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若松 张伟 姜培军 崔秀娜

1978年1月16日，時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到东明县小井乡小井村调研，发现农民生产、生活非常困难。他当天晚上就召集东明县委班子开会，最后下定决心“分地”。1978年2月，周振兴主持召开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形成了厚厚一本、长达20页的《纪要》，共有八条，主要有：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 允许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等。

新政策实施后，农民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周振兴曾回忆道：“那一年过年，我在村里调研，老百姓贴春联、放鞭炮，欢天喜地。”

1981年，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了净调出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占山东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菏泽，提供了全省六分之一的商品粮，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腊月初八，地委书记来到村民家

1977年秋天，刚刚主持菏泽地委工作的周振兴，抛开杂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1978年1月16日，那天正好是腊八节，周振兴与时任东明县委书记司黎明来到东明县地处三个公社交界处的小井村。

“他来时，也没打招呼，进村以后就到了村口的张殿兴家。”今年73岁的小井村原党支部副书记李鹏举对那天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菏泽地委书记。”

张殿兴家3间土坯屋已扒了两间，剩下的一间破烂不堪，打着地铺。屋内东北角有个破缸，里面有点儿地瓜干。厨房里挂着一个篮子，篮子里面有几个用地瓜面掺和地瓜叶做的窝头，看来是给孩子吃的。另外有些菜团子，是高粱壳、地瓜叶、地瓜面粘在一起的。

周振兴拿起一个菜团子，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另一半递给司黎明。在“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一样挨过饿、得过水肿病的周振兴，肠胃足够坚强，仍难以下咽。

“当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就是那样的，不仅张殿兴一家。”李鹏举回忆道。东明县临近河南兰考县，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土地盐碱化，村里老百姓生活水平很低。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现象很普遍。所以，东明县当时出去要饭的情况很多。

周振兴当时是含着眼泪离开小井村的。离开时，他给小井村党支部留下三道“思考题”：马上要过年了，能不能让社员吃上一顿饺子？别管想什么办法，能不能让社员吃上饭、填饱肚子？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来，看看群众生活有什么改善？

这三道“思考题”让当时小井村的支部书记刘喜堂寝食难安。别说吃顿饺子了，就算是吃顿饱饭都不一定能实现。怎么办呢？

“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吃饱了饭才行”

令小井村村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为这三道“思考题”而寻找答案时，周振兴夜不能寐，决定“撕开”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口子”。离开小井村回到东明县城的当晚，周振兴立即召集县委常委会，一直研究到凌晨2点。会议决定把全县盐碱地尽快分下去，让群众自种自吃。

1978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三），周振兴主持召开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内容形成了厚厚一本、长达20页的《纪要》，共有八条，主要有：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建立作业组专业队;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允许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

“菏泽八条”规定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它犹如一声春雷。

为了把“菏泽八条”认认真真地贯彻下去，菏泽地委在那一年的5月和9月又连续召开了两次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周振兴在会上说：“我们菏泽的农业为啥上不去？为啥穷到这个地步？我们一个公社上不去，两个公社上不去，为啥全区10个县220个公社都上不去？全省、全国上去的也不多。难道我们这些党委书记统统都是笨蛋吗？难道我们都是些懒汉吗？不是！20多年来，我们没少操了心，可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

1979年春节后，他又一次召集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达2000人之多。他一气讲了近八个小时，会场鸦雀无声，他摆事实、讲道理，说的全是他看到、思考的问题。

当时地区一级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台。会后周振兴下令：各县县委到地委来复制录音带，然后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全区700多万农民都集中到各自公社开大会，听录音广播。

春寒料峭，十里八乡的农民，像赶集一样涌向各自的公社驻地，在空场上席地而坐，听高音喇叭里地委书记振聋发聩的工作报告。

“不管这‘主义那‘主义，让老百姓吃饱饭才是好‘主义！”

“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把我下面这段话记下来，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

“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否则，这个地委书记宁可不干！”

听到地委书记实在质朴的话语，菏泽的干部群众感到心头一震。

“我们高兴得嗷嗷叫啊”

“在我们小井村总共是分了三次地。第一次是将盐碱地分给大家，后来是临路的大地，再后来就是大田地。我们高兴得嗷嗷叫啊。”今年73岁的原小井村第一生产队会计李景堂想起当时的分地场景，依然很激动。

“以前什么时候吃过白面馍馍？有点地瓜干吃就不错了。我们家当时6口人，一次性分了13亩地。以前生产队时，一亩地也就能收获70-80斤粮食，现在一亩地能收获150斤粮食。”

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李景堂想起当年的场景，用了一句话来生动概括：“以前经常怠工，现在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了，因为土地（收入）属于自己了嘛！”

不仅能够吃上馍了，肥中带瘦的猪肉竟然也能吃上了。

“屠宰猪羊，实行国家和集体‘两把刀的政策，在保证完成国家猪羊收购任务的前提下，允许生产队和社员自宰分食，经市管部门批准允许生产队对集市按市场价格出售猪羊肉。”这是1978年9月2日，周振兴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档案资料目前保存在菏泽市档案馆。

以前，养猪只能养仔猪不能养母猪，个人不能杀猪，只能卖到公社屠宰站。施行“两把刀”政策后，老百姓吃上一碗肥中带瘦猪肉的梦想成为现实。

改革获得了老百姓的巨大认可，但是周振兴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2018年，周振兴接受《菏泽日报》采访时，曾说道，“当时全国反对的声音很大，有的尽管没有公开批判但也不支持。”

继司黎明之后，担任东明县委书记的王玉德受到了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周振兴曾当面鼓励他。后来在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说：“王玉德同志，你不要怕，如果有人告状，告到北京，打官司我陪你去。”

1980年11月，周振兴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仍兼任菏泽地委书记，主持菏泽工作。直到1982年春节以后才正式调离菏泽，半年后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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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耳光”与“半碗猪肉”

41年前，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到曹县韩集“红三村”，看望 83 岁的伊巧云，一位曾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的老人。当周振兴询问重病在身的老人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

周振兴深感自责，掏出钱给乡镇书记，让他满足老人的心愿。回到县城开会时，他眼含热泪说起这位老人，“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他突然抬手打了自己一个清脆的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在场不少干部泪流满面，陷入愧疚和自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