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煊 张春颜

摘要：媒体提供新闻信息的方式对公共冲突的发展进程和治理效果都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102个案例的特点归纳，并结合“重庆公交车坠江”这一典型案例，将新闻框架类型划分为事实呈现框架、归因分析框架、道德评判框架、矛盾冲突框架、人情趣味框架、政府形象框架以及知识科普框架七类，其话语策略呈现出明显的“标签化”特点。媒体在议题的建构上主要运用了“刺激冲突爆发升级”和“利于冲突抑制平息”这两种建构方式，可以从提高媒体失范成本以净化媒体报道动机、加强新闻框架管理以合理建构新闻报道、强化媒体行业自律以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提高公众媒介素养以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四个方面，来规范公共冲突治理中的媒体新闻报道。

关键词：框架理论；突发事件；公共冲突治理

中图分类号：G212；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9-0062-12

基金项目：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衍生社会风险的预警与防控研究”（20BGL250）。

一、研究背景

在公共传播领域，媒体的新闻报道是受众获取事件相关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并逐渐成为影响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媒体并非如一面明镜一样反映社会真实，而是透过框架、用选择与重组的机制来塑造新闻事件。所谓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标签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1]75-78。

媒体能够利用对新闻的不同建构来影响受众关于事件的态度、认知、情感、判断和行动等，通过对新闻进行不同的议题和框架建构，采用不同的叙事修辞和话语策略，对新闻内容进行不同的结构安排，能够为受众对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提供特定的框架，将受众的关注点引到特定的范围及问题上，进而引导事件的舆论走向。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共冲突治理对新闻信息的依赖程度也日渐增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的方式无论对公共冲突的发展进程还是治理效果都具有重要影响。

二、案例选取与分析

（一）案例选取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时08分，重庆万州区一辆载有15人的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桥面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坠入江中。事故发生后，一些媒体将事故现场的视频和小轿车女司机穿着高跟鞋低头坐在马路边的照片推送至各大网络平台。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有媒体报道称公交车是由于避让逆行的小轿车才坠入江中的，将事故矛头直指小轿车司机，随后引来众多媒体转发并迅速引发网友关注，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一边倒”地对女司机进行人身攻击，舆情爆发。10月28日下午5点46分，官方通报事故系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所致。此时舆情发生第一次反转，先前声讨小轿车司机的媒体、大V用户和网民等又开始忙着删帖，将舆论矛头对准公交车司机，一些媒体又开始报道公交车司机在开车前凌晨K歌，又引发网上关于“司机疲劳驾驶”的争论。11月2日，重庆警方在经过多方调查与黑匣子数据恢复后通报，事故系坐过站的乘客与司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所致。此时舆情发生第二次反转，引发了全网对与司机发生激烈肢体冲突的乘客的声讨，网友在为事件中无辜的受害人哀悼的同时，又开始了关于乘客素质和公共安全的讨论。

（二）案例解读

笔者选取案例时，首先对事件的社会性和影响性进行了考虑。就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本身来看，该事件公共性强，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促使相关法律法规提上了议程。据社会热点聚合平台“知微事见”的数据显示，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社会影响力指数为87.8%，微博影响力指数为93.9%，均高于99%的社会类事件的影响力指数；同时前后共有131家重要媒体参与了事件的报道，可见该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颇深。其次，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舆情反转，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该事件整体的传播周期较长，有利于对事件进行阶段性分析，从而研究和总结媒体新闻报道对事件走势的影响。因此，笔者选取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作为本文研究的案例样本。

（三）案例事件舆情发展阶段分析

根据“知微事见”大数据统计平台中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热度趋势变化图（如图1所示）可以发现，网络上对于该议题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2018年10月28日至11月7日这个时间段，两次舆论热度高峰分别出现在10月28日和11月2日。笔者根据“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舆论热度、媒体公布的关键事实和事件进展等，将该事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期（10月28日10时08分—17时46分）、爆發期（10月28日17时46分—11月1日24时）、升级期（11月2日10时—24时）、平息期（11月3日—7日）。同时，对这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和特征进行简单的梳理。

第一阶段（形成期）：笔者将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从产生到真正进入传播阶段确定为形成期。事故发生在10月28日上午10时08分，随后，北青网、网易、凤凰网、人民网等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对该事件新闻进行了报道或转载，部分微博大V用户也开始在网络上发声，事件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知微事见”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上午12时，全网关于该事件的报道量已达到506条，且仍呈上升趋势，该事件的舆情指数开始明显走高，舆情开始形成。

第二阶段（爆发期）：在这一阶段，事件中的某些观点会因受众的认知偏好或信源的特质等因素而获得受众的支持，特别是当事件涉及社会敏感话题时，一经媒体报道，受众就会自动加入讨论阵营。随着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报道数量的不断增加，媒体与大众的关注点开始逐渐向事件发生的原因上转移。10月28日12时左右，事故现场的图片与视频陆续在网上公开，13时40分，新京报发文称“记者从万州区应急办获悉，公交车坠江前曾与一辆红色小轿车发生相撞，系一小轿车女车主驾车逆行导致，目前相关部门正全力搜救”。这一报道被大量转载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中国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也发布报道称事故系小轿车司机逆行所致。14时58分凤凰网报道称：“有消息称据万州区交巡警通报，私家车女司机邝某已被警方控制。”随着有关“女司机”报道的数量增加，围绕“女司机”的舆论开始形成，人们开始一边倒地对小轿车司机进行声讨。

10月28日17时46分，万州交巡警官方微博通报了事故系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与对面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所致，还原了事件真相。随着官方通报的出炉，之前报道小轿车司机逆行的媒体纷纷开始忙着删帖，网友们开始向遭受了二次伤害的小轿车司机表达歉意与同情。事件由此发生了第一次反转，这时舆论热度第一次出现了小高峰。10月29日14时，成都商报发文称公交车司机当日凌晨五点还在K歌，一些没有吸取先前教训的媒体和大V用户们又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公交车司机，猜测其为疲劳驾驶，并谴责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从图1可以看出，此时舆论又引发了一次小高峰，公交车司机开始成为人们新的声讨对象。

第三阶段（升级期）：在这一阶段，如果有新的刺激性信息的加入，就会使得事件关注度大大提升，舆论传播的趋势也会呈迅速增长的状态并达到峰值。10月31日，公交车被打捞出水，11月2日10时，官方向媒体公开了黑匣子的视频内容，确认事故系一乘客因坐过站与司机抢夺方向盘所致。随后车内监控视频被大量转发，微博上关于重庆公交坠江的话题阅读量达到了14.6亿，网友的评论数达到了12.5万条之多。事故调查结果的公布，是本次事件第二次的反转，引发了公众对乘客不文明行为的谴责，事件的舆论热度达到了新的巅峰。

第四阶段（平息期）：在这一阶段，伴随着事情已被妥善解决或是出现新热点事件，与此事件相关的信息和传播人数都会大幅减少。根据“知微事见”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整个事件从产生到逐渐平息共持续了11天15小时，在11月2日官方公布调查结果舆论热度达到高潮之后，事件的关注度和热度开始逐渐下降，自11月4日以后逐渐趋于平息。这一阶段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事件如何善后、对此类威胁公共安全行为如何严惩、建立怎样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对媒体报道失范的反思上。

三、媒体报道情况对公共冲突发展进程的影响分析

（一）主要参与媒体及新闻报道数量分布概况

笔者选取新浪微博作为本次报道样本的获取平台。在报道样本的搜集过程中，笔者首先以2018年10月28日至11月7日作为搜索的时间跨度，以“重庆公交坠江”“公交坠江”“坠江”作为搜索的关键词，随后通过微博高级搜索功能进行搜索，共获得主流媒体发布的报道样本781篇。由于存在相互转载的情况，因此需要对重复及无关项进行剔除，剔除之后共获得报道样本722篇，各个阶段参与报道的主要媒体和报道数量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二）媒体新闻框架建构的主要类型

媒体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时存在着固定的报道模式，即报道框架。这些“隐形”的框架可以体现在报道主题、导语、段落组织和报道的先后顺序上，一般不易被受众所察觉，但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关于事件的认知和情绪变化，从而对公共冲突的发展进程及治理造成影响。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法，事先收集了102个案例共计505条①新闻报道样本，通过分析其中的标题、导语、重要段落等内容并结合已有研究[2][3][4]，发现了6种常见的新闻报道框架，它们分别是矛盾冲突框架、道德评判框架、人情趣味框架、归因分析框架、事实呈现框架及政府形象框架。

具体到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报道文本，笔者对每个框架中的主导性视角进行了判断，并对每篇报道的主次框架进行了识别和提取，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一类，最终将此次事件的报道框架分为事实呈现框架、归因分析框架、道德评判框架、矛盾冲突框架、人情趣味框架、政府形象框架、知识科普框架七类（如表2所示）。

（三）媒体新闻框架采用情况的统计分析

笔者分别对各个阶段内包含某类框架的新闻报道篇数和其在整个报道过程中的篇数总量及所占百分比进行了统计，以了解每类框架在事件不同发展阶段内被强调的程度。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各个阶段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框架的采用情况如表3所示：

1.事实呈现框架

“事实呈现框架”是对新闻事件进行梳理，对事件的主要议题进行认定和廓清，并向大眾传达基本的新闻事实的报道框架。这类框架表现为从整体上对事件进行严谨的梳理，为公众提供事件的相关信息。这类框架下的报道大多采用的是客观中立的报道倾向，对冲突事件的舆论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部分报道在进行事实呈现时会直接引用相关部门的通报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记者或媒体的解读[5]。

根据表3可以看出，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的七种新闻框架中，事实呈现框架所占的比重最高，为39.9%；关于事实呈现的报道文本共有288篇，说明媒体对事件的相关进展十分关注。关于事件进展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事件发酵的前三个阶段，案情信息的发布和事发后的救援进展是这一时期媒体主要报道的主题。在事故原因曝光之后，案情发布和救援进展类的报道开始逐渐减少，更多媒体开始着眼于对同类事件的报道。在发布的288篇报道中，关于“案情发布”和“救援进展”的信息分别占据17.6%和22.3%，远高于其他内容的所占比。

2.归因分析框架

归因分析的重点在于人们能够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原因作出解释。“归因分析框架”是新闻媒体对突发事件进行原因认定和责任归咎的一种报道框架。在这种框架下，媒体从批评相关制度、法律、规则、程序和公共设施可能存在的漏洞，以及问责相关部门的角度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原因的归咎主要可以分为“主观故意”“个别例外”“技术失误”和“客观因素”[6]。

归因分析框架所占的比重为17.5%，相关报道文本共有126篇，是此次事件中占比较多的第二类框架。在此次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谣言的不断涌现，使得关于此次事件原因的话题一度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因此归因分析框架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事件形成期，对于此次事件发生的归因框架主要围绕着小轿车司机，共22篇报道文本，占比3%；在爆发期，随着事件的发展，官方通报事件实为公交车突然越线行驶所致，而小轿车司机则为正常行驶，部分媒体开始纠正之前的报道，转向对其他涉事主体的归因分析，其中对公交车司机疲劳驾驶等的归因框架内容共38篇，占比5.3%；在升级期，随着黑匣子的浮出水面，事件真正的原因得以曝光，这一阶段的归因分析框架全部围绕着与公交车司机互殴的乘客，相关报道共45篇；而在事件的平息期，由于媒体和公众开始理性反思整起事件，媒体报道内容也主要围绕错在与公交车司机互殴的乘客和双方均有错这两方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无论是公众还是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思考和观察都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更加深入。

3.道德评判框架

“道德评判框架”是对突发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进行是非判断和道德评价的一种报道框架。在文本内容上，新闻媒体作为评判的主体，将自身置于道德制高点，以自身认知和社会伦理道德为依据，对事件中所涉及对象的行为进行评判，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传达给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作用。

包含道德评判框架的报道样本共有87篇，占比为12%，主要体现在以言论、行为和建议为主题的报道中。事件中媒体和公众的道德评判主要围绕着小轿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和与公交车司机互殴的乘客这三个主体来进行。在事件形成期，采用道德评判框架的报道共23篇，占比3.2%，文本内容多是对小轿车司机的谴责，痛批其“穿高跟鞋驾车”和“逆行”的行为导致全车人生命的丧失，甚至伴随一些不理性声音的出现；在事件爆发期，包含道德评判框架的报道共19篇，占比2.6%，随着“公交车违规越过中心实线”和“公交车司机事发当天凌晨K歌”等更多事件细节的披露，报道的文本内容开始转为对公交车司机“疲劳驾驶”的谴责，但由于事发前期媒体的误报对小轿车司机造成了二次伤害，唤醒了部分媒体及公众的理性，因此部分媒体的报道在这一阶段较之前相对谨慎，根據表格数据可以看到，在事件原因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谴责司机的报道要相对少于事件初期；在事件的升级期和平息期，随着事故现场视频的曝光，道德评判框架的文本内容主要转为对与司机互殴的乘客罔顾他人性命的谴责，相关报道文本共45篇，占比6.2%。

4.矛盾冲突框架

“矛盾冲突框架”是在涉及多方冲突的突发事件报道中最为常见的框架类型，这类框架主要聚焦于对冲突事件及相关主体的报道上，强调全方位多角度还原冲突现场，再现冲突情景“二元对立”的形式，力图凸显多种矛盾冲突关系。

矛盾冲突框架主要集中在事件的上升期和平息期这两个阶段，包含矛盾冲突框架的报道共有56篇，占比7.8%。矛盾冲突框架的文本内容主要是对公交车上乘客与司机冲突细节的描述，向大众还原冲突现场。在事件的升级期，事故现场视频曝光后，关于冲突过程的报道成为媒体报道焦点。在事件的平息期，媒体对于事件本身的关注虽然开始逐渐降低，但对于冲突过程的探讨还在持续。

5.人情趣味框架

“人情趣味框架”也可称为“情感框架”，包含这类框架的新闻主要聚焦于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或故事上。这类报道框架非常注重情绪的表达，媒体惯于运用大量煽情的话语对事件进行叙述，以凸显事件中某一方悲凉凄惨且令人同情的处境，在情感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易吸引受众的关注，引发情感共鸣。

报道样本共有102篇，占比14.1%，也是此次事件中媒体采用次数较多的一种框架。人情趣味框架的文本内容主要包括对逝者的哀悼、对事故责任人的愤怒与批评、对小轿车司机遭遇的同情与歉意以及呼吁理性的反思。其中，包含哀悼逝者内容的报道框架主要出现在事故救援和伤亡情况确认以后，也就是出现在事件发展的后三个阶段当中，共有39篇报道样本，占比5.4%；包含对事故责任人的愤怒与批评的框架主要集中于事件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共有49篇，占比6.7%，此类报道多次将公众舆论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导致了众多不理性声音的出现。事发前期媒体对小轿车司机进行了不实的报道，致使其成为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因此在警方第一次通报事实后，部分媒体对小轿车司机的误报进行了纠正，表达了对其造成二次伤害的歉意，同时部分媒体表达了对小轿车司机遭遇的同情，但更多的媒体选择直接对之前的报道进行删帖，所以此类报道数量较少，共有3篇，仅占比0.4%；在事件的平息阶段，媒体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对此次事件“闹剧”般的反转和对同类事件的反思上，因此这一阶段包含呼吁理性反思内容的人情趣味框架出现次数较多，共11篇，占比1.5%，媒体力图通过此类框架来唤起公众的理性情绪。

6.政府形象框架

“政府形象框架”是政府为推动事件尽快解决而提出建议和治理措施，以塑造积极正面的政府形象的报道框架。这类报道框架侧重于对中央或地方政府在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调查结果的通报，能够为事件中的焦点问题提供证据，并对事件真相进行还原。

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的形象框架主要包括对调查结果的通报和善后处理工作两方面内容，报道样本共有44篇，占比6.1%。其中与调查结果相关的报道样本共35篇，占比4.8%，这类主题主要是对事件真相进行通报；与政府善后处理工作相关的报道内容主要涉及对事故责任方的处理、对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对公共交通安全问题的整改以及对相关法律的出台与完善，此类报道能够有效疏导公众的负面情绪，但在此次事件中相关报道数量明显较少，共9篇，仅占比1.3%，可见媒体报道事件后续处理情况的信息明显有所欠缺。

7.知识科普框架

在此次事件中，知识科普框架主要是对乘坐公交车遇到紧急情况时如何自救的知识科普，报道样本共有19篇，占比2.6%。此类框架通常涉及专业科普内容，能够起到教育受众的作用。

（四）媒体标签化的话语呈现策略分析

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媒体一直扮演着推动事件发展的重要角色，而媒体标签化的话语建构策略在促使事件舆情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所有事件的真相都有一个逐渐被发掘的过程，但对事实真相进行缓慢且全面的呈现已经与互联网时代下大众快节奏获取信息的习惯不相符合。而媒体标签化的操作恰好可以使受众从繁杂的信息中快速提取到事件的核心要点，帮助受众在短时间内理清事件的基本脉络，激发受众参与该话题的讨论与互动，从而成为媒体倾向于采用的一种话语建构策略。

然而，标签一经出现，受众便会自动在脑海中联想与之相关的固定印象与刻板成见，容易将一些负面的主观想法加在标签对象的身上，影响其对新闻人物的判断，从而出现对事件理解的偏颇。在此次事件中，各大媒体为追求时效性以及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刻意给小轿车司机贴上了“女司机”“逆行”“穿高跟鞋”等各种极易引发负面舆情的标签。笔者对部分媒体的误报标题进行了统计，统计情况如表4所示。

从表格可以看出，部分媒体在对事件进行报道时采用了标签化的话语建构策略。近年来，随着我国驾驶人数的不断增加，媒体对于“司机性别”“驾驶技术”“行车安全”等的相关报道也不断增多，因此相关议题一经发布便会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议论。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媒体对女司机的关注度要明显高于男司机，且女司机多被塑造为负面形象，“女司机”一词常常与“技术差”“不懂交通规则”“马路杀手”等负面评价紧密相连，长此以往形成了对女司机群体的偏见。在此次事件中，一些媒体营造出“此次的悲剧是由女司机的驾驶技术而引发”的舆论氛围，迎合了此前社会大众对女司机群体的刻板印象，进而引发了对小轿车女司机的指责与网络暴力，使其成为公众舆论攻击的靶地，对其造成了二次伤害。

（五）媒体新闻报道的议题建构方式分析

所谓议题建构，是指媒体通过对事件属性的选择以及对不同属性重要性的安排（例如通过排版或篇幅长短等来凸显或忽略某一属性），从而对不同议题在受众心中的重要程度施加影響。由此可见，媒体的议题建构能够对受众的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在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产生重要作用。公共冲突的发展及治理过程一般可以分为潜伏阶段、爆发阶段、升级阶段和平息阶段这四个阶段，相对应的议题建构方式有刺激冲突爆发升级类建构方式、利于冲突抑制平息类建构方式、促进冲突降温化解类建构方式、引导冲突合理转化类建构方式[6]。

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媒体在议题的建构上主要运用了“刺激冲突爆发升级”和“利于冲突抑制平息”这两类建构方式。

刺激冲突爆发升级类的议题建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潜伏阶段，媒体将报道焦点聚焦于事件中的人物性别，利用受众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刻意凸显性别对立关系，对事件进行误导性解读。在爆发阶段，随着部分事实被还原，一些媒体对事件初期各自的误导性报道进行快速删帖，却不吸取教训，转而寻求新的关键事实并进行阴谋论的解读，继续挑拨受众的敏感神经，制造负面舆论。在升级阶段，随着事件真相的公开，个别媒体为迎合受众的愤怒心理，对与公交车司机互殴的乘客的家庭背景等私生活细节进行曝光，以制造能够引发新一轮热议的舆论焦点，加剧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在平息阶段，个别媒体继续从性别对立的角度对事件进行后续报道，传播负面情绪，增加社会紧张氛围。

利于冲突抑制平息类的议题建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潜伏阶段，媒体基于已有事实对事件进行客观报道，呼吁受众在官方调查结果未通报前保持理性，谨慎对待谣言。在爆发阶段，媒体对事件发生后公交车及遇难者遗体的打捞等政府救援工作进行着重报道，同时对部分媒体不经调查就发布关于小轿车司机的不实报道进行谴责，呼吁发布误导性报道的媒体向小轿车司机道歉，弱化性别对立关系，调适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在升级阶段，媒体对政府在公交车黑匣子数据恢复和事件调查等工作中作出的积极努力进行报道，特别是对政府在事件结果认定后对责任方的追责及处罚进行重点报道，凸显政府对此次事件的高度重视，以稳定公众情绪，防止负面舆论进一步恶化。在平息阶段，媒体主要通过对事件的深度报道，引发受众关于司乘冲突的理性探讨和深入思考，呼吁社会关注司机的心理健康建设，同时呼吁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来惩治危害公共安全的不良行为。一些主流媒体还引领其他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进行了关于新闻把关人失职和“污名化”的全面反思，引导舆情回归理性。

五、规范公共冲突治理中媒体新闻报道的相关对策

（一）提高媒体失范成本，净化媒体报道动机

媒体透过新闻议题框架所制造出的拟态图景，能够影响大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情绪的变化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因此，在公共冲突治理过程中，媒体如何对社会事实进行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受现实生存环境的影响，媒体会基于不同的动机对新闻事件进行议题建构，媒体动机的不纯将直接导致议题建构上的失范。相较于依靠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来抑制媒体的不良动机，作为公共冲突治理主体的政府所出台的法律法规，往往对媒体行为有着更强的约束力。而现行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在对媒体报道的管制上还不够完备，致使部分媒体抱着侥幸心理钻法律的漏洞，以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面对媒体的失范和违规行为，政府虽有心处罚，却由于缺乏相应且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和参考，或是由于相关法律规范过于宽泛，难以从法律角度对违规乱象进行判定和惩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给公共冲突治理造成了较大困难。因此，笔者认为政府监管部门要尤其加强对于新媒体行业的规范与监管力度，同时为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防止误导性、偏见性和片面性新闻的出现，要健全和完善行业内的审查制度，并建立责任认定体系，加大政府对媒体报道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利用法律制裁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行为，提高媒体报道的失范成本，以净化和端正媒体的不良报道动机。

（二）加强新闻框架管理，合理建构新闻报道

如果说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是为了影响大众“想些什么”，那么媒体进行框架等深层建构就是试图引导大众“怎样去想”。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之所以最终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冲突，并非由于风险巨大而难以遏止和化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不同主体的风险感知差异，以及由差异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7]。媒体的新闻建构具有策略性，而目前在公共冲突的新闻管理方面，公众普遍缺乏对新闻议题框架等深层建构的充分认知，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掉入了框架设计的陷阱。因此，政府要对媒体报道的深层建构方式进行具体分析，掌握其特点并明确其可能发挥的作用，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于会促使冲突爆发升级的议题建构方式的监管。首先，明确媒体所选框架的性质和作用机制。每一类新闻框架都会通过文本内容和话语策略有侧重地对公共冲突进行呈现，通过识别框架建构的特点能够提前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影响作出更有效的应对。其次，进行框架匹配，使新闻框架能够与各个阶段的冲突治理要求相匹配，最大程度地发挥新闻框架的正面功能。当需要维持社会稳定和恢复正常的公共秩序时，就要尽量避免使用如矛盾冲突框架等容易加剧冲突事态的新闻框架，转而使用如客观原因框架、偶然例外框架或政府形象框架这些有利于冲突化解平息类新闻框架。需要注意的是，匹配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这样才能确保冲突治理的客观性，从而为公共冲突治理提供便利。

（三）强化媒体行业自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事出突然且可能伴有一定程度的危害性。在事件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众往往习惯根据自身已有的认知、经验或情绪感受等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使关于突发事件的新闻容易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加之受生存环境的影响，一些媒体易被流量经济带来的丰厚利润所驱使，要经济利益而不顾公共利益，增加“挑火式”新闻议题框架的使用频率，从而促使矛盾冲突的不断升级，给冲突治理增加困难。因此，必须提高媒介组织和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强化媒体的行业自律，使其从思想上认识到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媒体在享受公共资源所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将事件信息真实客观地传达给受众的社会责任。当社会的公共利益与媒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只有先维护好社会的公共利益，媒体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经济利益。媒体应通过合理设置新闻框架来实现对舆论的正向引导。突发事件舆论场的信息高度交织，公众意见易呈爆发式增长，若舆情把控不力，会使公众的理性被极端情绪所引导，加大公共冲突治理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该有意识地主动设置与事实有关的新闻框架，充分考虑突发事件报道的社会影响，通过增加与事实相关的信息量，来转移已陷入非理性情绪中的受众的注意力，积极引领传播内容向着正面的舆论方向发展，引导大众回归理性，减少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

（四）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海量信息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在营造了更加自由的表达环境的同时也使之成为易混淆事实的“沼泽”。纷繁复杂、真假参半的各类新闻信息对公众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面对争议较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时，要对事件进行理性分析判断，不盲目跟风，不偏听偏信，不造谣传谣，要用批判的眼光对信息内容的来源、真实性、有效性和权威性等进行全面辨认和分析，并对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社会监督。公众和社会团体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有助于揭示一些媒体新闻议题建构的不良手段。为维持行业形象以及重获公众信任，一些媒体便会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减少挑火式新闻议题建构手段等的使用，从而规范公共冲突治理中的媒体新闻报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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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ntman，R.M.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Joural of Communi cation，1993（7）.

[3]Semetko，H.A.and P.M.Valkenburg.Framing Eouropean Politics：A Concer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4]常健，郝雅立.媒体新闻议题建构方式与公共冲突及其治理[J].理论探索，2017（2）.

[5]魏铭.医患冲突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D].郑州大学，2019.

[6]常健，郝雅立.新闻议题框架对公共冲突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其管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4）.

[7]黄杰，朱正威，赵巍.风险感知、应对策略与冲突升级——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的解释框架及运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7（1）.

责任编辑：钟雪

①为了研究媒体报道中与公共冲突治理相关的新闻框架、话语策略及建构方式，笔者在综合考虑事件的热点舆情、信息完整度、典型性等基础要素后，选取了在2010年至2019年间发生的102起具有代表性的突发事件作为本研究获取新闻文本的基础案例库。基于这102起案例，笔者借助百度搜索引擎和“知微事见”这一社会热点聚合平台，通过搜集、筛选、整理后获取到了505条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报道样本，内容涉及医患冲突、高校冲突、拆迁冲突、邻避冲突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