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子贡说，孔夫子讲授的诗书礼乐的知识，我们所有人都能听得到，也可以学得懂，但是他讲的人性和天道，我们听不到，也学不到。

这几句话说，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孔夫子讲的诗书礼乐，我们从别处也可以学得到，但他讲的人性、天道，在别处听不到;第二种，孔夫子讲的诗书礼乐，我们都能听得到，但是他内证的人性和天道，我们听不到。这就说明孔夫子必然有他独有的东西。

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夫子很少说人性和天道。人性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性。孔夫子老是讲人情，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是結合日常生活谈大道，他不会离开日常生活讲一些玄学的东西。像子贡这些比较亲近的弟子，也很少听到孔夫子随随便便谈玄说空，所以孔夫子的道不离日常生活，他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地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大师是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论语》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一部经典，它比较贴近世俗生活，所以北宋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家，而中国有思想家，哲学家有体系性的表达。他有他的标准和道理。但是，中国有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不离日常生活，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从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即便是后来的禅宗文化，从《六祖坛经》中可以看出，它仍然是不离日常生活。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孔子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从具体的言行入手阐述大的道理。这是孔子教学的特点。孔子的作品中蕴含了深刻的道，但我们很少看到大段大段关于道的描述，他都是根据对方的根器说不同的内容，这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他从不把一种理念或思想教条化，而是在活泼泼的生活中，让学生去体悟。所以，孔子的学生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带出来的，他不是靠死记硬背出来的。只要是带出来的学生，都是道的精神的载体。后来，儒家诞生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才，他们都是国家之栋梁，如王安石等，这就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人才保障。比如，“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就是说，子路知道一件事情之后，他一定要去做。如果做不到的时候，他唯恐知道第二件事情。这就是孔夫子所倡导的，要把知道的东西用于日常行为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做不到，就是不知。言必行，行必果。所以，三思而后行，这是子路的特点。可见，子路是孔子非常喜爱的弟子。

有位朋友说，现在中医的这种培养模式，如果不进行修身和实践的话，很容易变成中医的掘墓人。他说中医不可能像西医那样大批量地培养出大师来。为什么？中医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大堆的教条和标准。他需要老师手把手地带出来，带着他在日常生活中“望闻问切”，必须进行生命的实践和训练。所以，从张仲景开始到今天，每一代的中医就那么几个，不会太多，就因为带学生比教学生更高一筹，也是最难的，毕竟要改变他的心和生活方式。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像孔子带弟子那样，在衣食住行中，带着孩子一起实践，不要怕麻烦。所以，我身边的志愿者，我都是带着他们做，以直播或别的形式带着他们，有时候会表扬他们，有时候会训斥他们，其目的就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悟大道。虽然带学生，也确实耗费了我很多生命，但看到学生一天天进步，一天天成长，我心中也是很宽慰的。那么，我们要在日常行为中体现我们的智慧和精神，让自己成长为道的载体。

当我们仔细梳理儒家经典的时候，就会发现，早期的儒家，很少有大部头的专著，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有很多的大部头著作。除了朱熹时期出现过大部头著作外，其他时候很少有，像王阳明的《传习录》，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说道。这也就是我常说的大师是带出来的重要原因，它必须要有传承，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不过，到了新儒家开始，这种局面变了，出现了很多大部头，但争议多，因为内证的部分，似乎不够。

在这个时代，孔夫子的这种教学方式当然很好，但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东西，就是理论的体系性。这也就是我写《雪漠心学概论》的原因。因为它符合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时代。我把传统的经典时代化、与时俱进化、实事求是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大的体系性的创造和构建，于是就构成了雪漠心学。

在这个时代，文化的体系性很重要，这需要我们高度地提炼和融合。因为当代与孔夫子时代不一样。在孔夫子时代，以及后来的两千多年中，一代一代的儒生，用全部的生命去体悟《论语》，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很难发生的。为什么？因为大量的爆炸式的信息席卷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无法辨别和取舍。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诸多强势文化，它已经不会给我们慢慢体悟的时间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双管齐下，既要有体系性理论的构建，同时又要有生活化的表达。所以，现在对道的体悟，要靠生活来体悟，要靠日常行为来体悟，然后把这种体悟到的文化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这样慢慢地我们就受益了。

选自《爱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