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明

“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是宋朝廉臣包拯留给后世的名言。自古以来，有贤德智慧的帝王将相和基层官吏都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道理，因而非常注重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之初，就提出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革命纪律。抗战时期，在创建和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根据地党、政、军始终将反贪斗争和廉政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书写了建设廉洁政府和军队的光辉篇章。

反对贪吏行径赢得群众拥护

国民党领导下的各级政权，贪污腐败横行，老百姓深恶痛绝。在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初，八路军工作团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反贪斗争，将贪污腐败的国民党官员赶下台，选举支持八路军抗日的人员任职，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7年11月初，受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派遣，十几名连排干部组成八路军涉县工作团先遣队，来到涉县县城，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等抗日主张，募集粮款，动员青年参军。1938年2月，因日军进犯，工作团先后转移到石门、偏城、刘家庄等村开展工作。初来乍到的工作团并没有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一些工作因而无法展开。

国民党政府主政的县域推行“保甲制”，即十家为一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一联保主任；再往上就是区长、县长。刘家庄和贾家庄相邻，同属一保，保长是贾家庄人。让两个村很多群众不满的是，保长贪污钱款。

工作团仔细商议和研究后，决定开展反贪污斗争，让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是真心为群众办事。工作团派出秘书李俊，帮助群众查账。在查出保长贪污款项的事实后，工作团又带领群众和保长说理，让他退赃。保长不服，跑到临时驻扎在西辽城的国民党县政府告状。此时，涉县农会的人出面说：“保长确实有贪污，是工作团帮助我们查实了账的。”县政府无法偏袒，只好命令保长：“照八路军工作团的指示办。”保长无可奈何，只得退赃。

这场反贪污斗争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工作团趁热打铁，组织群众召开大会，民主选举了一位支持八路军抗日，并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担任新保长。

斗争在刘家庄一带“一炮打响”，附近东辽城、西辽城、石门、新桥、索堡等村的群众纷纷找到工作团，请求八路军帮助他们反贪污、查账目，工作团有求必应。

为帮助贫苦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减轻赋税负担，工作团还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借粮、反摊派斗争，支持群众与官僚、地主抗争。八路军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威望，迅速打开了抗日工作局面。

建立反贪制度严厉惩治腐败

在建政施政中，根据地始终将健全反贪制度贯穿到财政管理和各项经济活动当中。

1941年9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正式成立，明确提出了“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的施政纲领。1942年2月，边区政府迁往涉县弹音村，并颁布《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处罚条例非常严厉，其中规定凡有以下行为、贪污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1.没收克扣公款、公粮、公产者；2.购置军用品、卫生器材及一切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卖公粮、公物、公产以自肥者；4.凭藉势力勒索、强占、敲诈财物者；5.以公用舟车马匹等运输力装运违禁物品或漏税物品者；6.受贿、卖放、徇私、包庇者。并规定：“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贪污情事，依法惩处时其直接上级须受连带处分。”

根据地内少数无视法纪、贪污舞弊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案发后，通常被边区依法公开惩办。

1939年，日军一架飞机迫降在晋县境内。县长利用职务便利，贪污了日军飞行员的财物。很快，事情传到冀南行政公署。之后，经审问和调查无误，该县长被依法处理。

1940年初，129师敌工部两名工作人员到辽县几个村子征收公粮，有一个地主用金钱贿赂他们，企图少交公粮。两人受贿后，很快被查出。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认为：“两个年轻人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八路军的声誉，只有严肃处理，才能挽回影响，教育干部、战士。”经研究，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将两人正法。

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处总务科一名管理员贪污机关粮票，私贪所得按钞票金额折算，超过了500元。案发后，涉县司法机关依法对这名管理员进行审讯，判处其死刑。随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核准，这名贪污犯被押回边区政府驻地弹音村，公开执行枪决。

1943年9月，冀氏县杜村一名村长和两名公粮保管员合谋盗卖公粮6860余斤，三人被司法机关处以死刑。

边区政府通过公开惩办贪污犯，有力打击了各类贪腐行为，震慑了革命队伍中潜存的少数贪腐人员，树立了“坚持廉政，依法反贪”的施政形象。

奖励检举行为开展反贪运动

为发动干部群众积极监督和举报贪腐行为，边区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检举奖励制度，并开展反贪污运动。

1942年4月2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超额完成财政任务的奖励办法》，规定了检举揭发埋伏贪污粮款公物的奖励标准：“凡因个人（不论群众或公杂人员）报告而查出之埋伏或贪污资财，得按时价折合（贪污以追还者计）提给报告人如下奖金：1.埋伏貪污资财在五十元以下者奖百分之五；2.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奖百分之十；3.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者奖百分之十五；4.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者奖百分之二十；5.五千元以上者奖以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规定：“民众每人每次不得超过五百元，公杂人员每次不得超过三百元。各级主管部门人员及财政部门人员检发埋伏贪污资财者，依照上列标准给予半数奖金。”

这类奖励办法，贵不在“奖”，而在于完善反贪机制，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参与反贪运动的积极性。

山西沁源县柏木村是个仅有200余户村民的小村庄。1942年6月13日，村里150余户村民联合具名，向县政府控告村长李万和贪污公款公粮，并吞没村民个人粮款。县政府当即撤了李万和村长之职，并组织该村成立“清账委员会”，进行追查。而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前任村公所书记刘仁德的贪污行为也被查了出来。为加强反贪教育，1942年7月16日，沁源县政府召开“反贪污斗争大会”，组织柏木等43个自然村数百名群众公开斗争李万和与刘仁德。这场大会最终通过了群众们的要求：让李刘二人退还贪污的公款公粮，返还村民个人款物，并将他们送县政府法办。

为杜绝各类贪污浪费行为，边区政府时常开展检查。1943年3月16日，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作《本年度财政方针与经济建设的报告》，提出1943年度财政工作中一项重要方针：“减轻人民负担，厉行节约，肃清贪污浪费，避免可能避免的损失，彻底整理村财政、村公产。”并指出：“贪污的现象，在抗日民主政权中，虽然是个别的特殊的现象，但既属贪污，就是臭的、脏的、违法的，总是我们的一个污点，必须肃清。”

1943年7月24日，边区政府发出《号召克服连续灾荒》，要求：“严格公粮的收支，限制地方粮的征派，组织有力的粮食检查团，深入检查粮食状况，发觉检举各类浪费贪污和埋伏行为，并有权就地依法处置。”

边区政府还时常将反贪污斗争与反恶霸、减租减息等工作相结合。1945年春，河南濮阳县仅在一个月内就组织群众开展反恶霸、反贪污斗争300余次，清查出粮食 288.3万余斤，钱款257.3万元。

作好廉洁表率弘扬清风正气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抗战时期，八路军首长和边区政府领导始终以身作则、廉洁从政，为干部群众树起了一面“镜子”，有效推进了节约和廉洁制度的施行。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生活俭朴，不讲特殊，总是和战士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八路军前方总部四科主要负责总部首长的生活起居、核心机关警戒等，科长叫林海云。一次，林海云看到彭德怀日夜操劳，就让炊事班多做了点肉菜，给他送去。彭德怀知道是林海云的主意后，将他叫去批评了一顿。

彭德怀忙起来，有边看地图边吃饭的习惯。林海云让炊事员将肉菜放到饭底下，以为这样彭德怀就发现不了。起初，彭德怀确实没注意，但后来还是发现了林海云的“小花招”，又将他叫去批评了一顿。之后，林海云再也不敢在彭德怀的饭菜上搞“小动作”了。

刘伯承在个人生活上从不愿麻烦别人，也不愿给组织增添负担。1942年冬，刘伯承因感冒卧床休息。恰好此时，组织上决定给他过五十大寿，师司令部的人便动用情报站，从日占区买回二斤白糖作为生日贺礼，送到他床头。刘伯承批评说：“前方战士没有饭吃，冬天没有棉衣，打仗没有子弹，你说这白糖我能吃下吗？”此人见说服不了刘伯承，便去请住在隔壁的邓小平。邓小平过来后，以党委的名义，让刘伯承收下。可是刘伯承在收下的第二天，便让警卫员将白糖送到了医院。

邓小平也非常讲原则。一天，司务长给帮八路军带孩子的奶娘们发米，轮到邓小平孩子奶娘的时候，秤砣便高了一点。没想到这一小动作恰好被邓小平看到。邓小平走过去，仔细看了一下秤，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公家的小米，不要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奶妈，就可以多一点，八路军要求官兵一致，谁也不能搞特殊化哟！”随后，邓小平亲自把多发的半斤米用手捧回去。

作为根据地的“当家人”，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总是公私分明，从不占公家便宜，也不让家人搞特殊。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接见一些来宾友人，以及国内国际的记者。一些来访的客人有抽烟的习惯，而杨秀峰也喜欢抽烟，于是他时常准备两种烟。一种是边区政府机关供应的香烟，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专门拿来敬给客人。另一种是烟斗烟，他随身带着一个烟斗和一包烟叶，想抽烟了，就掏出烟叶，塞到烟斗里抽。

杨秀峰的儿子杨为民，曾被寄养在敌占区一个亲戚家里。1942年，杨秀峰派人将他接回身边。杨为民七岁生日这天，杨秀峰身边的工作人员自作主张，找来二斤白面，为杨为民包了一些素馅饺子。恰好杨秀峰从外面检查回来，看到工作人员端来饺子，便问：“今天食堂吃的是饺子么？”工作人员老老实实回答：“不是。”杨秀峰说：“把饺子端走吧，我们今天不吃。”杨秀峰的妻子孙文淑心疼孩子，说：“今天是孩子的生日，你就让他吃了吧。”杨秀峰却解释道：“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做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我怎么還能说服群众？”最后，工作人员只得将饺子端走，转送给根据地的伤员。

在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领导的带动下，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始终保持廉洁从政、爱护群众的良好作风，受到群众的广泛拥戴和推崇，也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