负责工会工作,其实就是安排从中国来的革命者赴莫斯科,以及从莫斯科来的革命者偷越国境返回中国,任务艰巨而又繁杂。

汪寿华被推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部的主任,还曾担任过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他交友甚广,甚至与东北地区作案后暂避逃到苏俄的“红胡子”都交上了朋友。他建立了几条秘密穿越苏俄边界的交通线,并在海参崴风景秀美的列宁街上办了一个“海员俱乐部”,又在北京街上办了一个“五一俱乐部”,主要接待往返苏俄与中国的革命者,尤其是准备偷渡回中国的革命者,替他们提供资金、服装、行李,招待他们食宿等。赵世炎、陈延年、任弼时、李求实、郑超麟等,都曾在海参崴接受过汪寿华的接待与安排。

据郑超麟回忆:当年到了海参崴,没有船去上海,我们(指陈延年和郑超麟等一行十余人)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的生活并不寂寞,海参崴有许多华侨,都是北方人,他们聚居在一个区域,区域里有两个京剧戏台,几家菜馆,几处浴室,商店则不可胜数。何今亮(即汪寿华)请他们去馆子吃饭,去戏院看戏,吃了饭,只消说一声:“挂我的账!”一次,赵世炎和任弼时从莫斯科来海参威住了几天,即由汪寿华安排坐车经过一面山坡后,入东三省境内。

1924年末,汪寿华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他作为海参崴中国共产党支部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以后就留在上海工作——人生就此翻开新的一页。

【领导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5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書记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林伟民任委员长。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主任,汪寿华任宣传科主任。除了负责宣传工作之外,汪寿华还承担着与上海各阶层人士交际联络的重要工作。

1923年,由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被军阀镇压后,革命处于低潮。但随着时间的积淀,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用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的话来讲:地火在地底下奔涌,只要有一点星火,随时可以喷发出燎原的烈焰。

1925年5月15日,年仅20岁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在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厂被日本大班川村枪杀,是为著名的“五卅惨案”。在中共的领导与号召下,上海市民从6月3日起举行了以罢工、罢学、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汪寿华除了组织宣传,还具体联络上海商会,号召商界人士慷慨解囊,支持工人罢工。同时要求他们举行罢市,声援工人与学生的斗争。上海商界的领袖虞洽卿、王晓籁、方椒伯等都同意支持工人、学生,举行罢市。这在上海开埠以来还是第一次。

“五卅运动”爆发后,汪寿华的联络工作十分辛劳。日棉纱厂的资本家原以为工人罢工一两个礼拜,没吃、没喝、没收入,就会乖乖投降,但这一次不同,支援罢工工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尤其是连南京路这条举世闻名的马路上的商店也关门罢市,让英国统治者颜面扫地,不得不答应了罢工工人的一些要求,释放了不少关押在巡捕房的学生与工人。

此刻统治上海的是军阀孙传芳。英国和日本的在华代表用巨款收买了他,要他加紧对付共产党人,尤其是一些总工会的领导人。1925年11月29日,刘华在英租界的静安寺路被捕,第二天即引渡给孙传芳,被下令处决。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审时度势,让李立三与刘少奇分别撤离上海,去广州和武汉。汪寿华担任了总工会代理委员长,他在四川北路的家也成了上海总工会机关的秘密地点。

当时汪寿华已经成家,妻子名叫赵兰花。四川北路,是日本人的统治范围,警车日夜在街上呼啸。赵兰花十分担心汪寿华的安危。汪寿华劝慰她说:“我一旦被害,你就做针线活来维持生活。但千万不要哭,哭了抓我的反动派就会得意,而我的同事与朋友反倒会丧气。你带着孩子回诸暨老家,总能生活下去……”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宣誓北伐。不久即攻下南昌,向杭州、上海进发,上海工人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以策应北伐军进攻上海。汪寿华是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

1926年9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起《告上海市民书》中,号召上海人民奋起反抗。在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又公开亮出了牌子,区委还派赵世炎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南市的三山会馆成了主要的活动据点。总工会还建立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并在闸北宝兴路秘密办起了武装起义人员的训练班。

当时在上海酝酿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活动的,除了工人外,主要还有两股力量。其一是以虞洽卿为首的商会力量,它拥有一支500余人装备精良的武装商团;其二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的力量,他号称拥有一支千人的武装队伍。根据上海区委的安排,汪寿华与虞洽卿、钮永建都进行了密切的联系,准备在10月24日举行起义。

24日凌晨,起义的枪声打响了。虞洽卿态度暧昧,按兵不动。原先答应出动1000人的钮永建抱着侥幸的心理,派出仅百人进攻徐家汇警察署。敌人早有准备,起义武装放了一阵乱枪后便四處逃窜,销声匿迹。

汪寿华还不知道钮永建已经失败,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率领,攻打南市警察局;另一路由江元清、陶静轩率领,攻打浦东警察局。结果奚佐尧与陶静轩先后牺牲,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了。次日,上海区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罗亦农指出:“以后上海的运动,应该很坚决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

1927年2月,北伐军进军浙江,胜利攻下杭州。上海总工会于2月18日发出通告,号召全市工人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他们喊出口号“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取得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汪寿华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不出几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35万。22日中午,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钮永健与虞洽卿都加入了这个机构。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立刻将罢工转为起义,并于当晚6点采取行动。

傍晚时分,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两舰官兵举行起义,向高昌庙打炮二十余发。按照计划,浦东的工人听到炮声应摆渡上舰领取武器,然后再往浦西,与浦西工人一道围攻江南制造局。但炮响了许久,不见浦东工人上舰,浦西工人仓促进攻,也失败了。孙传芳驻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派大刀队上街,当场杀死了40余人,逮捕300余人。

曾在中共三大担任中央局执委的王荷波的弟弟,已经打入“建威轮”担任武装起义事变的领导,他匆匆赶到三山会馆找到汪寿华,抱着他痛哭:怎么浦东工人不划船到兵舰上运武装啊,我们都准备好了……原来,北伐军总指挥白崇禧打下杭州后便按兵不动,想让工人与军阀去火拼。为了怕影响士气,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不把这消息告诉下面,指挥部对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犹豫不决,浦东的工人刚到江边,遭到李宝章士兵的阻击,便退了回去。

汪寿华向罗亦农报告后,忍痛以上海总工会名义下令复工。中共中央在《告上海全体工友书》上更为明确地说:我们今天“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人生的高光时刻】

就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当日,陈独秀就下定决心:举全党之力准备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党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指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周恩来、汪寿华、顾顺章八人组成,并由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汪寿华负责第一线指挥。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负责指挥起义前线的所有事项;汪寿华熟悉南市、浦东,主要负责南市、浦东的起义。据郑超麟回忆,关于起义的一切重大事情,需由陈、亦、恩、华四人开会商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特委”开会三十多次,四人的碰头会则不计其数。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汪寿华再次出动,拜访了上海滩上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商业领袖、民族资本家等,对他们说:我们上海工人举行起义,是为了响应北伐军的号召,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起义成功后,上海会更美好。他希望各界人士能支持工人,至少不要和工人为敌。

3月19日,北伐军进驻龙华,与上海市中心区域仅一步之遥。中央“特委”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80万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趁势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1日早上,大罢工开始,中午12点,位于南市小东门的救火会钟楼上的大钟敲响,武装起义开始。仅4个小时,整个南市已被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控制。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攻下了1910年由湖州商人建造的湖州会馆,周恩来领导的指挥部进驻湖州会馆。但在东方图书馆、北站与天通庵车站,由于敌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尤其是铁甲车上还有一批白俄雇佣兵,十分凶悍,故战斗十分激烈。

汪寿华奉“特委”的命令,赶赴北伐军驻龙华指挥部,面见白崇禧,要求北伐军立即起兵进攻北站,与工人纠察队南北夹击,消灭顽军。但白崇禧却出来打官腔,说部队兵马劳顿,需要休整几日方能出击。汪寿华十分愤怒,怒斥道:“你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他匆匆赶到湖州会馆,只见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均已抵达指挥部,全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东方图书馆、北站、天通庵车站这三个据点,完全切断了敌人饮水与粮食的供应。22日,天蒙蒙亮,工人纠察队又发起猛攻,到当天下午6点,经过整整30个小时的激战,牺牲了300余人,歼灭了北洋军阀直鲁联军3000余人,警察2000余人,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上海除租界外,第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里。

也是在这一天,上海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召开,选出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会”,汪寿华被任命为劳动局长。

3月24日,上海总工会迁入湖州会馆办公。总工会签发的第一条命令是号召全市工人(除2700名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员外)全部复工。25日,赵世炎以工人纠察队指挥的名义在湖州会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报界介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与意义,并先后发表了《告上海民众书》和《告世界工人书》等重要文告。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回忆,当天下午,数千工人在共产国际前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中山大学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游行一直持续到晚上,莫斯科远郊区的工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参加集会游行。列宁格勒的工人们甚至发起了“一日捐”,仅一天时间就募集到数万金卢布,并将其汇到上海。

3月27日上午,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在湖州会馆召开,全市502个基层工会宣布加入上海总工会,80多万工人成为工会会员。在这次大会上,工人代表们一致推举汪寿华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这也是汪寿华的“高光时刻”。

【只身奔赴“鸿门宴”】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坐楚谦舰抵达上海,他坐车直接驶入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交涉公署。租界当局特别让出了交涉公署,让蒋介石当作行辕,并给他一张可带十名武装卫士的特别通行证为“见面礼”。从那时起,该公署门庭若市。

27日中午,汪寿华见到了蒋介石,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汪向蒋介绍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蒋兴趣不大,但也没有表现出太多不耐烦,他宽勉了几句,说工人纠察队拥有武装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遵守法令——其实,拥有几千枪支的工人纠察队,恰恰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汪寿华当然不会知道,就在27日上午,蒋介石会见了虞洽卿。这位买办阶级的代表、商界大佬向蒋介石说:“现在上海人心惶惶,一是担心革命军是否会收回租界?二是担心是否会抄没商界各同仁的资产?”“不会。”蒋介石对他的宁波老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虞洽卿当即开出1000万大洋的支票给国民革命军作军饷。

随后,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令人眼花缭乱。他在行辕走马灯似地会见了国民党大佬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还有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王晓籁、陈光甫;接受了《申报》记者金华亭、《时报》记者金雄白、《时事新报》记者叶如音的采访,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汪寿华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不久,英文《字林西报》刊发具有煽动性的评论:“他(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维持这里局面的人”,“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行动起来”。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十分不满,让汪寿华以总工会的名义出面抗议,并举行示威游行。

4月5日上午,蒋介石委派自己的亲信蒋伯诚,将一块由他亲笔题字“共同奋斗”的匾额送到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第二天,一身戎装的蒋伯诚与穿着长衫的汪寿华亲切握手的照片,刊登在各报的头版上。而蒋介石却轻车简从,来到刚落成不久的黄家花园,拜访了上海“三闻人”之首的黄金荣。据担任黄金荣清客并做过一段时间管家的杨管北回忆:蒋介石一进门就双膝跪下,对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磕了一个头。吓得黄金荣跳起来连声说: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并把十年前蒋介石落魄时写下的拜师帖还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日后我還有大事要仰仗先生……”

6日夜里,蒋介石在行辕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将薛岳率领的北伐军第一师调离闸北到吴淞口;由投降不久的反共军阀周凤岐率领26军进驻上海准备“清共”,将全部军政大权交给白崇禧。他特命杨虎为警备司令部特务处处长,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为上海警察机构负责人——这两人由于日后血腥屠杀工人大众,得了个外号叫“虎狼成群”。

4月9日,蒋介石觉得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登上楚谦轮离开上海,前往南京。

两日后的早上,汪寿华突然接到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当晚到法租界新落成的“杜公馆”吃饭,说有要事商量。当时陈独秀已赴武汉,在上海主持党的工作的是罗亦农。罗亦农认为当前局势很不明朗,还是不去为妥。担任工人纠察队负责人的顾顺章则认为:一定要去,不过需带上一队工人纠察队护卫。而汪寿华想趁机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动向,最后答应只带工人纠察队中李泊之一人前去。

11日晚7点许,汪寿华与李泊之坐上汽车前往杜公馆。在离公馆还有一段距离时,汪寿华让李泊之下车,叮嘱他:若两小时后自己未出来,就说明发生了意外,要迅速报告组织。车到门口后,万墨林走上前来,恭敬地将汪寿华迎了进去,同时吩咐门口的守卫将司机“安顿”好。

汪寿华步入客厅,里面灯火通明,大厅里站着三大亨和张伯岐、杨虎、陈群等人。汪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朝凶险方面想过,还觉得这些人都在也好,方方面面的情况可以了解得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

章君榖在《杜月笙传》中,对汪寿华被害的经过有详细交代:杜月笙等见汪寿华单身到来,暗自庆幸阴谋得逞。他们和汪寿华寒暄了几句后,就威胁他下令将工人纠察队缴械。汪发现周围情况异常,仍态度沉着镇静,严词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并对他们晓以大义。

这时,在旁指挥的张啸林见汪不为他们的威胁所屈服,便高声喊打,早已埋伏在大厅周围的流氓打手蜂拥而上,汪寿华退了两步,连声说:“我是杜先生请来的客人……”很快他便被打昏在地。杜月笙的“四大金刚”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马祥生立即将汪装进麻袋,抬上早已预备好的汽车,直驶法租界与华界分界处的西郊枫林桥附近。路途上,芮庆荣和叶焯山又将苏醒过来的汪寿华扼住咽喉试图闷死。但到枫林桥附近将汪抬下汽车后,他们发现汪又活过来了,于是挖了个坑将汪活埋在荒地中。

就在杀害汪寿华的当天深夜,杜月笙和公共租界公董局的费信惇会谈,用费信惇的话来说,杜月笙“像谈生意似的直入主题”,杜要费同意让共进会的队伍通过公共租界。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十万人的上海工会变得群龙无首,局势一片混乱。

杜月笙一生信奉的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在大事变中哪股势力都不得罪,但这一次他将杀害汪寿华作为“投名状”,彻底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那一边。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封杜为“少将参议”。杜穿着少将军服拍了张照,然后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将少将军服压在了箱底,此后再也没穿过。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曾邀杜月笙前往台湾,但杜月笙没去台岛,而是拖家带口迁居香港。杜月笙患有哮喘病,非常不适合那里潮湿的环境,来港时身上亦仅剩十余万美金。

上海解放前,杀害汪寿华的凶手芮庆荣、顾嘉棠已去世,马祥生、叶焯山因为舍不得放弃上海的产业和财物,带着侥幸心理留在了上海。1950年末,上海市民在枫林桥附近挖到了汪寿华的遗骸。不久,马祥生、叶焯山被公安局逮捕,并在逸园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后被押赴枫林桥,在当年杀害汪寿华的地点被枪毙……

杜月笙通过报纸得知马祥生、叶焯山被捕后枪决的消息,心理压力非常大,不久就得了重病,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上海了。

汪寿华牺牲后,上海工人一直没有忘记他。解放后,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通过决议:立即派人赴浙江诸暨寻找汪寿华的遗孀赵兰花与女儿何杏英,把她们接到上海生活,并由上海总工会终身抚养赵兰花。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工人运动史料陈列》、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都曾展出汪寿华的革命事迹——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最朴实的情感,表达对汪寿华烈士深深的怀念。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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