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潇

摘 要：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为了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和民主，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特别是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段，以思想解放为目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各种思潮逐步被引入，使这场政治革命的思想先导运动内部出现了分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文化在这一场思想运动中与各种思潮在争论中不断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内化、群众化和大众化，也使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先进性和实践性得以表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实践性;大众化;内化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4-022-04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形成中国特色并契合中国发展的实证研究中，许多专家学者总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之处。朱义禄等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因其更加符合中国思想传统和现实的政治需要。”[1]264此外，李振印在其文章《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2008）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主题。苏维埃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封建残余，以及各种思想潮流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2]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国外的研究与国内的研究就有所不同，国外更侧重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丸山松幸等为例，研究日本留学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李大钊的思想的影响和对于其后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何关联。目前学术界对五四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虽有丰富的成果，但少有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立足已有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思想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形势与状况不仅是中国这一时代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反映，而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又影响国内的经济政治。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寻求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良方。

辛亥革命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打破，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实际思想文化状况。由此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更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兴起。

新文化运动后，国内的知识分子开始广泛介绍西方的新思想，传播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激烈的斗争，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越来越不满，不断寻求真理，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正如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賽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319因此，新文化运动以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来反对中国的传统封建伦理。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后，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两百多种”[4]16。此外，研究西方新思想、新理论的民间组织也在各地大量兴起，除了宣传社会主义，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进行广泛传播。

近代中国在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过程中，进化、革命、阶级等观念也逐渐为中国的思想界、政治界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土壤;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必然与这些观念进行交锋争鸣，在不断地交锋过程中，融合中国的传统理论道德、思想观念、基本国情，才能真正地在中国生根发芽。

二、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传播

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与其他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理论层面的传播，还是实践层面的传播，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通过多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为更多的人所知，更利于其大众化的传播，并在此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传播途径，不断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在实践中，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大主要途径：一是高校师生在知识分子中传播，二是共产党人领导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功不可没。特别是高校老师作为中国知识精英分子，他们是最早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深深影响了知识精英分子，他们开始在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创办学校讲坛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在高校进行了大众化的传播，其中北方以北京大学为代表，在北京大学“包容并蓄”的学术氛围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人物和团体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的讲坛上、出版物中、社团活动中， 处处都能闻到它的气息，感到它的存在”[5]72。南方则以上海大学为代表，在上海大学，瞿秋白、蔡和森等“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和在学校发表讲演，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传播”[6]。马克思主义在高校进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传播极其重要的手段，高校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最初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个别地、零散地到工人中进行活动，而“六三”大罢工以后，中国工人运动还在不断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7]16基于此，为了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给工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造了一些易于理解的早期工人出版物，比如说《劳动界》《劳动者》等。这些出版物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深入陈述和列举生动的例子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引导广大工人阶级从旧思想和旧道德中解放出来，树立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識。此外，在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设立了各种共产主义团体。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并建立了劳教所，以招募年轻工人学习和建立一个早期的行会组织。此外，在长沙，毛泽东等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为工人创办夜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这样长沙的工人群众也逐渐被组织起来。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积极活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迅速而深刻地提升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国人民群众的意识。

马克思主义在工作中传播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进步——逐步结合中国工人运动，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精神思想。1921年7月，在上海爆发了第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共产党派李启汉组织领导了这次罢工，这场罢工坚持了21天，并在8月取得了完全胜利，9月和12月在武汉部分组织了粤汉铁路武昌段工人罢工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此外，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以香港海员的工作为出发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年多的工人运动。持续了五十余天的海员罢工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的胜利，推動了全国罢工高潮的到来。1922年8月至12月，沿京汉铁路，铁路工人组建了一个工人俱乐部，组织铁路工人进行罢工。此外，在湖南、湖北、上海等地也爆发了工人大罢工。7月，在汉阳钢铁厂爆发工人罢工。8月发生海员工人罢工。10月，在长沙爆发沙泥木工人罢工。11月，在上海发起了英美烟厂工人罢工。

持续了一年多的工人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虽然在一年多的工人运动后，特别是在“二七惨案”以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8]46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断影响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也逐渐走向与中国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条件和准备。”[9]13这也将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并取得最终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

两种不同的传播途径向不同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和内化。他们利用学校演讲，开设课程，创办公开期刊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此外，传播其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创办各种组织，并不断地深入到无产阶级之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给无产阶级，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理论，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革命斗争。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理论，而且在革命斗争中又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回顾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由零散传播转为广泛传播，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时，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0]当然这得益于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中国化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了将外来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思想基础。特别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都表现出来“中国化”的思想，各阶级思想代表人物都在思考如何运用外来思想文化拯救中国。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断在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有效地指导中国开展革命实践运动。此外，这种新的文化中蕴含的强大内生动力为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的文化和实际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提供了不竭动力，并顺利发展。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 [11]103还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化的崛起，并不断成为广大无产阶级的共识。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为广泛深入，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表现其科学性，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中展现出来的独特优势。首先，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沉下身子，走进人民之间，走进工厂，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和实践;其次，将马克思主义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指导工人运动。总之，五四运动以后，为拯救中国人民面临的民族危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相结合，更为系统完整地进行广泛传播，并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五四运动后，虽然只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但对未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正是由于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以及工人运动中展现出来的独特优势，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和实践理论基础。简言之，“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2]13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13]1515。

参考文献：

[1]  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  李振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04）.

[3]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

[4]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5]  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6]  李向勇.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高校党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02）.

[7]  陈旭麓主编.五四后三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9]  张连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推进[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10]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03）.

[11]  殷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M].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16.

[12]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