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曜彰 孟现鑫

摘 要 对刺激或刺激表征的注意、反应或回忆进行抑制，导致随后对该刺激的价值评估出现降低，这种现象被称作抑制贬值效应。目前，对该效应产生原因的理论解释主要有抑制贬值假说和行为刺激交互理论。抑制贬值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抑制强度、工作记忆负荷和对刺激物原有价值的知觉水平。对于该效应神经机制的研究重点关注额中回、眶额皮层和杏仁核等脑区之间的联系。未来研究需要着眼于现有理论的整合与完善，并进一步探索各因素对抑制贬值效应的影响机制以及该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同时还要注重探讨抑制贬值效应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关键词 抑制控制;情绪;抑制贬值效应

分类号 B840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9.007

1 抑制贬值效应的含义

人们需要对注意力进行抑制，才能让无关事物不影响到手头的工作;需要对行为进行抑制，才不至于在决心减肥后仍然过度进食;需要对记忆进行抑制，才能够阻止过去不愉快的经历涌入脑海。抑制控制作为人类的核心执行功能之一，指的是个体克服某种内部倾向或外部诱惑，从而达到对自身的注意、行为和思想的控制（Diamond， 2013），其与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转息息相关。而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还有我们的情绪，它与抑制控制共同影响着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适应。在过去的研究当中，抑制控制和情绪之间密切的联系已经得到多次的证明，其中很大部分都关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Albert， LópezMartín， & Carretié， 2010; Rowe， Hirsh， & Anderson， 2007; Verbruggen & De Houwer， 2007）。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抑制控制也能影响情绪感受， 比如， 抑制贬值效应（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的产生（Chen， Veling， Dijksterhuis， & Holland， 2016; Frischen， Ferrey， Burt， Pistchik， & Fenske， 2012; Raymond， Fenske， & Tavassoli， 2003; Veling， Holland， & van Knippenberg， 2008）。

抑制贬值效应，也称分心物贬值效应（distractor devaluation effect; Gollwitzer， Martiny-Huenger， & Oettingen， 2014）。在本文中，“贬值”一词是指刺激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具有比其他条件下的同类刺激更低的价值（Fenske & Raymond， 2006），而所谓“价值”，在这里指的是个体主观层面上对该刺激的各种情绪上的评估，它可以是刺激吸引人的程度（Chen et al.， 2016），也可以是其值得信赖的程度（Frischen et al.， 2012），又或者是刺激的情绪效价（Scholten， Granic， Chen， Veling， & Luijten， 2019），还可以指刺激在主观层面上的具有货币单位的价值（Wessel， Tonnesen， & Aron， 2015）。而抑制贬值效应指的是抑制对某种刺激（或刺激表征）的注意（Raymond et al.， 2003）、 反应（Chen et al.， 2016）或回忆（De Vito & Fenske， 2017）而导致随后对该刺激价值评估的降低。换句话说，抑制贬值效应是个体的认知功能对情绪感受的一种影响，是个体对刺激的抑制导致对该刺激的情绪感受朝向负性一端的变化。

近年来，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一效应已被发现能够用于改变人们对于食物（Chen et al.， 2016）、 酒精（Houben， Nederkoorn， Wiers， & Jansen， 2011）以及性刺激（Driscoll， de Launay， & Fenske， 2018）的感受。而人类对事物情感意义的加工处理往往非常快速有效（de Gelder， 2006; Murphy & Zajonc， 1993），这意味着抑制贬值效应将十分具有应用价值，从为行为干预提供帮助，到为广告传媒带来启示。试想，在抑制贬值效应发生作用的情况下，人们对香烟的注意或反应抑制可能有助于他们戒烟;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一些植入式的电视广告干扰了观众对重要信息的关注，导致观众抑制了对它们的注意的话，这些广告或许就不能使大众对其宣传的商品产生好感。

本文将对有关抑制贬值效应的理论解释、影响因素以及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与分析，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2 理论解释

尽管抑制贬值效应的存在已获得大量研究的证明，但是该效应的产生原因还尚不明确。目前，对于抑制贬值如何产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抑制贬值假说和行为刺激交互理论。

2.1 抑制贬值假说

Raymond等人（2003）提出了抑制贬值（devaluation-by-inhibition）假说。该假说最初用于解释对刺激的忽视而导致的贬值现象，Raymond等人（2003）认为，个体为了避免对不符合当下需求的刺激（如分心刺激）做出反应，需要对其进行注意抑制，而这种抑制状态会和该刺激的心理表征被一同编码储存。因此，当先前被忽视的刺激再次出现时，这种抑制会被重新激活并影响到对该刺激价值的评价（Fenske & Raymond， 2006; Raymond， 2009）。在Raymond等人（2003）的研究中，被试需要在同时呈现的两张图片当中对事先指定的目标刺激图片做出按键判断，以此产生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在这一任务之后，被试对两张图片在情绪上的积极或消极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相比于目标刺激和基线刺激（没有与目标刺激配对呈现过的刺激），被试对分心刺激（与目标刺激配对呈现过的刺激）的评价显得更加消极。由于对目标刺激的注意过程还包括了对分心刺激知觉加工的抑制（Slotnick， Schwarzbach， & Yantis， 2003），因此，分心刺激的貶值被认为是由这种自上而下的、对知觉加工的抑制控制所导致。

由于抑制贬值假说强调刺激贬值的发生是由于抑制功能本身的作用，因此研究者们认为刺激的贬值不应该仅仅在注意抑制的过程中发生，在其他需要抑制功能参与的活动中应该也能产生抑制贬值效应，比如，Frischen等人（2012）发现反应抑制同样能够导致刺激的贬值，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了Go/No-go （GNG） 任务，该任务包含有Go与No-go两类刺激，当Go刺激出现时，被试需要尽可能快地做出反应（如按下指定按键）;当No-go刺激出现时，被试则需要抑制反应冲动，不对该刺激做出反应。结果显示，在GNG任务之后，No-go刺激在情绪上被评价得比Go刺激更为负性。此外，De Vito和Fenske （2017）还发现，抑制对刺激表征的记忆提取也能够使刺激发生贬值。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了Think/No-think任务，任务要求被试在Think线索出现时回想之前与之相匹配的刺激，而在No-think线索出现时，要抑制住对该线索的配对刺激的回忆，使其尽可能不出现在意识当中。结果发现，与基线条件下的刺激相比，被试对No-think条件下的刺激的情绪评价显得更加负性。尽管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实验任务，分别对刺激的注意、反应和回忆进行了抑制，但是都在各自的结果中观察到了刺激的贬值，这为“抑制本身导致抑制贬值”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虽然抑制贬值假说强调了抑制功能在抑制贬值效应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抑制导致贬值的机制还存有争议。对此，Clancy， Fiacconi和Fenske （2019）将早期的抑制贬值假说归为了“延时-错误归因说”（the delayed-misattribution account）。其中，“延时”意味着贬值不是在刺激受到抑制的当下发生，而是在个体再次遭遇该刺激时产生;而“错误归因”的意思是：个体错误地将抑制状态再激活时导致的认知流畅性受损认为是刺激愉悦度的下降。然而，在Clancy等人（2019）的研究中，他们记录了被试在GNG任务中皱眉肌的肌电信号，并以此作为个体负性情绪产生的指标，结果发现，刺激在被抑制的当下被试就已然产生负性情绪;并且被试对刺激进行反应抑制时皱眉肌的激活水平能够预测该刺激在主观评价上受到贬值的程度。这一结果并不符合延时-错误归因说，对此，Clancy等人（2019）提出了“即时-情绪说”（the immediate-affect account），认为刺激在受到抑制时个体就已经产生了负性情绪，并且此时的负性情绪会改变刺激的价值编码进而导致刺激的贬值。

2.2 行为刺激交互理论

Veling等人（2008）提出了行为刺激交互理论（Behavior Stimulus Interaction，BSI）。他们认为，抑制贬值效应并不是由抑制直接导致，而是由于反应冲突的出现才得以产生。根据该理论，人脑中存在着趋近系统和回避系统，两者相互独立。当个体遭遇正性刺激时，趋近系统将确保个体做好反应的准备，即诱发趋近倾向。同时，由于个体对刺激物具有情感意义的信息的加工处理快于其他信息（de Gelder， 2006; Murphy & Zajonc， 1993），使得这种趋近倾向总是优先被激活。在此之后，个体才对情境的需求进行处理，如果个体所处情境不适合对该刺激进行趋近反应，那么会导致个体觉察到反应冲突，并对反应进行抑制。而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需要对这一正性刺激进行贬值，即赋予其消极情绪，以此消解个体的趋近倾向（Veling et al.， 2008）。

根据BSI理论，只有产生反应冲突，抑制贬值效应才有可能出现。而只有使个体产生趋近倾向的刺激（通常为正性刺激）才能够与需要抑制行为的环境发生冲突。至于中性或负性刺激，它们要么不会诱发趋近倾向，要么本身就可能诱发行为抑制（Wilkowski & Robinson， 2006），因此不会与该类情境产生冲突。那么，从BSI理论的角度来看，对中性和负性刺激进行抑制并不会导致刺激的贬值。

Veling等人（2008）采用GNG范式对其理论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只有与No-go线索一同出现的正性图片发生了贬值，而同样条件下的中性图片和负性图片则没有出现贬值现象。Chen等人（2016）的研究同样显示，对吸引力较低的食物图片（中性刺激）进行反应抑制并不会使其发生贬值。除此之外，Veling， Aarts和Stroeb（2013）还通过操纵被试的食欲水平（高，低），使不同组别的被试对食物图片产生不同水平的趋近动机，结果发现，只有高食欲组（对食物图片具有更高趋近动机）的被试对食物图片进行反应抑制时，食物图片才会出现贬值现象。这些证据为BSI理论提供了支持，说明特定刺激需要诱发个体的趋近倾向，并与随后抑制行为的要求产生反应冲突，才能够导致刺激的贬值。

2.3 两种理论的争议

在以往的研究中，BSI理论和抑制贬值假说都得到了丰富的证据支持。支持BSI理论的研究大多显示对负性和中性刺激进行抑制并不导致刺激的贬值，只有当刺激能够诱发个体趋近倾向时才会产生抑制贬值的现象（Chen et al.， 2016; Veling et al.， 2008， 2013）。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许多与之相矛盾的结果，不少研究发现，中性刺激或者负性刺激在受抑制后仍然能发生贬值（Frischen et al.， 2012; Kiss et al.， 2007; Kiss， Raymond， Westoby， Nobre， & Eimer， 2008），这与抑制贬值假说的观点相一致。抑制贬值假说强调刺激物的贬值是由对该刺激物的抑制而导致，它并不对刺激物的原有情绪效价做限制，从抑制贬值假说的角度出发，无论正性、中性还是负性刺激，都有可能产生贬值抑制效应。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相互矛盾的结果，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支持“反应冲突导致贬值”的研究在方法上大多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抑制信号本身并不是随后接受评估的刺激的一部分，比如，要求被试在特定字母出现时进行反应抑制，而随后接受情绪评估的却是先前与该字母一同出现的背景图片。抑制信号与被评估的刺激的相互分离导致了被试在进行反应抑制时，可能对随后接受评估的刺激没有产生足够的知觉加工。根据Goolsby等人（2009b）的研究结果，抑制贬值的发生基于被抑制的刺激物特征。这意味着如果被评估的刺激没有包含被抑制的特征，那么该刺激可能不会发生贬值。而个体对正性的、或者与个体当前需求相一致的刺激往往具有注意偏向（Jonker， Bennik， de Lang， & de Jong， 2020; Müller， Rothermund， & Wentura， 2016），因此在抑制的过程中，个体对这类刺激的部分特征进行了充分的加工。而中性刺激通常不足以诱发个体的注意偏向，这就可能导致没有足够的中性刺激特征被储存于记忆当中，因此无法产生抑制贬值效应。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如果抑制贬值效应是由于抑制功能本身的作用而产生，那么刺激物受到抑制的程度应该影响到其随后被贬值的程度（De Vito， Al-Aidroos， & Fenske， 2017）。这一假设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明（Doallo et al.， 2012; Kiss et al.， 2007， 2008; Raymond， Fenske， & Westoby， 2005）。同时，该假设与支持BSI理论的证据并不矛盾。因为相比于中性和负性刺激，个体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抑制控制才能够成功停止对正性刺激的反应（Albert et al.， 2010; Albert， LópezMartín， Tapia， Montoya， & Carretié， 2012）。这么一来，正性刺激很可能表現出比中性或负性刺激更加明显的抑制贬值效应。相反，中性和负性刺激的贬值可能由于程度较小而未能在个体的主观报告上被发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抑制贬值假说得到了现有证据相对稳定的支持。但是，反应冲突导致刺激贬值的可能性仍然不应该被排除。根据BSI理论，刺激的贬值是在个体监测到冲突的时候产生的（Veling， Lawrence， Chen， van Koningsbruggen， & Holland， 2017），并且与抑制相似，冲突也能够诱发个体的负性情绪（Dignath， Eder， Steinhauser， & Kiesel， 2020）。如果抑制刺激时产生的负性情绪能够影响到刺激的价值编码，那么不难想象冲突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抑制与冲突也许共同作用于刺激的贬值。但是，如果冲突以这样的方式导致了刺激贬值，那么冲突对刺激价值的影响就并不一定如BSI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只发生在个体对诱发趋近动机的刺激做出抑制反应的时候。因为冲突也可能在其他多種活动当中产生，比如Simon任务、Flanker任务等（Haciahmet， Frings， & Past tter， 2021; Wühr & Heuer， 2018）。虽然在实验任务中，冲突常常伴随着抑制的产生，但两者也并非不可分割（Costa & Friedrich， 2012），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在诱发冲突的同时避免抑制功能的参与，并且借助脑电和脑成像技术，考察冲突监测相关联的脑电成分（如，N270）及脑区（如，前扣带回）与个体对刺激的主观评价之间的联系（Cachia et al.， 2017; Wang， Kong， Tang， Zhuang， & Li， 2000），以此检验冲突能否导致刺激的贬值。

3 影响因素

3.1 抑制强度

从抑制贬值假说的角度出发，对刺激的抑制作为导致刺激贬值的直接原因，其强度应该影响到刺激受贬值的程度。然而，即使在否认刺激贬值由抑制直接导致的BSI理论的视角下，抑制强度也应当与刺激的贬值程度存有联系，BSI理论认为趋近动机与反应抑制之间产生的冲突大小决定了刺激贬值的程度，而冲突大小的改变也意味着个体在应对不同程度的趋近动机时抑制强度发生了变化。

除了获得上述的理论支持外，还有许多研究也为抑制强度与刺激贬值程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 （Chen et al.， 2016; Frischen et al.， 2012）。从对抑制强度的操纵方法上，可以将这些证据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从抑制任务的层面进行操纵，比如，Raymond等人（2005）在视觉搜索任务中操纵了目标刺激与分心刺激之间的相对距离，两者的距离越近，个体对分心刺激的抑制程度越大（Mounts， 2000）。结果显示，分心刺激与目标刺激距离较近时，分心刺激受到的贬值程度比两者相距较远时更大。此外，Chen等人（2016）在研究中操纵了GNG范式中No-go试次的比例，降低No-go 试次的所占比例会使被试在此类试次中需要的抑制强度增加（Nakata et al.， 2005）。该项研究的结果发现，No-go试次占比为75%时，No-go刺激并未出现贬值，而在No-go试次占比为25%的时候，No-go刺激发生了明显的抑制贬值效应。另一类的证据从刺激材料的层面操纵抑制强度，比如一些研究选用了食物图片作为抑制任务的刺激材料（Chen et al.， 2016; Veling et al.， 2013）。当面对具有吸引力的刺激时，个体往往需要更大的抑制强度才能够避免对其做出反应。而这些研究的结果发现只有在这些食物图片对被试具有较高吸引力或者被试的食欲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被抑制的食物图片才会产生明显的抑制贬值效应。这些证据共同表明，对刺激的抑制强度越大，该刺激受到的贬值程度也越大。

Doallo等人（2012）的研究还为抑制强度与刺激贬值程度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脑成像的证据，他们在分析实验数据时将GNG任务中的No-go刺激分为两类，一类刺激受到的贬值程度较小，而另一类刺激受到的贬值程度相对较大。结果显示，后者在GNG任务中诱发的左额中回的激活程度大于前者。而左额中回与抑制控制有关，其激活程度代表着个体对刺激的抑制强度。这同样说明了抑制强度的增加导致了刺激贬值程度的增加。

然而，尽管“抑制强度影响贬值程度”的观点得到了充足的证据支持，但这一现象产生的具体机制还有待明确。Doallo等人（2012）的研究对此提供了部分的解释，认为抑制强度先影响到个体对刺激的价值编码，再进而影响个体对刺激的情绪感受。但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刺激进行抑制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的强度似乎也在刺激价值编码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Clancy et al.， 2019）。这就使得抑制强度与刺激贬值程度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未来研究可以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技术的帮助下进一步探索抑制强度对刺激贬值程度的影响机制。

3.2 工作记忆负荷

在早期的抑制贬值假说视角下，某一刺激引发注意抑制的时候，这种抑制将与该刺激的特征产生关联（Fenske & Raymond， 2006; Raymond et al.， 2003）。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注意抑制与刺激特征的关联是在个体的记忆当中产生的，而用于暂时存贮刺激视觉形象的视觉工作记忆，就成为了对抑制贬值效应的产生至关重要的认知系统（Goolsby， Shapiro， & Raymond， 2009a; Tipper， Grison， & Kessler， 2003）。Goolsby等人（2009a）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要求被试对特定类型的面孔图片做出反应，同时忽视与其一同呈现的分心面孔图片，以此使被试抑制对分心面孔的知觉加工。而在该任务之前，他们还以呈现图片的方式操纵被试的工作记忆负荷。结果发现，在不具有工作记忆负荷的情况下，分心面孔出现了抑制贬值效应，被认为更不值得信任;但是在工作记忆高负荷的情况下，抑制贬值效应却未能在分心面孔中产生。Goolsby等人（2009a）认为工作记忆作为一种资源有限的系统，其负荷量的增加（可用资源减少）将干扰抑制状态与刺激特征在其中形成联接，进而妨碍抑制贬值效应的产生。

然而，随着理论的发展，对抑制贬值产生原因的解释也出现了变化，“刺激表征与抑制状态在记忆中形成联结”的观点并没有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支持（Clancy et al.， 2019）。那么，工作记忆负荷对抑制贬值效应的影响机制似乎也应该被重新考虑。同样从抑制贬值假说的角度出发，刺激贬值的程度受到抑制强度的影响，根据以往脑电以及脑成像研究所提供的证据（Frischen et al.， 2012; Kiss et al.， 2008），可以将抑制强度进一步定义为“抑制刺激时的认知资源投入”。而工作记忆负荷的增加会消耗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导致可用于抑制控制的资源减少（Wei & Zhou， 2020）。在这种情况下，对刺激的抑制强度也将相应减小。鉴于此，工作记忆负荷也可能是通过改变抑制强度而对刺激贬值产生了影响。

3.3 对刺激物原有价值的知觉水平

个体对刺激原有价值的知觉水平（内隐或外显）能够使同一刺激发生不同程度的抑制贬值效应。Wessel等人（2015）通过一个学习阶段使各个刺激物与不同水平的奖励相联系，以此为各个刺激物赋予价值，之后他们让被试完成以这些刺激为材料的停止信号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对一系列刺激做出反应，但是在部分刺激后紧接着停止信号，被试需要在觉察到信号时停止其反应。最后，他们要求被试在评估阶段为各个刺激物开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价格。实验中，Wessel等人（2015）通过控制学习阶段试次数量的方式，令一组被试意识到某些刺激物总是伴随着更高或更低的奖励（即外显学习组），而另一组被试虽然没能意识到这些刺激物在学习阶段被赋予的价值，却仍然愿意在评估阶段为不同价值水平的刺激物开出与其相近的价格（即内隐学习组）。结果显示，相比于内隐学习组，外显学习组出现了更加明显的抑制贬值效应。而即使在内隐学习组当中，被试对刺激价值的知觉程度越高，其表现出的抑制贬值效应也越大。

可见，个体获取到的刺激价值表征越明确，该刺激被抑制后受到的贬值程度就越大。然而，个体对刺激价值的知觉水平如何影响随后的抑制贬值同样缺乏明确的解释。鉴于该研究没有控制个体在抑制任务中的注意水平，因此有理由认为这种现象很可能与个体对具有明确价值的刺激存在注意偏向有关（Anderson， 2013）。个体对刺激特征相对充分的加工作为抑制贬值效应产生的前提 （Goolsby et al.， 2009b），却常常受到研究者的忽略。当抑制控制任务没有提出加工刺激特征的要求时，尤其在以中性刺激作为实验材料的情况下，个体对刺激特征加工的充分与否往往得不到保障。而当刺激具有明显的价值时，个体能够对其产生注意偏向（Anderson， 2013），使得个体对该刺激的知觉加工相对充分，从而满足了抑制贬值效应产生的条件。因此，个体对刺激价值的知觉水平有可能基于这一原因才对刺激的抑制贬值产生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操纵个体对刺激价值的知觉水平的同时控制其对刺激的注意水平，以此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

4 抑制贬值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

借助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抑制贬值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正在变得逐步清晰。在针对抑制贬值效应进行的脑电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抑制功能相关的脑电成分与刺激得到的主观评价之间的联系，比如，Kiss等人（2007）关注于N2pc这一脑电成分，该成分是一种在刺激呈现后200-350ms出现的单侧脑后负波，被认为与个体对目标刺激的选择性注意以及与个体对分心刺激的注意抑制有关（Eimer， 1996; Luck & Hillyard， 1994a， 1994b）。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N2pc出现得更早，也就是被试更效地抑制分心刺激的时候，其随后对该分心刺激做出的评价更为负性。此外，还有No-go N2成分也被发现与个体对刺激的主观评价存在联系，该成分是No-go刺激呈现后300ms左右出现在额-中央区域的负波，被认为与反应抑制过程有关（Falkenstein， Hoormann， & Hohnsbein， 1999; Nieuwenhuis， Yeung， & Cohen， 2004）。 Kiss等人（2008）研究发现，在GNG任务后受到较大贬值的No-go刺激在GNG任务中诱发的No-go N2的波幅也相对更大。近年，De Vito等人（2017）在考察Pd成分时也发现与以上两种脑电成分相符的结果。Pd成分出现在刺激呈现后150-300毫秒的对侧视觉皮层区域，被认为是个体对分心刺激的知觉加工进行主动抑制的指标（Sawaki & Luck， 2010; Sawaki， Geng， & Luck， 2012）。De Vito等人（2017）發现，在被抑制后发生了较大程度贬值的分心刺激在其被抑制时也诱发了相对更大的Pd波幅。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的结果都一致表明对刺激的抑制程度决定了刺激受到贬值的程度。

对抑制贬值效应的脑成像研究除了关注抑制功能的相关脑区外，还对参与价值表征和情绪加工的脑区进行了考察。Doallo等人（2012）在研究中发现，随后发生贬值的No-go刺激在GNG任务中诱发的左额中回的激活水平与右侧眶额皮层的激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两个脑区当中，前者参与了反应抑制的过程，后者则参与了对刺激的情绪反应和价值表征。与相关脑电研究所得结论一致的是，这两个脑区在GNG任务中的激活水平能够预测个体对刺激的主观评价，这表明了刺激贬值程度受到抑制强度及其价值编码的影响。除此之外，后来被贬值的No-go刺激在GNG任务中诱发的眶额皮层激活在个体对该刺激进行评价时又再度恢复，且恢复后的眶额皮层的激活水平能够预测个体评价刺激时杏仁核（负责情绪加工的脑区）的激活水平。这说明个体对刺激进行抑制时会对其价值信号进行编码和储存，当个体再次面对这一刺激时，该价值信号便会再次出现，进而影响到个体对刺激价值的情绪感受。

5 总结与展望

对抑制贬值效应的研究揭示了人类认知功能对情绪的影响，拓展了人们对认知与情绪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现有的理论已经尝试从不同角度对抑制贬值效应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该效应的影响因素正被逐步发掘，其认知神经机制也得到了初步的展现。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探索。现做如下总结与展望：

第一，整合与完善现有理论。尽管抑制贬值假说和BSI理论之间存在着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两者可能是描绘了抑制贬值效应发生的不同阶段，比如BSI理论解释的是早期的冲突监测阶段，而抑制贬值假说描述的是相对后期的抑制阶段;也有可能两者解释的是抑制贬值发生的不同情境，比如抑制贬值假说可以解释普遍情境下的抑制贬值效应，而BSI理论则在刺激能够诱发趋近动机的情境下比较适用。未来可以通过深入研究抑制贬值效应的发生机制，对两种理论合理的部分进行整合。同时也还要注意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比如，不止局限于BSI理论对冲突发生条件的限制，检验其他冲突发生条件下能否同样导致刺激的贬值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进一步探索抑制贬值效应的影响因素。对抑制贬值效应各种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探明该效应的发生机制以及控制该效应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效果。现有的研究发现抑制贬值效应受到抑制强度、工作记忆负荷以及对刺激物原有价值知觉水平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对抑制贬值效应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大多还缺乏明确的解释，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脑电和脑成像技术探讨各种因素对抑制贬值的影响机制。此外，要将抑制贬值效应投入实际运用，还需要考虑该效应在不同个体间的差异，比如，要借助抑制贬值效应使吸烟者对香烟产生厌恶，就有必要了解该效应是否能够在吸烟者身上产生与普通个体一样的效用。但是目前探讨抑制贬值效应在个体间差异的研究不仅较为稀缺，还常常与以往研究产生矛盾，比如，以往研究通常认为对刺激的抑制越有效，刺激受到的贬值程度就越大（Frischen et al.， 2012; Kiss et al.， 2007， 2008），但是近年来的两项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被抑制的刺激的贬值程度在抑制控制能力较强的个体（如成年人）与抑制控制能力较弱的个体（如青少年）之间并无差异（Chen， Veling， Dijksterhuis， & Holland， 2018; Vivas， Chrysochoou， Marful， & Bajo， 2021）。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索各因素对抑制贬值的影响机制，才能够了解该类矛盾的产生缘由。

第三，进一步研究抑制贬值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目前对抑制贬值效应认知神經机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了解抑制控制、价值编码和情绪反应相关脑区之间的联系。尽管已经初步展现了抑制贬值的发生过程，但由于研究数量较少，许多通过研究个体行为或其他生理信号（如面部肌电）而提出的相关理论假设还缺乏认知神经科学的检验，比如，对刺激进行抑制时产生的情绪感受如何对刺激当下的价值编码产生影响（Clancy et al.， 2019），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暂时难以获得抑制贬值效应认知神经机制的全貌。未来研究可以将脑电与脑成像技术相互结合，充分发挥各自在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上的优势，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抑制贬值在神经系统层面的发生过程，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第四，探讨抑制贬值效应的实际应用效果。目前，对抑制贬值效应的研究大多是基础性的，但我们不该忽视抑制贬值效应在实际应用中的前景。抑制贬值假说和BSI理论都认为抑制贬值效应的产生是机体的一种适应机制，为的是使机体的行为（回避某事物）在情绪的作用下能够更容易地应对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而现有的研究也已经初步展现了该效应在改变动机、塑造行为方面的潜力（Driscoll et al.， 2018; Houben et al.， 2011; Houben， Havermans， Nederkoorn， & Jansen， 2012; Veling et al.， 2017）。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更加广泛的应用领域中对其实际效果展开探讨。

参考文献

Albert， J.， LópezMartín， S.， & Carretié， L. （2010）. Emotional context modulates response inhibition： neural and behavioral data. NeuroImage， 49（1）， 914-921.

Albert， J.， LópezMartín， S.， Tapia， M.， Montoya， D.， & Carretié， L. （2012）. The role of the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 emotional response inhibition. Human Brain Mapping， 33（9）， 2147-2160.

Anderson， B. A. （2013）. A value-driven mechanism of attentional selection. Journal of Vision， 13（3）， 1-16.

Costa， R. E.， & Friedrich， F. J. （2012）. Inhibition， interference， and conflict in task switching.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6）， 1193-1201.

Chen， Z.， Veling， H.， Dijksterhuis， A.， & Holland， R. W. （2016）. How does not responding to appetitive stimuli cause devaluation： evaluative conditioning or response inhib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5（12）， 1687-1701.

Cachia， A.， Del Maschio， N.， Borst， G.， Della Rosa， P. A.， Pallier， C.， Costa， A.， ... Abutalebi， J. （2017）.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sulcation and its differential effects on conflict monitoring in bilinguals and monolinguals.  Brain and Language， 175， 57-63.

Chen， Z.， Veling， H.， Dijksterhuis， A.， & Holland， R. W. （2018）. Do impulsive individuals benefit more from food go/no-go training？ Testing the role of inhibition capacity in the no-go devaluation effect. Appetite， 124， 99-110.

Clancy， E. M.， Fiacconi， C. M.， & Fenske， M. J. （2019）. Response inhibition immediately elicits negative affect and devalues associated stimuli： evidence from facial electromyography.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247， 169-191.

De Gelder， B. （2006）. Towards the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body languag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7（3）， 242-249.

Doallo， S.， Raymond， J. E.， Shapiro， K. L.， Kiss， M.， Eimer， M.， & Nobre， A. C. （2012）. Response inhibition results in the emotional devaluation of faces： neural correlates as revealed by fMRI.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7（6）， 649-659.

Diamond， A. （2013）. Executive func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4（1）， 135-168.

De Vito， D.， Al-Aidroos， N.， & Fenske， M. J. （2017）. Neural evidence that inhibition is linked to the affective devaluation of distractors that match the contents of working memory. Neuropsychologia， 99， 259-269.

De Vito， D.， & Fenske， M. J. （2017）. Suppressing memories of words and familiar objects results in their affective devaluation： evidence from Think/No-think tasks. Cognition， 162， 1-11.

Driscoll， R. L.， de Launay， K. Q.， & Fenske， M. J. （2018）. Less approach， more avoidance： response inhibition has motivational consequences for sexual stimuli that reflect changes in affective value not a lingering global brake on behavior.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5（1）， 463-471.

Dignath， D.， Eder， A. B.， Steinhauser， M.， & Kiesel， A. （2020）. Conflict monitoring and the affective-signaling hypothesis-an integrative review.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7（2）， 193-216.

Eimer， M. （1996）. The N2pc component as an indicator of attentional selectivity.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99（3）， 225-234.

Falkenstein， M.， Hoormann， J.， & Hohnsbein， J. （1999）. ERP components in Go/Nogo tasks and their relation to inhibition. Acta Psychologica， 101（2-3）， 267-291.

Fenske， M. J.， & Raymond， J. E. （2006）. Affective influences of selective atten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6）， 312-316.

Frischen， A.， Ferrey， A. E.， Burt， D. H. R.， Pistchik， M.， & Fenske， M. J. （2012）.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devaluation or neutraliz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8（1）， 169-179.

Goolsby， B. A.， Shapiro， K. L.， & Raymond， J. E. （2009a）. Distractor devaluation requires visual working memor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6（1）， 133-138.

Goolsby， B. A.， Shapiro， K. L.， Silvert， L.， Kiss， M.， Fragopanagos， N.， Taylor， J. G.， ... Raymond， J. E. （2009b）. Feature-based inhibition underlies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attention. Visual Cognition， 17（4）， 500-530.

Gollwitzer， P. M.， Martiny-Huenger， T.， & Oettingen， G. （2014）.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intentional action control. Advances in Motivation Science， 1， 49-83.

Houben， K.， Nederkoorn， C.， Wiers， R. W.， & Jansen， A. （2011）. Resisting temptation： decreasing alcohol-related affect and drinking behavior by training response inhibition.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116（1-3）， 132-136.

Houben， K.， Havermans， R. C.， Nederkoorn， C.， & Jansen， A. （2012）. Beer à no-go： learning to stop responding to alcohol cues reduces alcohol intake via reduced affective associations rather than increased response inhibition. Addiction， 107（7）， 1280-1287.

Haciahmet， C. C.， Frings， C.， & Past tter， B. （2021）. Target amplification and distractor inhibition： theta oscillatory dynamics of selective attention in a flanker task. Cognitive，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1（2）， 355-371.

Jonker， N. C.， Bennik， E. C.， de Lang， T. A.， & de Jong， P. J. （2020）. Influence of hunger on attentional engagement with and disengagement from pictorial food cues in women with a healthy weight. Appetite， 151， 104686.

Kiss， M.， Goolsby， B. A.， Raymond， J. E.， Shapiro， K. L.， Silvert， L.， Nobre， A. C.， ... Eimer， M. （2007）. Efficient attentional selection predicts distractor devaluatio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vidence for a direct link between attention and emo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9（8）， 1316-1322.

Kiss， M.， Raymond， J. E.， Westoby， N.， Nobre， A. C.， & Eimer， M. （2008）. Response inhibition is linked to emotional devaluation： behavioural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 1-14.

Luck， S. J.， & Hillyard， S. A. （1994a）. 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feature analysis during visual search. Psychophysiology， 31（3）， 291-308.

Luck， S. J.， & Hillyard， S. A. （1994b）. Spatial filtering during visual search： evidence from human electrophysiolog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0（5）， 1000-1014.

Murphy， S. T.， & Zajonc， R. B. （1993）. Affect， cognition， and awareness： affective priming with optimal and suboptimal stimulus expo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5）， 723-739.

Mounts， J. R. （2000）. Evidence for suppressive mechanisms in attentional selection： feature singletons produce inhibitory surrounds.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62（5）， 969-983.

Müller， S.， Rothermund， K.， & Wentura， D. （2016）. Relevance drives attention： attentional bias for gain- and loss-related stimuli is driven by delayed disengage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9（4）， 752-763.

Nieuwenhuis， S.， Yeung， N.， & Cohen， J. D. （2004）. Stimulus modality， perceptual overlap， and the go/no-go N2. Psychophysiology， 41（1）， 157-160.

Nakata， H.， Inui， K.， Wasaka， T.， Tamura， Y.， Kida， T.， & Kakigi， R. （2005）. Effects of ISI and stimulus probability on event-related go/nogo potentials after somatosensory stimulation.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162（3）， 293-299.

Raymond， J. E.， Fenske， M. J.， & Tavassoli， N. T. （2003）. Selective attention determine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novel visual stimuli.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6）， 537-542.

Raymond， J. E.， Fenske， M. J.， & Westoby， N. （2005）. Emotional devaluation of distracting patterns and faces： a consequence of attentional inhibition during visual searc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1（6）， 1404-1415.

Rowe， G.， Hirsh， J. B.， & Anderson， A. K. （2007）. Positive affect increases the breadth of attentional selection. PNAS， 104（1）， 383-388.

Raymond， J. （2009）. Interactions of atten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176， 293-308.

Slotnick， S. D.， Schwarzbach， J.， & Yantis， S. （2003）. Attentional inhibition of visual processing in human striate and extrastriate cortex. NeuroImage， 19（4）， 1602-1611.

Sawaki， R.， & Luck， S. J. （2010）. Capture versus suppression of attention by salient singletons： electrophysiological evidence for an automatic attend-to-me signal. Attention， Perception & Psychophysics， 72（6）， 1455-1470.

Sawaki， R.， Geng， J. J.， & Luck， S. J. （2012）. A common neural mechanism for preventing and terminating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32（31）， 10725-10736.

Scholten， H.， Granic， I.， Chen， Z.， Veling， H.， & Luijten， M. （2019）. Do smokers devaluate smoking cues after go/no-go training？ Psychology & Health， 34（5）， 609-625.

Tipper， S. P.， Grison， S.， & Kessler， K. （2003）. Long-term inhibition of return of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1）， 19-25.

Verbruggen， F.， & De Houwer， J. （2007）. Do emotional stimuli interfere with response inhibition？ Evidence from the stop signal paradigm.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2）， 391-403.

Veling， H.， Holland， R. W.， & van Knippenberg， A. （2008）. When approach motivation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collide： behavior regulation through stimulus devalu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4）， 1013-1019.

Veling， H.， Aarts， H.， & Stroebe， W. （2013）. Stop signals decrease choices for palatable foods through decreased food evalu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875.

Veling， H.， Lawrence， N. S.， Chen， Z.， van Koningsbruggen， G. M.， & Holland， R. W. （2017）. What is trained during food Go/No-Go training？ A review focusing on mechanisms and a research agenda. Current Addiction Reports， 4（1）， 35-41.

Vivas， A. B.， Chrysochoou， E.， Marful， A.， & Bajo， T. （2021）. Emotional devaluation in ignoring and forgetting as a function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ognition， 211， 104615.

Wang， Y.， Kong， J.， Tang， X.， Zhuang， D.， & Li， S. （2000）. Event-related potential N270 is elicited by mental conflict processing in human brain. Neuroscience Letters， 293（1）， 17-20.

Wilkowski， B. M.， & Robinson， M. D. （2006）. Stopping dead in ones tracks： motor inhibition following incidental evalu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4）， 479-490.

Wessel， J. R.， Tonnesen， A. L.， & Aron， A. R. （2015）. Stimulus devaluation induced by action stopping is greater for explicit value representa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1640.

Wühr， P.， & Heuer， H. （2018）. The impact of anatomical and spatial distance between responses on response conflict. Memory & Cognition， 46（6）， 994-1009.

Wei， H.， & Zhou， R. （2020）. High working memory load impairs selective attention： EEG signatures. Psychophysiology， 57（11）， e13643.

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 the Effect of Inhibitory Control on Individuals Emotion

SHI Yaozhang; MENG Xianxin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Inhibition of attention， response， or recall of a stimulus or stimulus representation，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stimulus， such a phenomenon is known as the 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 At present， the main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for this effect are the devaluation-by-inhibition hypothesis and the behavior stimulus interaction theory. Evidences show that the 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 may be influenced by strength of inhibition， working memory load and individuals perceptual level of stimulus original value.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this effec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iddle frontal gyrus，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amygdala.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theories，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 and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and pay atten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inhibitory control; emotion; inhibitory devaluation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