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克敬

古人对于中国画在用墨的趣味方面，天才地分为了五色。唐人张彦远在他的《历代名画记》一书里，最早提出这一主张，他以为“运墨而五色具”者，就是很好的画家了。在他的理论主张下，后来有人做了这样的分析，焦、浓、重、淡、清；这样的划分，虽然说服了不少人，却还有人要做进一步的划分，浓、淡、干、湿、墨，然后再加上一个“白”，合成了六彩。然而，这样的划分面对了郭线庐先生的墨色，就又显得捉襟见肘，不能圆满其说。如宋代的李唐，观其《万壑松风图》，就感知他很好地运用了浓墨法，作画时先于墨中掺入少许的水，把画面中的山水树木等背光，以及近处的景物，突出地表现出来，构成画面的重色调子。亦如明代的王履，看他的《华山图册》，就很好地运用了淡墨法。他在作画时，先于墨中掺入较多的水，把画面中的近山和远山的向光部分，很好地表现出来，构成画面的亮色调子……以此类推，就还有他人的泼墨法、冲墨法、淋墨法、滴墨法等，不一而足，他们方法不同，墨色自然有别。这一区别到了郭线庐先生的笔下，我观察了不是一年两年，持久地观察下来，像我阅读他这个人一样，从他清癯的面容上和他睿智的眼神里，让我阅读出他在作画时，其墨色绝不是前人的总结可以涵盖的。他的画作，是一幅山水，是一幅花鸟，让我读来，几乎能读出十八色来。

一个立志国画的人，于一滴墨中，能够识得十八色，那是一种天赋。郭线庐先生有这个天赋，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