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宇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花间集》是中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其在词史上的典范性地位仿佛诗史上的《诗经》，对历代诗词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就将其奉为“长短句之宗”［1］“近世倚声填词之祖”［2］。今人施蛰存仿《花间集》体例与风格编撰了《花间新集》，包含《宋花间集》10卷、《清花间集》20卷两种。所载陈兼与《浣溪沙》词中“令曲《花间》不二门”［3］一语昭示了《花间集》为“本色”正体文人词“鼻祖”的地位。

20世纪以来的学术现代化过程中，《花间集》研究已成为专门的显学。新世纪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丰硕、新意迭出，触及了词学研究的多重维度并不断深入。考察如下几部对《花间集》做宏观系统性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或学位论文，即可略窥近年来学界《花间集》研究所选取的主要视角：

由表1可见，新世纪的《花间集》研究在文献整理与研究、词作题材内容与艺术成就研究、词史与词学影响研究、词集编选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跨文化与应用研究等方面呈现出突出成绩，有必要进行总结反思，以期更加深入推进《花间集》研究的历史进程。

表1 新世纪以来《花间集》宏观系统性研究著作与学位论文

一、精研推广：文献整理与普及

众所周知，系统而扎实的文献整理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新世纪以来《花间集》最值得关注的文献整理成果当属杨景龙的《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一书，该注本以南宋绍兴十八年晁谦之建康郡斋本为底本，取校宋、明、清到近现代20多个版本，集注、评、选为一体，成为萧继宗《评点校注花间集》（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后，更加完善的整理研究性质的校注本。王兆鹏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有功于词学匪浅”，可谓“后出转精的集大成之作”［4］。校注者对词作文本资料的搜求整理可谓“竭泽而渔”，如温庭筠《菩萨蛮》（其一）的首句“小山重叠金明灭”的阐释历来众说纷纭，校注者广泛搜集了前代注释成果，辨析了许昂霄、李冰若、俞平伯、夏承焘、浦江清等名家的观点，还引述了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专门史著作，综合、评析了前人“小山屏”“小山枕”“小山眉”“小山髻”四种主要说法，并从词的章法结构出发给出“小山屏”一说较胜的见解。在对全词进行的疏解中，生动再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动作与情态，读后恍若身临其境，而对张恵言《词选》以比兴寄托评此词“感士不遇”的说法，主张“疑似之间，全凭读者解会”的开放态度。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校注者厚积薄发、宏通开放的学术态度，深受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肯定。但校注者在《花间集》词学批评方面显得重视不够，因而不免留有遗憾。如未对词学史上第一篇论词专文《花间集叙》做校注和集释；所辑录的汇评与总评资料不甚全备；以文字叙述的方式归纳历代词选对《花间集》词作的收录情况，显得不够清楚明晰等。

《花间集》的现代注释和解读的基本形态在1935年就已呈现，当年华锺彦《花间集注》（商务印书馆）与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开明书局）相继问世，读者不再将《花间集》视为填词的模仿对象，而是将其作为古典文学遗产加以鉴赏、研读，关注名物考证、思想情感与艺术成就。后又有李一氓《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经典文献整理专著出现，不断推动《花间集》的现代传播、接受和经典化。新世纪学人对此类经典注本多有研究，从中寻求古籍注释的经验与启发。四川省图书馆就编辑出版了《李一氓旧藏花间集汇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全面展示了前辈学者学术研究的丰厚积累和扎实求真精神品质。马里扬《〈花间集校〉补》（《古籍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校《花间集》存世的两部宋本，认为李一氓《花间集校》的版本搜求不完善，存在误校的情况。孙克强、刘少坤《〈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试论华锺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则立足于晚近时期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深入发掘了华锺彦《花间集注》在《花间集》接受史上的转折意义和现代学术价值。

古籍整理的最基础工作就是厘清版本递嬗源流并选取最佳的底本，明代毛晋汲古阁本可谓《花间集》的善本，但来源尚无定论。罗争鸣《毛本〈花间集〉来源管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5期）、《毛本〈花间集〉来源补证》（《天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毛本〈花间集〉来源续证》（《文献》2001年第3期）等文，认为毛本是综合各本又较多沿袭公文纸印本的一个新版本，因此多年来众说纷纭。词籍评点是影响后人理解和传承经典的重要因素，也是评点者阐释文学思想的一种手段。在《花间集》的解读史上，明代戏曲名家汤显祖的评点备受关注。赵山林《试论汤显祖的〈花间集〉评点》（《东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郭娟玉《汤显祖〈玉茗堂评花间集〉新论》（《文学与文化》2012年第3期）等文解读了其间汤显祖的词学思想，并分析了《花间集》对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影响。叶晔《汤显祖评点〈花间集〉辨伪》（《文献》2016年第4期）则通过对读比照，发现汤评多袭自杨慎《词品》和王世贞《艺苑卮言》，极有可能是他人伪托。

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优秀的学术研究应更深入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新世纪以来的《花间集》普及读本众多，如刘崇德、徐文武点校《花间集尊前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鸿儒注评《花间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杨昀、李庆运、刘秀芬《花间集注析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三秦出版社（2018年）都整理出版了《花间集》，刘淑丽有《花间词》（中华书局2015年），邓乔彬、刘兴晖《晚唐五代词选》亦选录花间词五十余首，形式各异、各有特色。但学术影响力较大的词学研究专家参与较少，不利于最新学术研究进展的推广和编选质量的把关，期待着从事普及与推广工作的花间词编著作者队伍今后不断优化。

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平衡深化和普及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花间集》的影响历经千年而不衰，不仅是学者的学研究对象，更是诗词爱好者们的精神食粮，文献整理研究和普及读物水平的同步和普遍提高，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二、诠析范型：题材内容与艺术成就

早在北宋年间，《花间集》的艺术审美特点就已成为世人填词、论词的标准，对花间词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的认识历来为学者重点关注。新世纪以来，这类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分析词作意象和语言特点而概括提炼《花间集》创立的词文体独特的审美范型。

抒写艳情作为花间词最主要的题材内容，本世纪研究者主要从意象入手做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20年来，以《花间集》各类意象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已有7篇，包括色彩、屏风与屏风画、更漏、帘幕、窗、泪、香等各类意象。艾治平《花间词艺术》（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对全书划分了不同题材进行了词作评赏，彭国忠《试论〈花间集〉中的女冠子词》（《词学》第十八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着重关注词作对女冠情感生活的描述。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阈中的唐宋艳情词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将花间词中的艳情抒写特点概括为女性主体与女性世界，叙事化、类型化倾向，艳笔写柔情。以花间词为论据概括唐宋艳情词的审美特色和审美内涵。

诗词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艺形式，将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视为语料加以解剖，能够集中而典型地探究早期词的语言特点。这类成果涉及不同词性核心义、用韵、修辞、章法结构、音乐特性等。闫一飞《〈花间集〉释义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对词作中涉及到的背景、掌故、典故、民俗、民风等方面加以比较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与之相关的历代诗文做了充分的引证。庄伟华《花间词研究三题》（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侧重语言的感觉艺术和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李雪静《〈花间集〉艺术手法研究——以常用修辞格为例》（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聚焦比喻、拟人、借代这三种修辞格在词作中的运用。蒋昕宇《从〈花间集〉中的“倚”动作看唐宋词的发展演变——兼谈古典文学中的动作描写》（《三峡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汪红艳《此时无声胜有声——论〈花间集〉的听觉语言》（《中国诗学研究》2019年第1辑）、汪超《花间词人的水景书写与词体体性呈现》（《国学学刊》2019年第4期）等文，对词作语言品读深入，考察视角独特，显得别开生面。江卉《论温、韦词的起结之法》（《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第1期）逐一解剖词作的章法结构，用精准的数据统计印证和阐发词人的风格特点。马一楠《花间词的音乐语境和文本构造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把词的声字、用韵和演唱方式综合考量，还关注词作中的情态、动作描写这类“无语之言”以界定花间词的特性。

正因为情词在《花间集》里占有压倒性比重，使得读者忽略了其中边塞、隐逸、怀古、宗教、风土、科举等题材。很多词作风格有别于柔靡艳情，呈现出清新明朗的情调，早有“花间别调”之说。刘尊明《论五代西蜀的“花间词风”与“花间别调”》（《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王婷婷《“花间别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对这些词作加以全面考察，推动了读者全面辩证地把握《花间集》的特点。杨景龙在校注全书的基础上，发表《〈花间集〉题材内容再认识》（《殷都学刊》2016年第1期）、《〈花间〉词艺“相对”论》（《词学》第三十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文（亦见杨景龙《诗词曲新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86-166页）主张全面、辩证地认识《花间集》的内容与艺术。

从以上研究“花间别调”的成果可知，词作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密切，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李定广《“花间别调”与晚唐五代蜀粤商贸活动》（《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探索了全集35首南粤风土词与当时蜀粤商贸往来的密切联系。通过商路上文化交流，塑造了别样的南粤女性形象，花间词的题材风格变得多样。赵惠俊《〈花间集〉的地理意象》（《中国韵文学刊》2016年第2期）将花间词对地域空间的书写划分为江南、荆湘、边塞等部分，探究了不同地区地理环境对词作风格的影响，但此文忽略了30余首表现南粤风情的词作，将边塞词中战事的描绘尽数归为虚拟想象的观点过于绝对化。刘帼超《〈花间集〉南方地名的艳情色彩》（《理论界》2017年第6期）一文与前述成果关注地域广阔性促生“花间别调”的研究思路不同，认为“花间本色”也是由词的南方文学特性所造就。

在对《花间集》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成就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同时，宏观的审美风格提炼和抽绎也呈现出创新突破。王兆鹏早在其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中就借用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于1962年出版的专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的内涵，将唐宋词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和“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①后又提出“南唐范式”的概念，作为有别于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造极于北宋，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详见王兆鹏、胡玉尺《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湖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千年词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一种不断突破前人、创新引领新风尚的历史。王兆鹏把表现共我情感、普泛化抒情方式、高扬女性柔婉之美、附属于音乐作为“花间范式”的主要内涵。成书于新世纪的著作《唐宋词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从审美层次看唐宋词的流变”一节，从抒情主人公、情感指向、空间场景等方面进一步诠析了《花间集》创立的审美范型。如果说王兆鹏重点关注词史上审美范型的突破和创新，那么沈松勤则更多留意词文体创作的传承和延展。他的《从词的规范体系通观词史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一文称花间词和苏轼、辛弃疾词，周邦彦、姜夔词，一道给词史先后树立了三条世代沿袭、踵事增华的文体规范。沈文将“花间规范”的内涵界定为以男女之间的情思意念为主要内容，并通过昵昵儿女语即所谓“闺音”加以表现，聊资清欢的表现方法，为历代词人所接受形成的包括以“绮丽”为特征的诸要素组成并互为作用的规范体系。

纵观本节所述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对《花间集》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研究，落脚点在于深化、细化阐释《花间集》独有的特点，分析其如何成为词史上词人创作和词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原因和要素。伴随着各类词学工具书的编修完善，数字人文浪潮带来的技术便利，个性化、精细化、具体化必将成为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向和要求。

三、历史阐释：文化背景与政治语境

《花间集》的产生和早期流传，以及词作的内容风格和唐末五代蜀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唐末五代的巴蜀地区成为本世纪研究者着力研究的时空范围，以期对花间词的编选背景、流传形态和早期影响进行历时阐释。陈明《〈花间集〉与巴蜀文化》（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把花间词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探讨了存留于词作身上的巴蜀文化印记。孙振涛《唐末五代西蜀文人群体及文学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以士人心态的解读为中心，将《花间集》缘情绮靡、寻芳猎艳和回归六朝“宫体”的文学创作思潮与蜀地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文学价值取向相印证，分析了花间词人对宋初词坛的创作审美范式及词学崇雅思潮的深刻影响。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以晚唐五代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考察为核心，探讨了歌妓制度对花间词形式与风格的影响。

探究时代和地域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固然不容忽视，然而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生平经历、性格特点、文学观念的具体研究会更有力地打通文学研究的主脉。新世纪以来对18位花间词人的研究成果数量增长明显，词人的形象也更清晰而鲜活。笔者通过不同方式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对该数据库收录的新世纪以来花间词人研究成果数量进行了初步统计，兹列表2如下：

表2 新世纪以来CNKI花间词人研究成果数量

从对不同词人研究成果数量分布来看，新世纪研究者对花间词人的代表“温韦”二人用力最多，这与20世纪的花间词人研究状况一致［5］。但本世纪学者对“花间别调”的代表词人孙光宪和李珣也颇为关注，词集作序者欧阳炯也成为研究者探讨的重心。这种分布态势高度符合晚唐五代词人的历史定位差异［6］。本世纪研究者对词人个体的研究日趋全面，刘尊明《唐宋词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专设“花间词人欧阳炯的词论及词”一节对《花间集》的作序者欧阳炯的生平、著述、词学思想、词艺及其相互关系做了精密分析。关注词人身份的多重性和不同人生阶段的心态变化，如波斯词人李珣的宾贡进士身份及其家人选妃入宫、南下经商编撰药典的经历，孙光宪先后仕前后蜀和荆南的不同际遇。同一词人不同文体创作和文学主张与创作实际之间的差异，如温韦二人诗词不同文体创作的共性和差异，牛希济《文章论》倡教化的文学主张和他文学创作间的背离等。对《花间集》编选者赵崇祚的研究在本世纪也有所突破，如房锐《〈花间集〉编者赵崇祚考略》（《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在勾稽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赵廷隐墓考古发掘的成果，探讨了赵崇祚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挖掘了其人性格特点和所处政治局势与词集编撰之间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不再将《花间集》的编选只看作一种音乐娱乐行为，而是背后隐藏着许多有关政治斗争和社会教化的因素，突破了人们对花间词的简单认识。李珺平《〈花间集叙〉思想内容与欧阳炯作叙动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论赵崇祚编选动机及〈花间集〉宗教思想》（《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5期）等，分析了全集包含浓重道家道教思想内容，认为其具有强烈的主流意识形态意义和宗教意义，赵崇祚、欧阳炯对《花间集》的编选和阐释，既有借道家道教提高文人曲子词艺术地位及政治地位的考虑，更是维护个人现实利益的手段。李博昊《论赵氏家族的政治危殆与〈花间集〉编纂的政治动机》（《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论后蜀的文治政策与〈花间集〉的编纂原则》（《学术研究》2018年第5期）认为《花间集》是一部政治性极强的词选集，十分契合后蜀宫廷审美习尚与文治政策，隐含着赵氏家族趋奉孟昶的政治心绪，并取得了极好对政治效果。李氏还有《〈花间集〉多择录小令之原因考论》（《中国韵文学刊》2018年第1期）、《论蜀之地理形势与〈花间集〉的词调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花间集〉道教书写论微》（《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7期）等论述，都别有新意。但她将《花间集》多择录小令的原因归结为文人和歌姬传抄词作的薛涛笺尺寸所限，就有混淆因果之疑。清人宋翔凤《乐府余论》就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7］精辟概括了词体形制的发展阶段，认为慢词兴起是宋仁宗朝后社会风气变化的产物，小令晚唐五代词的主要形制是文体发展阶段决定的，而非纸质传播载体限制了词作篇幅。

文学阅读和相关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阐释经典的过程，回归和还原作品生存的历史语境是普遍的学术追求，然而不同立场、理念、视角、方法会极大影响阐释的可靠性。如何深度挖掘作品背后历史文化内涵，又不曲解、误解和过度解读，实现与经典的有效对话，值得不断反思。

四、文学典范：词史与词学影响

《花间集》问世以后广为流传，被树立为文学典范。北宋李之仪就提出填词“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论词“专以《花间》所集为准”［8］的标准。《花间集》极大程度地参与了后世词体风格的奠定，影响了词学批评史的发展方向。

对花间词传播、接受和经典化历程的梳理概括的成果甚夥，其中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最为全面。作者从版本流传和作品传播、词学批评史与词史角度系统、全面梳理《花间集》由宋至清的影响和接受状况，是一部专门的阐释史和研究史，其中版本序录和历代词选选录篇目的分析很见功夫。但缺乏对民国时期花间词学批评与研究的系统性梳理。依照历史朝代渐次展开的论说方式，使得内容交叉重复，也启发学界探索更有价值和新意的论说视角。此外，范松义《〈花间集〉接受论》（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白静《〈花间集〉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高峰《唐五代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张福洲《“花间”对宋词的影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李京《清初〈花间集〉接受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等也对花间词的传播接受史上的代表性时段做了梳理分析。

本世纪对花间词词史和词学影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艳词和文人词两大角度。词作细腻的女性描写和绮艳风格对后人填词产生极大影响，王鹂《温柔的叛逆——〈花间集〉艳风新论》（《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花间词以爱情相思为主题正是对正统文学审美情趣的叛逆。杨雨《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聚焦花间词奠定的宋词女性化特质，也铸就了千年词史都难以完全脱离的“本色”。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花间词学本色论新探》（《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认为这种本色论是花间词最为重要的影响，并从历史背景、词体功能、审美趣尚的角度加以分析。

欧阳炯在给《花间集》所作的序言中“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一语，就预示出该选本将催生区别于民间俗词的文人词审美新面貌。李飞跃《〈花间集〉的编辑传播与新词体的建构》（《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就认为《花间集》对编纂与传播标志着文本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文人士大夫词体观念的形成，塑造了五代宋初以文人词为代表的新的词体形态，使词脱离诗、曲而最终独立。

欧阳炯《花间集叙》是现存最早的一篇论词专文，一直以来受到词学研究者的重视。新世纪以来，对《花间集叙》的解读还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影响广泛的学术争论。彭国忠《〈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07期）一文首开其端，认为序文提出“清绝”的审美标准在词学史上被长期忽视，郭锋《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一文表示认同，主张从选本的编纂标准来探讨序文的词学思想的认识途径。李定广《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则明确反对以“清”来概括序文的思想倾向，并提出崇雅黜俗才是《花间集》的词学主张。彭国忠、贾乐园《再论〈花间集序〉——兼答李定广先生》（《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11期）作为回应，将“清”“雅”“俗”等理论范畴作出了全面阐释。彭玉平《〈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的认识则较为宏通全面，指出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后又有杨明《解读〈花间集序〉》（《博览群书》2009年第6期）、郭丽《〈花间集序〉研究述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对此加以评说，各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诠释这篇专文反映的词学思想，深化了学界对词学史源头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孙克强《试论唐宋词坛词体观的演进——以〈花间集叙〉〈词论〉〈乐府指迷〉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视野更加阔大，不再局限于序文本身，而是从唐宋词学发展史整体出发，认为欧阳炯《花间集叙》产生于文人词勃兴的五代，其主旨可看作文人雅化词的宣言。

《花间集》对明清词学影响很大，不仅见证了词学风气的变化，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余意《〈花间集〉与词学之“寄托”理论》（《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余意《“六朝”风调与“花间”词统——论〈花间集序〉与词体文学特征的历史形成》（《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从明人论述词体起源多追溯到六朝这一话语特点出发，总结了词体文学特征的理论自觉是明清词学中以《花间集》作为参考标准形成的。叶嘉莹《清词在〈花间〉两宋词之轨迹上的演化——兼论清人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清词巨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清词本质上是在《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的演化基础上对词体美感特质的深度体认。郭文仪《晚清“花间传统”的重建与令词的隐喻书写》（《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关注到晚清词学家推尊《花间》，以满足建构词学统序的尊体需要。

《花间集》作为词文体的典范，对当下学人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体的限制，成为总结和归纳文学经验的证据。顾农《〈花间集〉的意义》（《天中学刊》2015年第4期）指出抒发私情、艳情以及其他非正宗的感情是中国文学史的常态，宫体诗和《花间集》产生后缺乏政治性阐释而不易被世人承认，而《诗经》和《楚辞》却因文学批评、文学阐释的及时出现而受到承认并奉为经典。陈文新《论文学流派与总集的三种关系——以〈花间集〉〈西昆酬唱集〉〈江湖集〉为例》（《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将以总集命名的三个唐宋文学流派拈出，认为盟主、谱系和风格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必要条件并加以区分概括。

每一部古代典籍流传至今，都各自书写了一部传播、接受和经典化的历史，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线性的历时性梳理和以话题开展的理论范畴研究，在《花间集》研究中都成果斐然，合理借助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思维，探索新的合理叙述方式、提炼更多有价值的学术命题，是后辈学人着重努力的方向。

五、老树新花：跨文化研究与应用

《花间集》流传千年来，凭借精巧高妙的风格和情韵悠长的美感打动了一代代读者，并超越了时代、国界和文化的限制，传播到海外并产生了多种语言的译本和研究成果。这一现象在本世纪得到了很大关注，并由此出现了跨文化反思评介和跨学科阐释应用两大类成果。

《花间集》在海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日本两地。葛文峰《美国汉学家傅恩的〈花间集〉英译与传播》（《中州学刊》2017年第3期）、徐於璠《再现与补偿：美国汉学家傅恩英译〈花间集〉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就至今唯一一部《花间集》全英译本展开研究，从对译本的文本细读入手，归纳傅恩的译介方式、策略与效果，为中国文化外译的学者提供一些具体的译介思路。黄立《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涂慧《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评介了Lois Fusek的《花间集》翻译和Anna Ma hall Shields、叶嘉莹的花间词研究方法和学术路径，以启发国内学人。日本的词学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660年（日本万治三年）读耕斋就对《花间集》进行了多重考证与批评，而后森川竹磎、神田喜一郎、青山宏、村上哲见等学者都有关于《花间集》的研究著述。汪超《近百年来日译花间词定量分析》（《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花间词在日本的译介与影响差强人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国汉学家田安的《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马强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该书是田安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首次汉译，全书以把握《花间集》的“选集”特性为基础，从唐五代填词活动和词选对唐人选唐诗的继承等方面入手，认为花间词乃唐代文学和文化潮流的产物，极能反映十世纪蜀国的社会风貌；作者又选择部分词牌，成组解读词作，尤其关注爱情主题，揭示了花间词在诗艺方面既模仿前代文学传统，又不断创新，确立了文人词特有的艺术品位。全书格局宏大、见解独特，特别是以选本特性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与国内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薛泉《宋人词选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宋人词选与宋代社会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著述有很大不同。在精致的文本研习和史料搜集基础上，展现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体观念、文教政策、性别意识、抒情身份、宗教情结等问题的独到见解，颇具开拓性和启发性。该书面世不久，就有徐小雅《北美视野下花间词研究——以Crafting a Collection为中心》（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冯晓玉《艳词之盛独美于兹——评田安〈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邵雨《论田安〈缔造选本〉对〈花间集〉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等进行研究和评价，足见其学术水准。

近年来翻译国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对花间词有独特见解。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花间集》用文字记录文人词保存了词的原汁原味，又使词免于俗化。”［9］海外汉学名家孙康宜、宇文所安、艾朗诺等在新世纪对花间集的兴趣依然不减，他们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张先、晏殊、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串联起的北宋词的发展就是对《花间集》风格的背离，而形成了词创作的精英圈子［10］。

跨学科的文化阐释和实际应用方面，施蕾《花间集神女原型论析》（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运用神话——原型理论解析神女形象，探究其产生的时代、地域和宗教信仰渊源。刘金月《〈花间集〉与洛可可式油画的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研究了词与画两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范丽真《〈花间集〉视觉符号学研究与文化创意设计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运用符号学理论阐释文本中语言符号的文化内蕴，并将其初步运用到了现代女性的文创产品设计中，古老的《花间集》焕发出全新的文化生机。

总结新世纪以来的《花间集》研究，可以看出，立足文本精研展开多维学术视角是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众多学人坚守词学研究的语言文学本位，不断创新研究方法，紧扣文体特点，还原时代风候，使得花间词研究不断创新、走向深入。期待后续的研究者在继承前人较为成熟的研究基础之上，不断开拓，将一般性、模糊性、概括性论说变得特性化、具体化、精细化。笔者为学力、目力所限，对众多研究成果的评述难免存在遗漏和片面，但求以点带面地促进相关问题的展开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