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劲松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文专科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在云南昆明联合举行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6000余名大中学生参加。国民党当局派大批军警包围会场，并以步枪、机枪和小钢炮进行武力威胁、恫吓。26日，昆明市3万余学生举行联合大罢课，以示抗议。

12月1日上午11点，国民党当局派出军官总队队员和武装特务，向各校师生冲击。一天内，暴徒先后杀害手无寸铁、要求和平民主的师生4人，重伤6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惨案。这次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迅速演变成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史称一二·一运动。

遇难4人中，学生潘琰、教师于再都是共产党员。但由于各种原因，直到牺牲40年后，他们的党员身份才得以恢复确认。值得一提的是，于再也是重庆高校走出的英烈之一，他短暂而闪光的一生中，有多年的重庆工作和学习经历。

以血肉之躯践行入党誓言

于再原名于镇华，又名于培卿，浙江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人，1921年出生于商人家庭。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于再不甘心受日寇奴役，和同学毅然离开杭州，前往重庆。因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他先去旅行社当练习生，后在轮船公司做售票员。他办事沉着果断，热爱学习，向往革命，一有空暇即阅读进步书刊。

1938年2月，于再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6月，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到国民革命军55师325团2营工作，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武汉失守后，他随部队最后一批撤离前线。到达四川省奉节县（今属重庆）后，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救护伤兵、抢救难童、宣传抗日等活动。同年12月，于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他离开部队，到万县纯阳观小学当教员，并任该校中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组织业余读书会，动员师生投入抗日救亡事业。

1940年夏，于再调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临时交通员。10月，他调到北碚的三才生煤矿作会计，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三才生煤矿和天府煤矿工人开展了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徐冰领导下，组织一批报童，迅速分头销售和散发印有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日报》，并设法弄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封，将报纸寄给国民党高级将领。

9月，为避免暴露真实身份，经组织安排，于再考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育专修科学习。在校期间，他和学院里的地下党员周文耕、周永林一道，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并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保持联系。1943年7月，于再毕业后，由党组织安排，进入国民政府国库署工作。但他一心想上前线抗日，1944年冬天，他参加了青年远征军驻印运输队，转战缅甸、印度。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于再随远征军回到昆明。最初，于再没有工作，生活捉襟见肘，甚至靠卖衣物来维持生计，后经人介绍到南菁中学任教。其间，他积极投入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同年12月1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殴打联大学生。于再和南菁中学的进步师生一起，迅速赶去现场阻止暴行。见一暴徒正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线，准备向校内掷去，于再奋不顾身扑上前去，抱住暴徒。他为联大师生避免了一场灾难，自己却被炸成重伤，抢救无效，当晚牺牲。他以血肉之躯实践了“活着干革命，死为党献身”的入党誓言。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重庆、成都、上海等许多城市举行集会，抗议反动当局暴行。在上海，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七位名人组成主祭团，举行于再追悼大会，全市70余所学校及各界团体单位共2万余人参加。

于再牺牲的消息传回母校，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全体师生在礼堂隆重召开追悼大会。“罪恶滔天，特务凶残何时了；良心扫地，和平民主哪天来”的挽联，表达了同学们的悲愤之情。同学们还编辑了悼念专刊，筹集了于再奖学金，深情缅怀他们的杰出校友，表达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忧患之情。

家信中感知成长蜕变

由于地下党的工作性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广大师生及社会公众都不知道于再是共产党员。那么，于再家人在上海的小范圍家祭，怎么会扩大成一场万人纪念运动呢？

上海市档案局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于2013年10期发表了由于再的妹妹于庾梅口述、于再的外侄顾宝羽整理的文章《反内战烈士于再的生前身后》，揭开了“于再为什么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家人的纪念怎么演变成全城公祭”“他的党籍是怎样被最终确认的”等谜团。

于庾梅在文中说，于家家境殷实，在杭州城里开了几家颇有规模的百货商店。抗战的烽烟尚未弥漫到杭州时，正在之江大学附中就读的于再毅然卖掉了自己的一辆英国产兰令自行车，以筹作路费。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重庆时，身上的盘缠早已花光。转眼间，17岁的于再从一个大少爷变身苦役工。因为高中是住读，于再没和家里打招呼就走了。家人万分焦急下，到处打听才得知他是和同学江腾一起失踪的，但也没法联系，只能在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仍未得到一丝消息。

等生活和经济稍微稳定，于再才给妹妹写信说明离家原因。于庾梅珍藏着几封哥哥的来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非常挂念家人，非常的想。然而，我已经进入社会，深入和明白了社会的恶劣和残酷，我知道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我们是不会有彻底的欢乐。现在的社会，只会让我们的欢乐在一刹间变为凄凉。假使你不信，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高中毕业以后打算如何？大学毕业以后打算如何？留洋回来又打算如何？结婚吗？结婚后干什么？有了子女干什么？好，这一大串的问题，我想你一定会了解到这社会对女子的不幸和摧残。那么假使你不愿马上离开人世的话，那么就应当站起来，站在时代的前列，最前面，将整个社会转到一个快乐自由幸福的方面，那时你也就能得到最幸福的生活。”

后来，于再又在给妹妹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要自私的脱离家庭和你们分别。那时你不是也说我不对吗？说我无情吗？但是只有到了我们理想的社会，进到了那个快乐自由幸福的社会，我一定要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来爱我的家庭，来热爱我的天伦之乐。总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黑暗的，我们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不过我们现在不应消极，也不应悲观，我们应当起来变革。”

从这些信中不难看出，这时的于再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于再在信里谈到自己在重庆时“又去了一个小型学院读了两年书，而且在校期间是出名的演说家”。这个小型学院，即位于北碚歇马乡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于再在这里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演讲时政和革命道理。

于再在家信中，总要问起家里情况，尤其是祖母和父亲的身体情况。当得知妹妹已和上海立信会计学校的学长顾家干结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时，他马上来信表示祝贺：“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尤其我有双胞胎小外甥的消息，更加使我兴奋，我真想早点回来看看家中的一切。你的两位小宝宝现在好吗？希望能寄张照片给我……”

无情未必真豪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于再和很多共产党人一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得不牺牲亲情，抗争到底。于再从出走直到牺牲，一直没回过家。从几封信里，于庾梅感到哥哥真的变了。“这个大少爷真的要脱胎换骨，与过去告别了，他把自己于镇华的名字也改为于再，要彻底与过去再见了。”

地下党领导家祭变公祭

关于于再牺牲后，亲人们悄然举行的家祭如何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公祭，于庾梅在《反内战烈士于再的生前身后》一文中也做了详细叙述。

她说：“当年于再遇难的消息传到上海，主要是靠报纸。报上写的名字各有不同，有的写于再，有的写于冉，也有的写于再昆。因名字时有差别，我总往好的地方想，最好不是自己哥哥。但不久得到了确切通知，我唯一的亲哥哥这么年轻就没有了。”

按照于家以前的习惯，亲人去世后要到寺庙里做佛事。但当时，杭州家里祖母年老，父亲患病，而于庾梅住在上海，所以她一直对老人隐瞒了哥哥的死讯。同时于庾梅既要办丧事，又要带不满一岁的双胞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丈夫的兄弟和好友帮忙下，他们商定祭奠的时间地点，并提前三天在《大公报》上刊登了讣告。

这份讣告迅速引起了很多进步人士的关注，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那几天，于庾梅家门口的马路上都有便衣特务监视，因为家中出了这么个“共匪”。一些胆小怕事的亲戚朋友只得不再往来。

回忆文章中说，原先预定在1946年1月13日下午2点开追悼会，但在当天早上八九点钟，已有万余吊唁群众举着横幅，捧着花圈，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向玉佛寺涌来。寺内挂满挽联，充满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呐喊。正殿祭案前摆放着于再的大幅遗像。遗像上方分别是宋庆龄题写的“为民前驱”横幅和许广平亲笔写的哀悼长诗。两旁的挽联是“踏诸君血迹而进，率民众痛哭而来”。

沈钧儒、张澜、梁漱溟、黄炎培、李公朴等民主人士和柯灵、唐弢等著名作家也都写了挽词、挽联或诗歌。还有很多挽联出自普通群众之手，全都感情真挚，爱憎分明。愤怒的青年学生写的挽联是“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颠覆法西斯巢穴”。追悼会上这些挽词，激起人们声讨的怒涛。

那天，于庾梅穿着白色孝衣立在灵位前，介绍了于再的生平和遇难经过，并说：“这次家兄的惨死我是很痛心的，但我并不悲伤。假如哥哥的牺牲能使内战停止，民主实现，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一家的光荣，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光荣！”

著名记者夏其言在第二天的《时事新报》写下这样的报道：“烈士胞妹于庾梅含泪致词答谢，多人感至泣下。那种悲壮惨痛，而又义愤填膺的场面，自鲁迅先生追悼会以后，是十年来所仅见的。”

当年有两首挽歌非常著名，学生们群情激昂唱着歌参加“祭于”活动。一首《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歌词出自圣约翰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成幼殊之笔，她接受党组织转达任务后，连夜创作完成，并由钱春海谱成歌曲，曲作者署名魏淇。另一首《自由公理在哪里》则是地下党员周志毅写的歌词，东纳（又名任策）完成的谱曲。

两首挽歌在会上齐唱。示威游行开始后，一万余人的队伍沿着江宁路穿行到市中心，走向外滩……因事先未得到追悼会将提早举行的通知，当天下午各公私社团人士又大量涌到。至2点，大殿已经挤满了人，公祭仪式只得再次举行，接着又举行游行，直到下午4点半才结束。

上海声援昆明的学生运动开展后，引起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半个月后，即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致函柳亚子：“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人。”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这次公祭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大批学生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许多学生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员身份得到恢复确认

这次公祭活动因为演变成影响巨大的民主运动，被很多史家看作一二·一运动的延续。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性地称于再和其他几位牺牲的学生为民主人士，认为他们都只是具有进步思想的党外人士，是党组织的团结对象，并没有想到四位烈士中会有共产党员。

20世纪80年代初，为纪念一二·一运动40周年，昆明地方政府在四烈士牺牲的地方——西南联大旧址筹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并征集相关史料。工作人员多次前往上海拜访于庾梅一家。于庾梅向纪念馆捐赠了于再生平遗物和很多珍贵文物，其中就有宋庆龄、许广平、马叙伦等在“玉佛寺祭于”活动中獻的挽联和柳亚子《哀悼于再烈士》的讲稿等20多件文物。

纪念馆方面也采访了几位于再的同学和战友，他们中有人向昆明方面说明，于再生前是中共党员。

于庾梅在文章中说，最先向纪念馆提供于再是中共党员线索的是时任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永林。当年和于再一起从之江大学附中奔赴重庆的江腾还专程去云南师范大学与校方恳谈，请求落实烈士党籍问题。共产党员蔡去非还提供了详细的书面材料，证明了于再参加革命和入党的经过。这样一来，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中是否有党员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云南省委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随即开展深入调查。

其实，于再和潘琰早在1939年前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牺牲前这段时间，由于四处奔波，分散隐蔽，加之当时政治形势险恶，许多共产党员因工作需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工作时，一般不转党组织关系，所以，两人在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员身份都未得到恢复确认。

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回复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文件中指出：“于再同志……1944年冬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1945年回到昆明任中学教师，当时党的关系没有转到昆明。1945年12月1日壮烈牺牲。这期间虽无党组织关系，但烈士在一二·一运动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行为，已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此，于再同志的党籍应予承认。”

牺牲40年后，党籍得到恢复确认，不但告慰了烈士英灵，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二·一民主运动中发挥的模范作用。

梳理、挖掘于再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是一次认识革命先烈的精神之旅。虽然他只在与西南大学渊源颇深的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读了两年多的专修科，但其英名永载西南大学史册。于再烈士牺牲时不到25岁，但他火一样的青春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光，值得今天的青年学生凝望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