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水成

一

再度睁眼时，一种白从四周笼罩着我，像在云层飞翔一样，一团团云雾迎面扑来，不知置身何处。

我在努力调度耳鼻眼口还有手脚等一切感官，它们是我伸向这个世界的触须，我须以它们重新触摸这个世界，找到生命真实的存在。我在努力回放刚才的一幕，但眼前白茫茫一片，跳不出任何东西。看来我先要找到一个回忆的支点，再以此扩展开来，点、线、面，织成一张清晰的网，还原那些我生命存在的真实轨迹。慢慢地，我看到床头那根有些锈迹的支架，上边挂着两瓶药水，通过一根细细的白色导管流进我的体内。我的意识开始苏醒，我准确地知道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正在被抢救，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还有几分，它是一点一滴地溜走还是回来？

看到身旁这根支架，我似乎一下找到回去的路口——我想起来了，到病房之前，我手中有一把铁钳，是一把很坚实的大头钳，我爬在高高的竹梯上。我是有线工程施工员，我每天都在攀爬，一步一个阶梯地攀爬，爬向生活高处。脚底颤抖的竹梯系着我的幸福指数，指向我的明天，我的幸福就像攀升的风筝，回报与风险成正比，一切无可回避。对，当时正准备再越上一级梯子，为了够着那捆电视信号线，它扎在离高压线至多五尺的电线杆上。正在铺设排洪管，马路被开膛破肚。老板的挖掘机高高举起，露出白森森的钢牙。然而，它被一根电视信号线拦住去路。为不妨碍施工，需要把信号缆线放下来再架高。当时我能看清二楼顶上正晒着萝卜干，在底下扶梯的师傅还叫了我一声，说不行就下来，让他来。好像我回他说：“不就差一步吗！”心想，爬上去，咔嚓一声剪断那捆信号线的扎线，让那捆信号线落下来就完事了，还费劲换人干啥。我感到梯子有些颤，双脚离开大地后让我感到生命变轻了，越往上越轻，轻得像一个落水的人，怕被淹没，我紧紧地抓住梯子。梯子是我的依靠，它是我此时的生命方舟。好像我又登上一级竹梯，左手紧紧抓住梯子，右手高高举起大头钳，差十厘米就够着那捆扎线了，之后，信号突然中断，脑海一片空白。

我在努力搜索那段空白，从高高的竹梯到医院这白色病房，生命应该还有一小段距离，它刻录在哪里呢？我不能让生命出现空缺。意识一苏醒，疼痛随之而来，它正一点一滴地从某个神经元传遍全身，来证明那些受伤的细胞所遭受的全部折磨。我屈腿，用左脚掐右脚——疼！再用右脚掐左脚——疼！我开始两只手互掐——还是疼！手和脚是神经的起端和末端，我用疼痛检查自己的受伤程度，末端会疼就不会瘫痪。我开始庆幸，此时的疼痛是生命最坚实的感觉。这无边无涯的疼痛，证明每根神经都还在工作，神经网络没受到致命破坏，它就是我感知这世界的全部触须。

我想坐起来，却浑身一点也使不上劲。以前我可以做上百个仰卧起坐，这时竟无力从床上坐起来。我借助手的力量，坚持要坐起来，我想知道自己还能否坐起来，这时身边的几个人同时上前阻止，我才明白他们刚才一直就在床边守护。他们是大夫、我的领导，还有闻讯赶来的两位亲戚。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生命垂危时，只要这三方在场就可以宣告一个结论，包括生命的去留。

果真，大夫宣布了——只是摔坏了骨头，腰椎压缩性骨折，生命无大碍，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卧床静养。临出病房时，大夫还嘀咕了一句：“那么高掉下来，没死，真是万幸！”

在场所有人的忐忑之心都有了著落，接下来只要我乖乖躺到出院那一天就可以了。性命无碍，伤痛却无人可以分摊，大家都放心地离去，只留下一个同事照料我。傍晚妻子赶来时，同事也自然交岗了。

二

为避免更多人担惊受怕，我和妻子不愿声张我受伤的消息，包括对乡下的母亲。这一跤摔得真不是时候，距孩子周岁生日仅一星期。我们不想把孩子生日搬到医院来过，妻子陷入两难的境地，最后求助于一个朋友，请他来帮忙照料几天。

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朋友也正在医院抢救。朋友因三只田鸭和邻居起了纠纷，不甘心三只田鸭平白无故成了邻居家的，为保卫财产，朋友挺身而出。邻居抡起斧头和他理论。朋友赤手空拳，抵挡不住斧头的威力，后脑、脑门、后颈窝都留下深深的斧痕。我赶到医院时，朋友正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他软软地躺在推床上，输液杆上挂着一大一小两瓶药液，头顶还多了一根黄色小软管，软管的一端插在他颅内，另一端连着一个软袋子。大夫可能怕软管脱落，还特地在他右耳根后侧粘上胶布。主刀大夫说，每处伤口都很悬，再加毫厘，后脑就会裂开，脑门就会塌陷，后颈窝上的主动脉就会被割断，必死无疑。现在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颅内的那根导淤管脱落，大夫交代我们要牢牢看住这根生命的导管。

病床上的朋友已睁开眼睛，意识正在苏醒，药水一点一滴地流进他的体内。从颅内引出的这根导管内充满血迹，那是颅内多余的淤积，它必须通畅，朋友的颅内才不会形成一片汪洋，才不会淹没颅内那片良田——朋友的脑细胞才不会缺氧，他的颅压才不会升高，生命才不会危险。遵照大夫的话，我、朋友的母亲及一位亲戚，还有他单位的两位同事，在病床两旁紧紧盯着他，担心他醒来后不小心弄掉那根导管。

朋友的眼球不停地转动，好像寻找着什么。我们像一群陌生人，最先出现在他眼里。他是一位正在重返人间的人，就像我刚从病床上醒来那样，什么都看不清。世界像一团雾，他需要在这团迷雾中，一点一点地寻找一个安全降落点。我们在朋友迷离的眼睛里一点点清晰起来，成了他在人间的守护神。仅仅几分钟，朋友准确地认出我和身旁的每个人。我们都替他高兴，他的神智安全着陆了，他回来了。仅过一两分钟，朋友的一个动作惊呆所有人，他一咕噜想要坐起来，和我在医院苏醒时一模一样，想努力坐起来。我不明白，这是否是直立行走的动物的本能，还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不管受多重的伤，醒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坐起来，甚至站起来，然后逃离现场。

麻药逐渐失效，沉睡的神经正逐一被唤醒，无边无际的疼痛充斥朋友的每个神经元。他一定感到十分不舒服，他想坐起来，但情况不允许。大夫说他最好是平躺，才能减少颅内振荡，才能及时把渗出的淤积排出来。朋友还不知道自己头上连着一根导淤管，这根导管就埋在他头顶破裂的骨缝里，连接袋子的末端拴在床下。这根导管轻轻一碰就会脱落，他不知道这根导管对他的重要性。朋友的身体已经仰起四十五度，只要再仰起十厘米，达六十度角，那根导管就会被他扯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的位移就像命运的红绿灯，微小的距离都决定着朋友的生命。我及时上前摁住朋友的右肩，想让他平躺下来。朋友是个身强力壮的人，比我们在场的任何一人都强壮得多，我一人竟摁不住他。其实，正因仗着身体强壮，朋友才会徒手找邻居理论。他邻居太清楚与身体强壮的他对抗没有胜算，才会借助一柄斧头与他争论。朋友除了头部几处受伤，其他完好无损，肢体力量依然十分强大。朋友的一位同事及时上前摁住朋友的左肩，朋友上半身躺下去了，两只脚还在使劲，不断地做鲤鱼打挺，想帮助上半身让自己坐起来。朋友的母亲和另一位同事又赶上前来摁住他的两条腿，此时，四个人一边分四个方向摁住朋友的手和脚，一边不断劝慰他，但无论费多大劲都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朋友开始变得蛮不讲理，他的四肢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力道大得惊人，不断地挣扎，嘴里还不停地骂着人。朋友的脖颈上爆出条条青筋，不断地抬起头来，一再较劲要让自己坐起来。面对失去理智的朋友，我们更不敢撒手。我怕朋友挣脱头上的导管，不仅摁住他的肩，还用头抵住他的头，我们俩像两头角力的牛粘在一起。朋友开始用头顶撞我的头，他用尽了蛮力撞我。这样后果会更糟，朋友刚手术的头颅经不起这样的碰撞。我把头抬高至离他只有十厘米的上方，注视着他，他向上抬头，我也抬头，只要他越过一定高度，我就用头把他抵下去，不让他的头做剧烈运動。挣扎无效，朋友不断地朝我们骂脏话，还朝我脸上吐唾沫，朝其他人吐唾沫，想让大家放开他，让自己坐起来，我们陷入一场生死的角力中。此时正值大夏天，在这样一个闷热的病房中，我感觉时间走得特别慢，朋友像一辆失控的卡车加速冲向深渊，我们拼尽全力要把他拽回来。我能感觉到后背的汗泉水般涌出，顺着脊沟一直流向裤管。我们四人和朋友的衣服全都汗透，大家咬牙支撑。值班护士几次闻声而来，她鼓励我们坚持。就在大家快支撑不住时，朋友的那位亲戚叫来值班大夫。大夫给朋友打了一针，几分钟后朋友沉沉睡去。

有了这次经验，我们更加留意朋友的变化，担心朋友醒来还会闹。果然，他只睡了十五分钟，一睁眼又闹着要起来，我们四人一齐扑上去，同时摁住他的手和脚，我们又陷入一场新的角力之中。朋友比上次挣扎得更狠，甚至一会儿哭一会儿叫，整个病房充斥他的哭喊声。我们不为所动，大夫刚交代说，这是颅脑手术后的正常反应，最好是控制住他，少打针。这样又坚持了近一个钟头，我们再次叫大夫给朋友扎了一针，朋友再次沉睡。凌晨三点多了，每个人都觉得浑身酸软，摁左肩的那位朋友手脚不停地哆嗦，说话都有些打战。汗流得连鞋底都湿透了。我的脊背一阵阵发凉，这是体能耗尽的反应。我们无法想象朋友再度醒来的情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忐忑。

又过了一刻钟，朋友再度醒来，我们又一齐扑上去摁住他，生怕有什么闪失。朋友却不再挣扎，一脸疲倦地说：“谢谢你们救了我！”朋友向我们逐一道谢，泪水溢出眼角，流到枕头上。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

朋友接到我的求助，次日赶到医院。朋友早已康复，身体依然强壮，胸肌发达，手臂上的肌肉鼓鼓的。有了去年住院的经历，朋友照顾我格外用心，每次在床上解手，我都要捂鼻掩面，他却不避污秽，站在床边静候，眉都没皱一下。一会儿喂药，一会儿端水，一会儿拿壶，一会儿叫人换药一直忙碌着。

正是大夏天，病房内没空调，闷热难耐。朋友刚吃过午餐，湿透的衬衫贴在后背上。他一手拿扇子给我扇风，一手给我喂饭。平时坐着吃因为重力的作用，我们体验不到一口饭的吞咽过程，躺在病床上，朋友给我喂饭时，我深切体验到吞咽的困难。病痛的身体连吞咽都极为难受，朋友喂我吃饭时，我刚一张口，一大勺饭就送到嘴里，再一张口，又一大勺饭送到嘴里。我原本想告诉他，不用给我扇风，给自己降温就行了。可我一张嘴，又一大勺饭菜送进来。我想张口说慢一点，又一大勺饭塞过来。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少了垂直落差，失去重力的帮助，每一口饭都前进得很缓慢，从嘴到胃这条食物通道上，朋友喂我的每一口饭都在排队，我知道每一口饭所到达的准确位置，它们严重堵车，前进缓慢。从口腔一直排到胃囊，每一口饭都像排列整齐的士兵，每隔一小段都站着一个，十分整齐。这一顿午餐吃完，我整个人都虚脱了。朋友帮我换了睡衣后，又在一旁打起了扇子，我在朋友的送来的小风中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声巨大的哀号惊醒：“你疯了？孩子才走到半路，你就不能再挺一会儿……”

哀号声离我很近，感觉是从门外走廊传来的。一会儿朋友推门进来，说，对门病房刚才送来一位伤者，大夫为他做了十几分钟的心肺复苏，还是没抢救过来，他老婆一下像疯了一样，扑上去揪住丈夫的胸口又拍又打。对面病房的哀号还没停歇，朋友又出去了。过了十分钟，朋友又回来了，带回那个不幸消息发生的全过程。那个死者是个外墙装修工，负责贴外墙砖，他从三楼一直贴到二楼，只差二楼最底下一排的最后几片砖没贴完，也就巴掌宽的地方，贴完就能下来。正贴时，他忽然倒栽下来，头正好扎在一块石头棱角上。朋友说，地面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石头，好像这块带棱角的石头专等他来似的。

生活中总有迈不过去的坎，总有一些潜伏的陷阱在等着你。死神是永远的邻居，但你不知道死神住在哪里，多探出半步都可能迎来死亡。朋友的话让我想到那把梯子，那是一把崭新的竹梯，事后有人告诉我，当天上午，一个体重超一百八十斤的电力工人还用过它，他起码比我重上五十斤。他平安地下来，我爬上去，梯子却断成三截。朋友分析说，梯子可能原本就有裂痕，电工使用它时，裂痕朝外，人爬上去，梯子朝里弯曲，裂痕就被别住了。而轮到我使用梯子时，裂痕朝里，朝着电线杆方向，我爬上去时，裂痕被进一步拉伸、放大，最终梯子断裂。若真这样，对我和电力工人而言，安全和危险各占一半，电力工人侥幸地选择了安全的一半，而我不幸地选择了危险的一半。从我把梯子靠在电线杆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危险的存在。那捆信号线比梯子还高，注定我会爬到梯子的尽头，也注定我会摔下来。那最后十厘米，是我无法逾越的鸿沟，从一开始，我就搭乘了一艘有漏洞的方舟。

四

朋友来时我已度过危险的七十二小时观察期，只要不动几乎感觉不到疼痛。我不忍心让朋友留在满是药味的病房里过夜，夜里九点，我便催他离去。头天，朋友为我点了盘蚊香，还在床头为我备了一杯水，在床下放好夜壶，夜里我睡得特别沉，连梦都没有。到了第二夜，可能是我体力恢复不少，朋友离去后，我不觉得困，难以入睡，孤独像无数食心虫从四周爬过来，狭小的空间一下变得空旷起来。

几只蚊子从耳边嗡嗡而过，它们是夜的主人。这些医院里的蚊子，长期和人类打交道，也学会了狡诈——先在你眼前盘旋，嗡嗡地试探着，它要探明目标，只有目标睡着了它才会下手。并不像那些没经验的山间花蚊子，一声不响，发现目标扑上就咬，霸道得无所顾忌。而且不带麻醉剂直接下口，不仅疼，还出奇地痒，十有八九都会被拍成一摊血。我还没睡着，岂能任蚊子宰割！在早有防备的情况下，见它们飞来，冷不丁地朝它们甩出一个又一个巴掌，却总是拍疼自己，没拍到一只蚊子。它们比我更警惕。它们可以停在你任何一处暴露的皮肤上，先观察十几分钟不下口，等你一巴掌挥过来，它们早已逃之夭夭了。它们并没飞远，空中盘绕一圈又飞回来了，在你耳边嗡嗡地叫着，一刻都不消停，让人无比闹心。朋友离开前点燃了一盘青蛙蚊香，烟雾盘绕在病房里，却不见有半点效果，我和蚊子展开了拉锯战。

为何蚊香不起作用？我感到奇怪。貌似强大的人类，一旦躺下来，其实也只是生物链上的一环。我艰难地转过头来，才发现病房的门没完全关上。只有关上门，蚊香才能发挥应有的效力。门没关严，蚊香让蚊子变得更加疯狂，它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六七只蚊子同时围攻我。我躺在三张病床正中的那张床上，距房门足有两米远。这咫尺的距离却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多么希望有个人来帮帮我。县医院的新病房大楼还在建设中，这即将淘汰的老病房没有呼叫系统，我叫不来值班的医护人员。要是能有一个人从病房前走过就好了。我朝门口张望，苦苦地等待，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能听见脚步声，我定会叫住他，只要他顺手帮我把门带上，就能让我安生地度过这个漫长的夜晚。子夜的病房沉寂在梦乡里，我能听清隔壁房间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偶尔还有几声沉闷的咳嗽和几声低沉的呻吟，剩下的就是耳边蚊子的嗡嗡声。

我想大声呼喊，转念就放弃了。忙碌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此时肯定在小憩，或许还有一两个挣扎在生命边沿的病人，正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入睡，他们一定能听见我的呼喊，但有几个能动弹得了的？真正能动弹的是守在他们身旁的亲人，而他们早已精疲力竭地趴在床沿边睡着了。健康的人早已入睡，难以入睡的正是像我这样挣扎的病人。

我不能坐以待毙，一伸手竟碰到床头那杆点滴支架。我有点欣喜，艰难地把它拔下来。这一米多长的铁架子有点沉，我举不起来。我只能握住架子末端，另一端放在地板上，推动它朝房门前进。支架加上我的手臂，就是我此时能伸到最远的距离。令我沮丧的是，我使不上力，房门我推多少就前进多少。令我沮丧的是，最后竟还差一个巴掌的距离才能把房门关严。这最后一巴掌宽度，像是提前被精确计算过一样，成为我无法抵达的彼岸。冥冥中，我似乎又在重新演绎那最后十厘米如鸿沟般难以企及的距离。但是，我觉得病房里的十厘米可选择放弃，而竹梯那最后十厘米则像是未知的劫數，在劫难逃。

五

从竹梯上摔下让我患了恐高症，让我不敢站在高处眺望。刚下床时，只要朝窗外望去，就感觉整幢大楼都在摇晃，脚底也开始发软。我肯定是吓破胆了，我甚至怀疑自己的魂丢了。小时候摔跤，母亲会及时走上前，先把我牵起来，然后，拍几下地面，再拍拍我的胸口，拉拉我的耳朵，这样反复几次，一边拍一边说：“哦，不怕不怕，没惊没吓，吾儿回家。”这之后过一会儿就忘记了疼，也忘记了害怕。长大后，常一人走夜路，会想起以前大人的叮咛，若是被什么吓着了，不要怕，走上前去，看仔细了再走开，以后就不会怕，不然你的魂就丢了。当初从梯子摔下来，人失去了知觉，直接被人抬到医院来，没人为我拍胸口、拉耳朵，我也没能走过去看仔细我的魂魄是否还丢在那地方，我要把它找回来，这样以后才不会害怕。

四十天出院后，在亲友的搀扶下，我回到了事故现场。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差点让我送命的地方，在这里我要唤回自己的魂魄，做一个有魂有胆的人，从此不再害怕。生活无可退缩，只能前进，我必须站起来，重新攀爬到生活的高处，延续我的明天。我远远望着那个交叉路口，望见那根立在马路旁的电线杆，止不住脚底冒汗。电线杆上那捆信号线早已不见，马路十分冷清，只有一只大黄狗横在电线杆下睡觉。在这尘土飞扬的乡间马路上，四十天前，我的生命差点在这里画上休止符，我的魂魄就在那电线杆上与我分离。但我知道，我的魂魄一定还在这一带漂泊，它在这里迷路了，找不到它的主人，我必须把它找到并带回来，让它回到主人的身上。

那把八米多长的竹梯还在，却断成三截，被人搁置在墙角。梯子两个断裂处在竹节，断面齐整。竹节是竹子最坚硬地方，但最坚硬的地方往往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它在一瞬间断裂，让人没有任何防备。我发现其中一截断于这把梯子的中间位置，当时它离地面有三米多，另一处当时可能就在我的脚下，断开的部分不到两米长。原来，生活的脚下处处都有险情，只是无法提前知晓。我走上前去，蹲下来，轻轻抚摸这两处断裂面，就像抚摸自己的伤口，一种痛隐隐传来。

我努力回忆当时那一幕，最后迈上那一级梯子，感觉踩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阳光稍有点刺眼，像刚穿出云层一般，我看见云端上有无数的祥光环绕，祥光之上还有无数的星星在招手。就差十厘米了，而我的生活、我的目标就在那十厘米外的高处。只要把十厘米外的扎线剪断，把那捆电视信号线迁走，我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老板的工程就能得以展开，我就能顺利地讨得生活的一杯羹。我每天都憧憬着高处的生活，无数次的攀爬才能兑现生活的承诺。脚下那排墙砖，头上那十厘米外的扎线，就像长在柔枝上的梨，成了最后的引诱，把我引向致命的高处。那最后的十厘米竟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只死神之手就等在那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继续朝它奔去。结果，好像自己还没来得及向那星光招手，就感觉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给拽了一把，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到地面上。那只手很有力，连梯子都被它拽成三截。它把我拽到地面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急匆匆地继续拽着我往前跑。它一心想带我去一个未知的远方，但它显然没准备好，慌不择路，又没同伴接应，前方还有无数的荆棘挡住去路，把我浑身上下都扎出血滴，似乎每个毛孔都有一根针往里扎，这种针扎的感觉让我一步也不愿前行。我开始挣脱那只有力的大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像个被陌生人拐卖的婴儿一样，正朝一个未知的方向越行越远。我开始哭泣，在生死攸关时一步步往回走，朝着大地上我的家走去。睁开眼时，我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是我同死神的一次生死搏斗。

我紧抱着电线杆久久不愿放手，在这一脚踩空的地方，我看清了众多底层人民的命运，总是挣扎在离凶险只有十厘米的苦难线上。那最后的十厘米，还有那最后的一排外墙砖，如一道道暗礁遍布在生活的各个角落，谁都可能不幸触礁。人生有太多的十厘米，我是不幸中的幸运者。生活充满变数，每天都是一次探险。生活的前方，永远有一个十厘米之外的东西存在，甚至是致命的存在。然而，生活无可退缩，我无可回避，还得昂首走过去，一步一个阶梯地向上攀爬，像一棵坚韧的藤，向高处分得一杯生活的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