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卓

摘要：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离沪赴美，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均旅居海外，进行了大量创作。这些创作本着传播中国文化的宗旨，以英语进行写作或编译，其优秀代表为《生活的艺术》。《生活的艺术》中蕴含了林语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性书写，这种国民性书写可以用现实、中庸、悠闲加以概括，国民性的特征源出于中国的中庸哲学，中庸是国民性的核心特性，现实是国民性的基本特性，悠闲是国民性的外显特性。基于《生活的艺术》文本，简要概括林语堂先生海外书写阶段的“国民性”表述，从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先生的国民性书写是20世纪国民性研究的另一种声音，值得研究者投以特殊的关注。

关键词：林语堂;海外书写;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2-0027-03

0绪论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1]是林语堂先生对自身的评论，作为一名中国作家，却用英文完成和出版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等著作。在林语堂先生的一生中，出现了1919-1923，1936-1966两个旅居海外阶段，但在1919-1923这一期间，他与夫人赴美，主要进行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攻读，文学创作主要是在1923年之后。1936-1966期间，先生用中英文发表了多种文体（如小说、传记、论著、时评等），在其论著作品《生活的艺术》中包含有较多先生对于“国民性”的书写。

“国民性”这一观念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产生而形成的，“国民性”源出于英语national characterisic的日译，从语言学角度判别，属于日源外来词，由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引入。有过海外学习和旅居海外经历的林语堂先生，在其海外书写中充分的展现了他眼中的“国民性”，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饱含亦真亦假的夸张，但也不失为对“国民性”的精彩展示。海外书写意指作家于某些时期旅居海外时从事的创作，“从时间而言，海外书写贯穿了自晚清至新中国建立这半个多世纪，从空间而言，作家们的足迹遍及日本、美国、欧洲、苏联、东南亚及中国香港等地”[2]，以向外国人展示中国文化为创作的出发点，林语堂先生在旅居生活中进行了大量创作，甚至可以说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被纳入到海外书写的框架之下。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学习时间尚短，故仅选取《生活的艺术》进行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现实的“吾民”

在海外书写领域，“从周树人呼唤摩罗诗人、胡适提倡‘作诗如作文的白话诗歌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现代作家的海外书写不管就其艺术取法还是影响社会的目标而言，基本都贯穿着学习西方，嘉惠中国这样一种明确的思路”[2]，早期林语堂先生的国民性书写也基本遵循着这一思路。在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先生投身启蒙运动，积极进行社会批评，关注国民性改造。在这一时期，林语堂先生的书写与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相契合，倾向于通过“暴风骤雨”狂飙突进式的改造方式，以全盘西化的途径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到了30年代，林语堂先生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国民精神的发现，使“国民性”书寫出现了另一种声音。1937年11月，林语堂先生出版了《生活的艺术》，以其个人经验陈述了中国人的生活观。

《生活的艺术》开篇写道：“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3]。”因此，笔者认为在《生活的艺术》中，作家所阐释的观念，是个人化的，是“林语堂风格”的。他的拟想读者范围，是世界的和现代的。这种创作的风格与气派，的确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在《生活的艺术》第一章中，作家抛出了 “准科学公式”—— “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并认为中国人的理智构造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和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性。林语堂先生用“现四，梦一，幽三，敏三”[4]来解释中国民族性，先生自己解读，说是“现四来代表中国人，是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化的民族，梦一的低分数则表示他们在生活类型或生活理想上似乎缺乏变迁性”[5];“敏三去代表丰富的敏感性，这种丰富的敏感性产生一种对人生的适当艺术观念，使中国人很肯定地感到尘世是美满的，因此对人生感到热诚的爱好”[4];“我们用现四来代表浓厚的现实主义，这种浓厚的现实主义就是指一种安于人生现状的态度，是一种‘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态度”[4]。由此可见，在林语堂先生笔下，中国人是现实的，在生活理想和生活类型上追求稳定，安于现状，对生活则抱有热忱的态度。

在“醒觉”中作家一反对“识时务”和“无理想”的批判，对中国人的“现实”给予了肯定，并把这种现实与中国轻逸的、近乎愉快的哲学相联系，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是智慧和快乐的。“中国人的哲学因为具有这种现实主义和极端不相信逻辑及智能，就变成了一种对人生本身有直接亲热感觉的东西，而不肯让它归纳到任何一种体系里去。因为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健全的现实意识，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4]。”基于这种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便具有这接近大自然和儿童时代的色彩，本能和情感的自由得到彰显，虽不太重视智能，却具有深沉的智慧、轻松的快活和世故却孩子气的天真感。同时这种哲学，也造就了中国的哲学家，他们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用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观照世界，以哲理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在《生活与艺术》中，读者不难发现作家对于人生之乐的推崇，追求实际的快乐，在作家笔下，中国国民具有现实性，注重现实生活的享受，以放浪者为理想人，以陶渊明为“爱好人生者”。作家在自序中书写，希望将《生活的艺术》命名为抒情哲学，笔者认为这种哲学轻快，具有幽默感，是智慧与欢乐的哲学，它使人的气质可以变得比较合理、和平、比较不暴躁。作家以为，这种哲学可以称为“中国民族的哲学”，它“超越这两个哲学家以及其他的哲学”，由这些哲学中汲取、调和、融洽成为一体，是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使人生可以尽量的享受，也是聪慧的醒悟哲学，正是因为“吾民”的现实，才形成这种现实的生活艺术。而这种哲学的形成，恰恰又体现了“吾民“的第二个特性——中庸。

2中庸的“吾民”

《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林语堂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类的尊严进行了探索，认为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同时在对人类的尊严进行探索后，得出了“人类的尊严是放浪者的四种特质造成功的。这四种特质就是，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一种梦想的能力，一种改正这些梦想的幽默感，和行为上一种任性的，不可测度的质素”[6]这一结论。在动物性和人的尊严问题上，林语堂是站在人类这一大视角上进行论述的，在此之后，林语堂将自己的视线聚焦到了古老的中国先贤身上，“谁最会享受人生”这一疑问的提出，引出了“吾民”的第二个特性——中庸。

在第五章中，作家意图介绍中国哲学家对生活图案的观念，提出“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人生观念和老子的那种比较圆滑和顺的观念，协调起来就成为一种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已成了一般中国人的宗教”[7]，并认为这种人生哲学是智慧而愉快的。作家认为，生活的最高典型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中庸精神是在两个极端中的一种调和的、有条不紊的均衡，中庸哲学是最近人情的。

这种对中庸哲学的书写，带有着林语堂的个人色彩，结合林语堂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带着这“两脚踏东西文化”的背景，便不难明白，林氏家教中浸染的道家享乐主义哲学和林语堂目睹的“中国人仍是最勤勉的民族”[8]，造就了林语堂笔下对中庸文化的书写和追求。“林语堂以虚构幻想的形式，不经意间揭示与弘扬了中国文化最为根深蒂固、同时也是最‘本质的特征，即中国人的乐生、好生与养生哲学”[9]，这正是国民性中“中庸”的体现，一方面，中国人仍旧保持着勤勉、期盼得到社会人士的喝彩;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却有着对无忧虑和心地坦白的执着追求。

而对中国人思想的讨论，作家在“思想的艺术”一章中提出了合于人情、回向常识，这一主张也暗合了中庸哲学。正所谓“当一个人检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界时，他将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会察觉那里面没有科学，没有极端的理论，没有假说，而且并没真正的性质十分不同的哲学”[10]，这种去极端化的例子，正和中庸的调和、均衡是相一致的。

中庸哲学对于国人生活还具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它使中国的国民形成了一种消闲的浪漫崇尚，作家认为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根本是平民化的，是空闲的产物。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呈现了中庸哲学对国民所产生的影响，也使悠闲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

3悠闲的“吾民”

悠闲这一国民性，与中庸哲学互为表里，表现为国人的享受生活。这一点集中体现于第六章“生命的享受”，第八章“家庭之乐”，第九章“生活的享受”，第十章“享受大自然”，第十一章“旅行的享受”，第十二章“文化的享受”之中。对国民悠闲的肯定，体现了林语堂观点的变化，即从早期的“暴风骤雨”式的狂飙突进转向“和风细雨”式的中立探讨，从学习西方转向输出中国。

对于“悠闲”的论述，更多见于作家独辟一章的“悠闲的重要”之中。在“悠闲的重要”一章中，作家开篇便用辛辣的笔触点出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生物，接着又写下“啊！聪明智慧的人类！我颂赞你。人们为了生活而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要活下去而烦虑到头发发白，甚至忘掉游息，真是不可思议的文明[11]！”这一反语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劳碌的批判。在《中国的悠闲理论》一节中，作家开篇将美国人的劳碌与中国人的悠闲对立起来，并开始承认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同样重要，强调物质环境的改善可能会产生较为悠闲的性格，作家对美国人的劳碌和疲惫报以同情，对中国人的喜闲散、优游岁月、乐天知命怀有无与伦比的推崇。

这种对于享受生活和悠闲的描写，固然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因而语带的夸张和亦真亦假，中国的读者是可以看得出的。林语堂先生作为一名英语写作者，其著作再次翻译后被纳入研究视野，即其原本的拟想读者是非汉语母语者，因而其书写的内容是将传统的中国与国民呈现在其读者面前，具有输出中国的创作目的，考虑到这一点，并结合《生活的艺术》的创作年份，笔者认为作家宣扬中国国民的悠闲具有显示“非攻”的意味，“以在世界上获得文化认同，以及道义和物质支持”[2]。

4结论

在经过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激烈抨击后，海外书写时期，林语堂先生的书写转向了和风细雨式的中立探讨，是一种较为和缓的论述，其研究兼有中国及国民的智慧和流弊，具有较为全面的特点，主要是以整体的国人为研究对象。由于林语堂先生中西合璧的家庭环境和求学经历，较多的选用了中西对比的方式，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具有较为宽广的视野。同时由于作家倡导以闲适为格调，其文风轻快明朗，即便偶有针砭，亦以幽默包裹之，使广大读者得以接受。

林语堂先生海外创作期间关于国民性的书写，主要见于《生活的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又承担着输出中国的创作目的，因而其中对于国民性的书写肯定居多。从中庸哲学的角度来论述，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是儒道互补的，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儒家讲究入世，这造就了中国人热爱世俗生活，现实实际的基本特性;道家则讲究出世，这使中国人注重生活的享受和自身的感受，崇尚修心养身，因而形成了中国人讲究优游，乐天知命的外显特性;正统儒学与道家思想相协调均衡，正是中国人最为古老的生存智慧，圆融自在的处世哲学正是中国人的核心特性——崇尚中庸。

以上大致基于《生活的艺术》文本，简要概括了林语堂先生海外书写阶段的“国民性”表述，从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先生的国民性书写是20世纪国民性研究的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的形成，与林语堂先生的个人经历与观点，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创作目的有关。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下，现实、中庸、悠闲的国民特性仍大行其道，对于林语堂先生创作中的国民性研究依然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更不应因为林语堂受到鲁迅的批评而将他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对林语堂先生创作中的“国民性”研究已经引起了一部分研究者的重视，但其海外创作阶段的国民性书写，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立国.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林语堂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2]侯桂新：中国现代作家的海外书写[J].文艺争鸣，2014 （10）：102-107.

[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5.

[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國戏剧出版社，1991：10.

[5]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7.

[6]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76.

[7]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93.

[8]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108.

[9]沈庆利.林语堂的“一团矛盾”：《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细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2）： 109-118.

[10]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356.

[1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142.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