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际昕 刘雪莲

民族跨界而居的现象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由于跨界民族在国家间权力的薄弱地带——边境地区存在本民族和所在国家的双重认同特性，因而易于因跨界民族问题，造成领土纠纷，酿成地缘政治争端。在原有跨界民族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跨界民族问题，认为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来自于国家分隔力造就的被动跨界境况，而梳理跨界史和迁徙史成为原有研究中发现跨界民族问题并探讨应对之道的主要路径。但是，跨界民族并不必然导致跨界民族问题，历史惯性也并非是当今跨界民族问题的本质原因，忽视跨界民族劳动与生活的边境空间变化来研究跨界民族使得原有研究具有片面性。

边境地区的空间并不是客观的、静止的，而是随着国家和人的实践的变化而变迁的。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边境地区除了传统的屏障功能外，承载了越来越多的发展重任。“加大沿边开放力度”[1]和“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2]建设是国家赋予边境地区的新的使命。边境地区的空间性正在从封闭防御转向发展开放。中心—边缘关系的改善使得跨界民族的正向价值和积极作用需要得到重新的认知和发展。跨界民族由于相似的文化和相近的语言，可以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同时边境地区民族间和谐共处的范例也可以成为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价值。因而，边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