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

“真是疯狂。”谈到印尼的疫情，万多下了这样的结论。

照万多的说法，印尼近来平均每天因新冠病毒死亡约1400人，居全球之冠。虽然首都雅加达的疫情趋缓，但是Delta变种病毒开始向巴厘岛以及四周的小岛扩散。

不过，这也不代表雅加达的情形真的好到哪去。“埋葬尸体的地方都没了，有些尸体只能‘叠起来。”

早在今年初，雅加达政府就允许几个墓园，对同一家的尸体采取“堆叠”的方式埋葬，代表一个墓里面可能就安葬了3～4名因新冠病毒死去的患者。

2021年7月7日，雅加达，工作人员将棺材运送到社区公墓

万多的妈妈、弟弟以及同事们都感染了，弟弟虽然打了疫苗，却还是确诊了两次。“我得待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因为医院都满了。”

还好，万多的工作接的是长期案子，对短期内的收入影响不大，“我算是很幸运的”。“有很多穷人没有照着防疫的规范埋葬亡者，在病毒可能还存在的情况下自己埋葬。他们生活已经很困难了，贫病交织更难以克服。”万多补充道，“很多孩子失去了双亲。还有，印尼儿童的新冠死亡率也是全球第一。”

印尼儿童染疫的状况，在Delta变种病毒流行之后开始加剧：17岁以下的人口就有超过40万人染疫，且有超过1200名儿童死亡，其中有一半是不满周岁的婴儿。

“我们都待在家。雅加达可是有全世界的变种病毒呢。”他给了我一个微笑的表情符号，但显然是苦涩与无奈的那一种。

印尼式防疫

8月17日，我接到一通来自雅加达的电话，那是阿温，他刚从海外回印尼，正在公费的隔离旅馆隔离中。隔离可以选自费或公费，阿温所在的公费隔离旅馆一室三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是日本、阿拉伯，或是邻近的马来西亚。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阿温回印尼时没有手机，借了室友的电话打给我。大概一个月前，另一个印尼朋友阿坦也是这样，借了电话打来。

我和阿坦视频通话时，他还没戴口罩，然后秀给我窗外情景说：“那些人都在下面聊天，还可以去买东西，只要不跑出去就可以。”

他转身走出“隔离房”的房门，走廊上也有几个人悠悠地晃荡、聊天。

阿坦“隔离”结束之后，回到故乡井里汶不久，就说自己发烧又咳嗽，还好三天后病情就好转。做筛检了吗？“没有。”那边有疫苗可打吗？“有是有，但是大家不想打，因为听说有的打了疫苗反而生病。”

想到和阿坦的对话，我不禁为阿温隔离结束后的状况感到担忧。

17岁以下的人口就有超过40万人染疫，且有超过1200名儿童死亡。

阿温来电那天，刚好是印尼的“独立纪念日”。当天新增確诊数20741人，虽然跟7月15日最高峰的56757人相比已经减去大半，但是印尼这个76岁生日仍然过得很不轻松。第一剂疫苗接种率只有两成，其中将近一半是在雅加达;完整接种两剂的人大约仅有一成，同时疫情也开始向疫苗接种率低的乡村和外岛进军。

面对政府疫情控制不力、经济衰颓，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倒是成反比般迸发。有人在墙上写下巨大的“TUHAN， AKU LAPAR！！”，呐喊着“神啊，我好饿！！”也有人在墙上画下了总统佐科维的头像，眼睛部位则盖上“404： NOT FOUND”，质疑佐科维政府的施政“不见了”。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只卡通风的人型化猫狗，头上写着“被迫健康，在一个生病的国家”。

有人认为，印尼政府没有在全境实施封锁，只在部分热区采取限制措施，造成了疫情失控。然而另一方面，印尼有约半数人是在“非正式部门”工作，比如自营的小摊贩，或是担任司机、快递员。

印尼街头的涂鸦

这些在“非正式经济体系”中的人，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有些领取的是日薪，有些则是“有做有钱、没做吃土”的情况，更遑论有所谓“Work from home”。这确实是一道令印尼这个巨人踉跄的两难题：若是政府铁腕实施大规模封锁，也许疫情更能得到控制，但会不会饿死的人比病死的人还多？

请告诉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跟雇主续约，不要回来！印尼生病了……

一位担任Grab司机的大哥跟我说，他年长的家人很多都过世了。“我现在在村里当志愿者，每天轮班埋葬因新冠肺炎而死去的人。”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点收入，他也开始兼差做另一个平台的送货员。“疫情之下，很多企业都倒闭了，还好我在乡下，经济这么差的时候，至少有口饭吃还不算难。请告诉那些在海外工作的印尼人，跟雇主续约，不要回来！印尼生病了……”

“独立纪念日”前一天，佐科维在印尼国会发表谈话，自然也躲不开疫情。面对民间对他“只顾经济，不顾人民生命”的质疑，佐科维的回应是：“疫情教会我们，在踩油门和刹车之间找到平衡，在健康和经济之间找到平衡。”

佐科维的“变装秀”

8月16日那天，佐科维穿的是万丹省外巴杜伊的传统服饰：全身黑装，搭配黑底蓝纹的头巾，加上一个皮革制的斜肩包和皮革制黑凉鞋。从2017年开始，佐科维在每年一度的人民代表会议（印尼的立法机构）谈话上，都会从印尼各地的传统服饰中选择一套来装扮自己。

很显然，从好的方面看，佐科维穿上传统服饰带有“促进各族团结”的意味，展现印尼传统文化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也有民间团体批评，这是佐科维在“做形象”、拉选票，因为政府正在进行的开发案，都漠视了这些真正每天穿着传统服饰的人。

隔天的“独立纪念日”，几乎所有政府官员、电视台主播、记者都戴上了和印尼国旗一样的红白色口罩，而佐科维换上了南苏门答腊楠榜的服装，以白色为底，右肩上披着黄红相间的侧挂，再戴上同样黄红相间的传统帽子;第一夫人艾里安娜则是一席浅黄色素装，那是代表着西爪哇苏卡武眉的服装。

从佐科维的“变装秀”，似乎可以稍稍窥见印尼从建国以来，就持续面对的政治难题。

佐科維在8月16日、17日的“变装秀”

“我们，印尼民族，在此宣布印尼独立。”苏加诺76年前匆匆起草、于自家宣读的独立宣言，在今年8月17日的独立纪念日仪式上，也由人民代表会议的主席朗诵。

然而，被称为“万岛之国”的印尼，境内拥有1.7万多个岛屿，而所谓的“印尼人”其实分属300多个民族和语言（也有500多种、700多种语言的说法）群体。“印尼”作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其实奠立于受荷兰殖民300多年的共同经验。

从今日来看，“印尼”似乎理所当然是一个国家，国语是“印尼语”，而“印尼”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建构则还在进行中，于是有了佐科维的“变装秀”。不过，祖国的范围到哪里，民族如何形成，采用何种语言作为国语，这些问题对20世纪的印尼民族主义者来说，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未竟的“马来世界”

在一部分20世纪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包含印尼国父苏加诺）心中，“印尼”的疆界将不只包含荷兰当时在该地区的殖民范围，也包含当时由英国所殖民的马来半岛与北婆罗洲，这个想法被称为“大印尼主义”。但这可不只是印尼民族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在当时英国辖下的马来殖民地，也有相似的“大马来亚”理念与之响应。

这两种思想的基础，最主要在于西方殖民帝国到来前，两地的交流十分频繁，语言、宗教相似，甚至有过横跨两地的帝国盛世。

公元7世纪左右，爪哇人吞并了苏门答腊岛上的“末罗瑜”帝国，建立横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的“三佛齐”帝国（又称“室利佛逝”）。

13世纪，东爪哇的“满者伯夷”帝国崛起，在首相加查·玛达的领导下，向西兼并了“三佛齐”的领土，成就在马来群岛史上最强大的盛世。加查·玛达曾立下著名的“帕拉帕誓言”：“加查·玛达不会结束斋戒，加查·玛达说只有在征服马来世界（Nusantara）之后才会结束斋戒，如果成功征服Gurun、Seram、Tanjung Pura、Haru、Pahang、Dompu、Bali、Sunda、Palembang、Tumasik，我才会结束斋戒。”

《爪哇史颂》记载的14世纪“满者伯夷”极盛时的疆域

苏加诺在宣布印尼独立后，选择的“国语”是以“马来语”为基础，改良成的当代“印尼语”。

最终，“满者伯夷”的领土除了大部分现代印尼疆域之外，还包含今日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Nusa为“岛”，Antara则是“之间”，加查·玛达将两者结合，让Nusantara“马来世界”的概念横空出世，从此用来指涉纵横马来群岛的“满者伯夷”帝国。

“满者伯夷”国祚延续至16世纪，被同样来自东爪哇的苏丹国打击，逐渐式微。此后，马来群岛再也没有出现一统江山的帝国，而是分裂成诸个伊斯兰苏丹国。直到20世纪初，印尼的民族主义者才又从历史长河中，打捞出了“马来世界”的概念，援引作为未来建国的领土愿景。

苏加诺在宣布印尼独立后，选择的“国语”不是将近半数人使用的“爪哇语”，而是以“马来语”为基础，改良成的当代“印尼语”。这背后的考虑，除了马来语的流通程度更广、学习较易之外，可能多少也和苏加诺对“马来世界”的愿景相关。

1957年，英国允许马来半岛上的殖民地独立为马来亚联邦。独立建国之后，原先在马来半岛与“大印尼主义”呼应的“大马来亚”思想势力也逐渐缩小。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更是消解了苏加诺打造“马来世界”的企图。

当时，英国与其他国家不愿见到东南亚出现一个“超级大国”，选择为马来西亚联邦的组成推波助澜。最终，即便苏加诺发动了“粉碎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完成他一统“马来世界”的宏图。

如今，Nusantara这个词仍会出现在印尼人的生活中，但仅仅是用来代称印尼的国土，至于从加查·玛达到苏加诺那横穿600年的“马来世界”构想，可能早已经被人们淡忘。毕竟比起扩张版图，面对贫病交迫、宗教与种族冲突的印尼，当下有更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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