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羊卓玛 陈卫东 骆桂花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传统“供给者中心”（Provider-Centric）模式的局限性显著。新公共管理时代，服务用户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但仍由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作出决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奥斯特罗姆（Ostrom）及其印第安那大学的同事们首次提出公共服务的消费和生产均需要公民参与的观点，[1]有关服务用户的价值研究方才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这也标志着共同生产（Co production）的相关研究与实践进入了“萌芽”阶段。其后，相继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衰微”与21世纪初期的“复兴”之路，这一模式被视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供给能力的可借鉴视角。那么，何为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最近的研究表明，共同生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包含了公共服务周期各阶段（包括共同调试、设计、供给、评估等阶段）所发生的诸多活动，这一过程中，国家行动者（State Actors）和非专业行动者（Lay Actors)皆为参与主体，共同生产出一定的产出（Outcomes）、价值。[2]另外一些研究者基于公共管理理论与服务管理理论，整合出一种动态、整体的服务系统理论，强调服务用户的角色及其余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价值共创、用户服务体验、技术引用与创新等方面的内容。[3]可见，根据不同主体、体验、过程、产出等维度的分析，学界对共同生产界定了诸多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共识：（Who问题）政府等专业供给者不再是唯一的服务生产主体，服务用户的共同生产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路径；（What问题）共同生产的意义体现在价值共创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