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一、房子与房东

卡佛街（Carver Street）是一条很短的街道，左侧临近哈佛神学院，右侧靠近Star Market，在这条街道的居民基本上是美国白人中产阶层。卡佛街十六号是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建筑，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从街道转入别墅的街口是一棵硕大的绣球树，二○一七年八月上旬我带着孩子刚抵达的时候开满了淡紫色的绣球花。外墙主体是青灰色，凡是窗户及周边都是乳白色，前后各有一个花园。前花园细小精致，周围是白色的栅栏，只有一棵大树，树下草坪里掩藏着一尊小佛像，偶尔有一只灰兔出没，长得古灵精怪，可遇不可求;后花园相对粗犷，树木更多一些，都是一些上了年岁的大树，枝叶茂密，晴天的时候浓阴匝地，雪落的日子窸窣有声，花园里到处是房东夫妇种植的各种花卉，到了夏天就争奇斗艳蓬勃开放。这座花园常年居住几只小松鼠，在苍劲有力的树干上闪转腾挪，尽显攀爬本领，时而发出低低的鸣叫声，仿佛在呼朋引伴一样。花园中间是两张较大的木椅子，不过因长久无人享用，而显得陈旧萧瑟。花园靠房子的一角是一小块水泥硬地，经常摆放着一张青藤制作的圆桌和几把同样用青藤编织而成的靠椅。这一角往上透过浓密的树叶看过去正是波士顿的蓝天一角，秋日的时候大多是云淡风轻，夜里独坐在这里乘凉发呆，可以听见各种虫子若有若无的低吟，而抬头望去，自然是浩瀚而深邃的星空。这也是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我与师友聊天的最佳场所之一。

卡佛街十六号房子前花园（向芬摄）

卡佛街十六号房子后花园（向芬摄）

这栋别墅共两层，房东Elliot是一个资深的犹太裔牙医，他夫人May貌似全职太太，房东夫妇看上去应该都是年近六十。男房东稍显严肃，但其实也是心地良善。他言语不多，但要言不烦，从无多余的话。女房东个头很高，特别和善，偶尔会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在打理花园时尤其喜欢与我们交谈。他们养了一条棕黄色的大狗，偶尔才会叫几声，平时安静和顺，一见到我们就蹭过来套近乎。他们在波士顿的另一处有房子，经常住在那边，这里也是隔三岔五过来住几日，而且往往来无踪去无影。房东夫妇住二楼，我们住一楼，各自有独立的进门通道和楼梯等，彼此共存，互不影响。就连每个月的租金都是写在一张支票上放在他家信箱即可，房东与租客各自的权利与责任从一开始就订立得极为清晰（比如冬天如果房东不在，我们有清扫屋前人行道上积雪的义务等），所以基本上不会因为误会、隔阂等产生交往成本，这种基于契约精神的人际关系倒是很让人安心。不过，契约之外也有让人温暖的人情。房东太太心善，每到节日比如圣诞节、感恩节等，都会给我儿子明峻准备一些巧克力或蛋糕之类的礼物，我也回赠过中国的茶、故宫制作的精美书签等。因为房东是极好相处的简单纯粹的美国人，以及住宿条件的宽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招待各路师友甚至大宴宾客，这里甚至一度成了那一年旅波士顿剑桥华人学者学生的一个聚会中心。

二、日常与社交

在匆忙而有条不紊地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实话，一个人（尤其是以父亲的角色）带着八岁多的小孩到波士顿访学和生活一年确实心怀忐忑（寒暑假的时候小孩妈妈来到这里一起度假，可以适度分忧），首先是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隔膜，其次是波士顿每年长达数月的冰天雪地的气候也让我担忧，还有就是安全问题和小孩是否能够顺利融入美国公立小学等问题。对于即将开启的一年访学之旅，我最忧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波士頓漫长的寒冬如何度过，二是儿子明峻或者我生病了怎么办？对于前者，我从一抵达波士顿就开始着手准备，在当地友人张海兄、罗四翎的引导和陪伴下，在波士顿繁华市区的梅西商场、Target、Marshalls等购买了雪靴、雪裤、羽绒服、手套、雪帽等。我也经常去问询一些居住在波士顿已有些时日的朋友，这一年的冬天是否会是一个寒冬，他们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会是一个暖冬。没想到结果我们碰上了一个几十年一遇的严冬，真应了怕什么来什么的古语。对于后者，我深知美国医疗系统之复杂，尤其是作为访学学者及家属购买的医保类型也普通，很多方面的医药费无法覆盖。我们从中国直飞波士顿的时候就带了不少常用药，后来又陆续让家人和朋友带了好些药物尤其是退烧药到波士顿，估计花在这方面的费用达数千元。正因为准备充分，每次小孩感冒发热，我便在当儿科医生的姑妈的远程指导下给儿子用药，让他顺利康复。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开始了。对于我来说，最日常的工作就是接送小孩上下学，去旁听课程、讲座，阅读和做一点研究。幸亏儿子所在的公立小学Graham parks school考虑到他上学要经过一条交通大道马萨诸塞大街，尽管家里离学校的距离未到一英里（按照美国公立校园规则，必须超过这个距离才能安排免费校车），学校还是安排了校车接送，我只需要步行六七分钟，将明峻送到指定的上下车点即可。这样就省心很多，也比较安全，尤其考虑到波士顿的冬日之严酷，如果是每天步行上学放学（至少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则将增加很多的困难。不过，即使如此也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暴风雪天校车经常晚点，我和明峻在寒冬的早晨冻得瑟瑟发抖，或者我独自等他放学很久，经常是陷溺在焦虑不安之中。那种生活当时觉得无比艰辛，简直是在数着手指头熬日子一样，如今回忆起来则充满暖意。

除了这些特殊的艰难时刻，大部分日子都在悠闲时光中度过，儿子每天上学很开心，除了前面三个月因为语言沟通问题比较辛苦。学校很少布置回家作业，每天在学校里以小组探究活动为主，学校经常安排他们去参观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波士顿艺术馆、科学博物馆、儿童博物馆等，也经常组织各种美食节、音乐会等。放学回来，我也可以经常带着他四处转转，或运动，或访友，或到哈佛广场品尝美食，有大把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一到周末，我就带他去波士顿剑桥公立图书馆借阅英文绘本，那是一座设计精巧、内部舒适的图书馆，三楼有专门的儿童图书馆，藏书量极为丰富，每次我们都可以在那里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家里订阅的动画片为主的频道也提供了大量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我基本上就让儿子自己随意去选择动画片欣赏（美国实行严格的分级制度，所以也不用担心），他乐在其中，我也巴不得清闲读读自己想看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

哈佛燕京学社（赵姗妮摄）

旅美一年，学问没什么大长进，厨艺倒是大有提高。在友人肖棣文博士的教导下，我学会了使用烤箱来烹制三文鱼。每次买几块三文鱼，洗干净后涂抹一点盐，撒一点胡椒粉，加生姜片和料酒静置半小时，用锡箔纸包好放入烤箱，调到特定的温度，等到了时间用隔热手套取出盘子即可食用。在另一个来自华中师大历史学院的朋友冯玉荣教授的提示下，我也学会了用小胡萝卜慢火炖牛肉。我还学会了可乐鸡等菜肴的制作。这一年，是我在家里招待师友最频繁的时光，客人大部分是在波士顿读书或访学的师友，有时也有刚巧路过此地的朋友。因为孩子功课没有压力，我自己除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常规学术活动，以及旁听的几门课程，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科研任务，所以心态上极为放松，乐意在家里经常招待各路朋友。自然，关键是我租住的房间够宽敞，前后的花园也极为迷人，适合谈史论学，哈佛燕京提供的优厚奖学金也让我有足够的财力设宴款待客人。设家宴需要耗费不少时间、金钱和精力，我这样一个生性疏懒之人却乐此不疲，现在回想都觉得惊异，自己这样一介书生又独自带着一个孩子旅美，为何有这么大的动力和精力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是我自己意识到，这种高密度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交错在我的生命中也许就这么一次。孩子读书没有压力，自己也没有什么科研教学压力，而且身处哈佛这个顶级名校，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往接触的大多是人中龙凤各有胜擅。也许是我曾经研究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公共文化空间，包括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话会、朱光潜的读诗会和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我的生命中潜移默化发生的影响吧，或者就是我之前阅读到的有关赵元任女儿等主持的哈佛华人学者固定聚会记录的影响，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起一个身处象牙塔之中而扮演学院之外的公共生活的召集人的角色。

波士顿剑桥公立图书馆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机缘就是我旅美这一年，因为学界友人的推举，担任了华人学者学生共同体哈佛沙龙的学术主持人。每两周一次的哈佛沙龙的主题、嘉宾、评议人、主持人等工作耗费我不少精力，但开阔了我的眼界，尤其是接触到了以哈佛为中心的各种文化人和学者（包括哈金、桑德尔、黄亚生等人）。读书治学固然重要，但观世阅人也同等重要。因为哈佛沙龙的机缘，我结识了不少纯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经常邀请他们来家里聚会，包括吴思、牛军、朱大可、高全喜等各个学科的学者。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对于社交生活比较疏离甚至有抵触感的人，我一度比较倾向于梭罗的人生态度，主动隔离频繁的社交生活而倾向于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在纸质书的阅读与写作中拓展自我的精神生命。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在国外厕身于人群之中，比起独处室内，格外寂寞。一个思想着工作着的人总是单独的，让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寂寞不能以一个人离开他的同伴的里数来计算。真正勤学的学生，在剑桥学院最拥挤的蜂房内，寂寞得像沙漠上的一个托钵僧一样。”哈佛这一年的生活改变了我之前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对于社交生活有些抵触，是因为我几乎从未体验到多元而智性的公共生活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愉悦感，其实如果是一种坦率、真诚而深入的交流，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独处时的沉思。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社交确实太多停留在“硬核现实”的层面，而三五知己真正能够进入学术脉络与思想肌理内部的讨论和交流相对匮乏。换句话说，我们从交流中不能完成一个更为丰厚的思想或精神生命，交流反而萌生了彼此隔膜和浪费时间的焦虑感。在剑桥城的一年，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沙龙象征的是我的学术生命和智性生活，而卡佛街十六号代表的是我的私人生活，但这两种生活并非泾渭分明，更不是处于彼此敌对的状态。在卡佛街十六号的私人住宅，我们可以继续延伸在哈佛燕京或哈佛沙龙的讨论，在餐桌、客厅或花园里，我们在一种精神松弛彼此信任的状态里辨析学术与思想的理路。我印象深刻的是跟旅美学者叶维丽教授讨论中国留美学生的历史，以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的邹韬奋、艾思奇等人，还有一个夜晚跟三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著名学者萧延中、牛军和吴思纵谈史家、史学与时代。有一次张济顺教授一家人与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老师及叶维丽老师来做客，晚饭前后聊华东师范大学学者与哈佛的缘分，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中美学术与文化交流决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的输出与导入而已，它伴随的也是一代代学者、学生放眼看世界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过程，而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是学者有了跨文化的生命体验之后，往往能够激活更丰富的学术潜力。这些在剑桥城都是很日常的交往与生活，在如今想来都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奢侈。

三、访客与朋友

孔子曾言：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卡佛街居住的这一年，我算是真正体验到这一句话的真意了。梭罗曾经在《访客》一文中不无嘚瑟地写道：“我想，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喜爱交际，任何血气旺盛的人来时，我一定像吸血的水蛭似的，紧紧吸住他不放。我本性就非隐士，要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间去，在那里坐得最长久的人也未必坐得过我。”我虽然不喜欢那种繁文缛节式的欧美交际，比如每个人端着一个酒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地在人群中寻找可以攀谈几句的对象，没话找话浮皮潦草地虚应故事，这是我所讨厌的社交生活;但我确实也非离群索居的隐士性格，毋宁说骨子里很喜欢有朋友来访甚至短住。有时候想想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在很多时刻都极为在意友情，甚至有时候觉得志同道合的朋友比那些基于血缘而欠缺共同语言和价值观的亲戚更重要，血缘相对于友情带有更多的强制性和依附性，而纯粹的友谊则可以贯穿一个人生命的漫长旅途。在卡佛街租住的房子很宽敞，所以每当有师友到访哈佛需要短住，我都会毫不迟疑地贡献出自家的卧室或客厅。最开始到来的访客是同门师妹李琳，她本科和硕士都在华师大历史系，属于好学深思为人诚挚敢于闯世界的上海女孩，她那时候正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撰写博士论文，为了查找资料申请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个奖学金项目，与她的先生（一个美国小伙子，也是麦迪逊分校博士）一同来剑桥城。我与她多年未见，他们的奖学金也不够在波士顿住旅馆，我就提議他们住在我家。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叙旧时间，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对于美国大学文科博士生的学业与生活多了一些真切的了解。他们早出晚归，而且都是素食主义者，因此与我们的一日三餐是严格分开的，彼此都不构成影响，师妹在离开波士顿之际还特意要在马萨诸塞大街上的常熟中餐馆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

华师大政治学系的前辈萧延中教授到美国参加其女儿在罗德岛设计学院的毕业典礼，顺便到哈佛来怀旧访友。一个夏日深夜，他女儿和朋友开车将萧老师从罗德岛送到我家入住，几个年轻人匆匆寒暄几句又踏上返回之路。萧老师早年在人民大学任教，后来转到华师大继续从事中国革命与中共党史的研究。他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北京爷们，性嗜抽烟和喝茶，对饭食和穿着都很随意，几乎从不讲究。萧老师在上海与我同住一个小区，他家人在北京，在上海长期是一个人离群索居独处思考，在他退休返京前，我隔三岔五成为不速之客去他家阳台改装的小书房聊天。这时候，萧老师往往是一边吞云吐雾享受吸烟的快感，一边跟我纵谈，有时候还常常臧否学界各种人物。投桃报李，趁着萧老师到访剑桥城，我就略尽地主之谊，邀请他住在我家，做了几道我已经驾轻就熟的大菜款待。第二天我陪同萧老师去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扫描他所需要的图书，中午同在哈佛燕京访学的北大政治系王丽萍教授做东请萧老师聚餐，他们之前一直有电话联系，但从未晤面，没想到在遥远的异国居然有了晤谈的机会。第三日中午林同奇先生的公子林伯工驾车来接萧老师去他家聚谈，此时林同奇先生已驾鹤东归。第四日上午陪萧老师去费正清中心拜访南希老师，中午与来自台北的钟延麟兄、湖南的梁长平老师等聚会，晚上，约了牛军老师夫妇、吴思老师夫妇、南希老师等为即将回国的萧老师饯行，家国天下，学界往事，无所不谈，尽兴而散。

旅美期间，到我卡佛街十六号借住时间最长的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青年学者杜华兄。他借来美国开会的契机，顺便到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查阅十九世纪美国奴隶制时期的历史档案。之前我们并未见过面，但因为同在一个燕舞兄主持的七○后学人群，早已精神上引为同调，他早些年从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师从国内美国史权威李剑鸣教授。来访之前，他托我寻找价格便宜的旅馆，但剑桥城寸土寸金，他又需要住十几日，住旅馆肯定不合算。我就提出来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住在我家客厅沙发，反正时值夏天，一楼也不闷热，可以将就，而且还可以在工作之余闲谈。个性醇厚潜心向学的杜华兄自然乐意如此，因此我们就有了一同居住生活的一段时光，白天各自工作，孩子上学，晚饭一同制作，一边吃一边聊天，听他畅谈在北大读书求学往事，对于北大历史系多了一份深切的了解。杜华兄离美返回中国前夕，还特意给明峻买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给明峻之后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并送了我几本英文书，包括最近刚翻译为中文的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后来我回到中国，他邀请我去武汉大学参加文科青年学者跨学科沙龙，二○一九年的十月，在珞珈山下举行了一场与武大、华中师大人文学科朋友共同讨论“知识人何以影响社会”的沙龙，当晚师生济济一堂，从不同学科切入主题，我做了一个较长的引言。这真是应了万事皆有因缘的俗话。如今回想那一个弥漫着思想、灵感与热忱的夜晚，仿佛是一个可以自由旅行、交游和交流的全球化时代终结前的最后的黄金时刻，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象征意味。到如今，当晚的友人若重逢，酒杯碰到一起的时候，该到处都是梦碎的声音了吧？这不免让人徒然怅惘。

四、未圆之梦

一个人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求度越高，就越希望能够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有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与此同时，也会有强烈的意愿让自己独处沉思，反省每天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在卡佛街的这一年，尽管有上述种种的社交与访客，但绝大多数时间是我和儿子一起度过的。在这样的时刻，尤其是长达四五个月的冬季，在有着暖气的房子里沉浸式阅读就是一种令人追念的幸福。一个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这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赴美之前，素不相识的《文汇报》“笔会”版编辑谢娟来信约我写一点学人散文与随笔。我考虑到自己第一次到美国访学，应该会有很多的观察与感悟，趁这样一个机缘留下一些雪泥鸿爪的个人化记录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答应了下来。因此，在卡佛街那些悠长的夜晚，除了正常的学术阅读与写作之外，我也隔三岔五地写一写报纸文章，比如《细节里的善意》《湖畔寻思录》《哈佛的课堂》等近十篇随笔细描我在美国的见闻与体悟，令我惊讶的是好几篇文章还被选作上海中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训练的素材。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对于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比较关注的学人，到了哈佛很自然就开始关注曾经到哈佛留学的中国学生。而因为有了对现实中的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观察与失望，就更希望能够追溯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历史与传统，为今天的年轻一代留学生汲引丰厚的来自历史的思想文化资源。最吸引我的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间在哈佛留学的赵元任、竺可桢、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洪深、林语堂、梁实秋、俞大维等人，而对于这个空前绝后的留学生群体的了解，是借助于吴宓的留学日记等历史文献展开的。在无数个雪落无声的深夜，我独自在橘黄色的台灯下，细细阅读一百年前吴宓在哈佛留学期间写下的日记，那些事无巨细直指本心的私人记录，将那个时代的留学哈佛乃至波士顿的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心灵史、日常生活史与公共生活都细致地留存了下来。那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的雄心、挫折、纠结与奋进以及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都弥漫在吴宓日记的字里行间，既是心迹，更是心史。因吴宓在日记里所描述的陈寅恪形象如此迷人，自己又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来《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细细重读。这时候，我发现，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是要进入一个知识人守先待后的精神谱系中间去，才能克服生命的脆弱与虚无，才会超越世俗、虚荣与势利对个体生命的诱引，才会找到一个夯实自身生命意义的基底。这群留学生光风霁月的生命史与精神史，极深地触动了我，让我仿佛在被湮没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个持久的光源，那光芒虽然摇曳不定，却足以慰藉人心。要做人世间的光，更要做世间的盐，前者还留有踪迹，后者完全融入世界。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

我在哈佛还找到了一些当时留学生住宿过的空间，通过友人首都师大林伟兄也看到了不少当初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人求学哈佛时的档案。在哈佛沙龙碰巧认识了几个做纪录片的朋友，也曾经有波士顿的华人企业家听我谈及这个主题极感兴趣，那时候徐蓓导演的五集纪录片《西南联大》也正好在央视播映引起广泛的社会回响。我突发奇想，甚至为这个念头狂热地兴奋过很长一段时间，也许可以以一个百年后的年轻历史学者的身份，通过寻访故地、查访档案、拜访哈佛学人的后人和相关的学者等来重构百年前的这个哈佛留学生群体的历史世界与精神世界，或许对于今天的华人世界尤其是留学生群体也不乏启示的意义吧？这件事情折腾了半天，因为没有找到资金赞助（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多没有回音），不了了之，不过，不甘心的我就趁机写了《群星闪耀的哈佛时刻》《哈佛吴宓的朋友圈》和《师者陈寅恪》等历史随笔来一表心迹。这或许是我在卡佛街最大的遗憾之一。不过，我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年夏天在杭州南高峰下因偶然的机缘结识《西南联大》和《九零后》的导演徐蓓老师，我再次谈及在哈佛访学时的这个未圆之梦，她很感兴趣，期望终有一天，这个天才成群结队地涌现的哈佛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生命故事能够通过徐導进入影像的世界，影响并勾连到更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有内在关切的受众。每当忆及在卡佛街为这群人而莫名感动的那些日日夜夜，就大有吾道不孤守先待后之感。如今，连当时常常请益的余英时先生也遽归道山长眠于普林斯顿公墓，但我相信，他就如我在卡佛街的一年所阅读到的那些先人一样，汇流到宏阔和深邃的人文历史长河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