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馨怡 赵永萍

摘 要 为探索成人依恋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以及情绪表达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全国439名大学生。结果发现：（1）相比安全型依恋大学生，不安全依恋类型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更高，情绪表达得分显著更低;（2）大学生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焦虑维度以及情绪表达与其手机依赖显著相关;（3）情绪表达在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焦虑维度与手机依赖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成人依恋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依赖，也可通过情绪表达间接影响。在后续的干预中，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情绪表达能力，降低由不安全依恋而引发的手机依赖行为。

关键词 手机依赖;成人依恋;情绪表达;大学生;中介效应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9.002

1 引言

手机依赖是指个体沉溺于手机使用这一行为，并在未能接触手机时产生的明显的不适应症状 （Yen et al.， 2009） 。频繁使用手机会增加睡眠障碍和抑郁的风险 （廖颖， 杨璐， 吴长娇， 柴晶鑫， 梅松丽， 2016），造成正常社交功能受损 （Roberts， Yaya， & Manolis， 2014），影响学业成绩、引起学习倦怠 （刘思佳，金灿灿，2018） 。长期的手机依赖，甚至会造成大脑结构的改变，影响认知功能、冲动控制和情绪 （陈健湘， 胡元明， 吕涵青， 隆晓菁， 2017） 。截止2020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人数已达9.86亿 （CNNIC， 2021） 。其中，可自由支配时间和社交需求较多的大学生群体，在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与快捷时，也受到手机依赖的威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手机依赖检出率在15.3%～43.5%左右 （付兵红， 彭礴， 2020; 黄俊霞， 梁雅丽， 陈佰锋， 陈玉娟， 宋建根， 2018; 张颖， 孙金海， 张勇， 赵沛霖， 2020）。为此，大量研究致力于探索形成手机依赖的原因，以支持手机依赖的干预，成人依恋是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李真， 黄紫薇， 杨凤池， 张辉， 2019）。

成人依恋作为早期亲子依恋的重要扩展，是由个体早期依恋模式所影响的与重要他人的稳定情感联结 （Mitchell， 1995） 。根据 “使用-满足”理论 （惠秋平， 石伟， 何安明， 2017），当个体自身的某些需求在使用特定物品或媒介时得到满足后，这种满足的感受会促使个体更加频繁地使用该物品或媒介。使用手机可以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对于心理压力大、负面情绪严重、缺乏自信的不安全依恋个体，手机可以帮助他们排解不良情绪、转移注意力，而这一满足会进一步促进个体使用手机 （张裕鼎， 徐碧波， 2014） 。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依恋焦虑程度可显著正向预测其手机依赖行为 （徐萌萌， 周四晴， 2019），焦虑感越强的个体越会频繁地打开社交媒体查看自己的社交圈更新状况 （Rosen， Carrier， & Cheeve， 2013） 。依恋焦虑的个体通过使用手机与他人取得联系以中获得了更多“关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在缓解他们对失去亲密关系的恐惧，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形成手机依赖的风险 （Billiuex，2012） 。同样，依恋回避也可通过减少社会支持提升网络成瘾的风险 （邓伟， 胡雄海， 黄锦勇， 2013） 。

大学生具有不同的成人依恋类型，与其在婴幼儿时期与主要抚养者形成的不同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有关。需求能够得到抚养者及时、恰当回应的婴儿，会形成积极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即对自己以及他人都有较为充分的信任、正向的认知和评价;反之，如果抚养者对婴儿的态度是拒绝的、矛盾的，则可能使其发展成消极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即对自己以及他人抱持负性的态度，认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而他人也是难以被信任的 （王争艳， 刘迎泽， 杨叶， 2005） 。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在成人期依然可调节、 解释和预测依恋对象的行为、思想和情感 （王争艳， 刘迎泽， 杨叶， 2005），帮助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由童年早期的依恋过渡到成人依恋，并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塑造情绪表达的作用 （王争艳，杨叶，汪斌，2006） 。情绪表达是一种以各种形式向他人展现自身情绪状态的能力，是情绪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婷， 王登峰， 2012） 。既然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不同，可能导致个体形成不同的成人依恋类型，并塑造出不同的情绪表达方式。

情绪表达的内涵决定了其多发生在个体社会交往中，探究个体的情绪表达，需要同时研究情绪表达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属于高情境文化，即情境因素对人的行为具有较高的预测作用 （王登峰， 崔红， 2006） 。因此，人们会尽量避免直接将自己的情绪体验暴露于公共场合，以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交氛围，这使个体更倾向于控制、隐藏自己的情绪，以適应社交 （王登峰， 崔红， 2006） 。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的情绪表达能力不足 （卢家楣等，2016），常保瑞等人（2020）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情绪表达矛盾（渴望表达情绪，但却担心其消极结果的矛盾状态）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而根据上文提到的“使用-满足”理论 （惠秋平， 石伟， 何安明， 2017），当一个人的情绪表达不畅、负面情绪无处宣泄时，使用手机可使其获得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会进一步“强化”其手机使用行为。张敬赞和姜媛 （2017） 的研究就发现情绪表达抑制策略可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手机依赖也被证实与大学生社会适应呈显著负相关（金国敏， 罗明献， 张国华， 2017）。综上所述，研究提出假设：不同成人依恋类型的大学生情绪表达、手机依赖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其情绪表达和大学生成人依恋与手机依赖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将个体过往经历与自身特性有机结合，选取可集中体现家庭教养模式与人际关系状况的成人依恋作为切入点，探讨成人依恋影响下个体所展现出的情绪表达能力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手机依赖干预及预防提供新的思路。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共发放线上、线下问卷478份，回收有效问卷439份，有效率为91.84%。其中，男生211人（占比48.06%），女生228人（占比51.94%）;汉族386人（占比87.93%），其他民族53人（占比12.07%）;平均年龄20.34±1.56岁。所有问卷均匿名填写以减少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线下纸质问卷在教室内进行统一施测。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梁永炽，2008）评定手机依赖程度。量表共17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1=“从不”，5=“总是”）评定;总分越高，手机依赖的程度越高，其中有8道题为手机依赖筛选题，5道及以上回答为“经常”或“总是”，即可被界定为手机依赖。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7。

2.2.2 成人依恋量表

采用成人依恋量表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中文版 （曲晓艳，甘怡群，2012）评定大学生的成人依恋类型及维度得分。量表共有18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进行评定。量表包括亲密-依赖复合维度和焦虑维度两个维度，亲密-依赖维度测量的是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适应、舒适程度以及在需要时有可依赖对象的程度;焦虑维度测量的是个体对被厌恶、抛弃的焦虑担忧程度。量表包括亲密-依赖复合维度和焦虑维度两个维度，Cronbachs α分别为0.74和0.83。可根据两个维度得分转化为不同的依恋类型（亲密型、焦虑型、回避型），在本研究对象中，各成人依恋类型的占比分别是： 安全型（n=195， 占比44.42%）、 焦虑型（n=81， 占比18.45%）、 回避型（n=163， 占比37.13%），相较于量表修订者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的测量，本研究中的安全型依恋被试占比更高（原文： 39.69%）， 焦虑型依恋（原文： 27.48%）和回避型依恋（原文：37.13%）占比更少。

2.2.3 情绪表达

采用由情绪表达性量表 （Emotional Expression Scale， EES）（Kring， Smith， & Neale， 1994） 评定情绪表达得分。该量表包含17个题项，采用六点计分（1=“从不”，6=“总是”）。所有项目得分之和构成情绪表达得分，得分越高情绪表达程度越高，得分越低者情绪表达程度越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

2.2.4 效度题

为保障问卷的有效性，設置两种类型的效度题，分别是同一道题的重复出现，和“我在认真如实的作答”，并将两道效度题的作答情况作为问卷筛选的标准。

2.3 数据分析

首先根据效度题的作答情况删除无效问卷，完成数据整理后运用SPSS 22.0软件以及其宏程序PROCESS （Preacher & Hayes， 2008） 对有效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数据来自大学生的自我报告，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Mackenzie & Podsakoff， 2012）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6.43%，低于40%这一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大学生手机依赖、成人依恋类型和情绪表达的特点分析

在本研究中，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均不显著（p>0.05），情绪表达和成人依恋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均不显著（p >0.05）;不同依恋类型大学生在手机依赖和情绪表达上的差异显著（p<0.001）。不安全依恋类型（焦虑型、回避型）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安全型依恋大学生，且焦虑型依恋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相对更严重;不安全依恋类型（焦虑型、回避型）大学生情绪表达得分显著低于安全型依恋大学生，且回避型依恋大学生情绪表达能力相对更差，具体如表1所示。

3.3 情绪表达在大学生成人依恋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显著（p<0.01）。

采用Bootstrap法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抽取5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中介分析结果如图 1所示。大学生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可正向预测情绪表达（β=0.25，t=5.40，p<0.01），负向预测手机依赖（β=-0.23，t=-4.85，p<0.01），其中情绪表达负向预测手机依赖（β=-0.35，t=-8.11，p<0.01）;焦虑维度负向预测情绪表达（β=-0.22，t=-4.77，p<0.001），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0.34，t=7.55，p<0.001），其中情绪表达负向预测手机依赖（β=-0.34，t=-7.84，p<0.001）。由于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的直接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为 [-4.94，-0.93]，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的直接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为 [2.49， 4.83]，均不包括0，情绪表达在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以及焦虑维度与手机依赖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可解释总效应的比分别为38.27%和22.23%。

4 讨论

4.1 大学生的成人依恋类型、手机依赖和情绪表达

在研究中，大学生手机依赖均分为44.00分，根据8道手机依赖筛选题目的作答情况，达到手机依赖的比例为19.13%;情绪表达均分57.73分，低于大学生常模均分64.67分（郭小艳，2011），情绪表达能力普遍不足;同时，在研究中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绪表达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差异（p>0.05），与刘沛汝等人 （2014） 的研究结果一致，也说明了手机依赖状况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广范围的干预刻不容缓。

在手机依赖方面，不同成人依恋类型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不安全依恋类型（焦虑型、回避型）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高于安全型依恋大学生，焦虑型依恋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尤其严重，这一发现与已有的研究一致 （朱伟， 王催春， 陈国法， 2011;黄俊霞， 梁雅丽， 陈佰锋， 陈玉娟， 宋建根， 2018） 。相较于安全型和回避型，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控制欲更强烈，更倾向于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结，因此他们在手机使用中有更多形成依賴的风险因素，手机依赖得分更高。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相信他人与自己的情感联结较为稳定，不需要反复的进行确认;同时由于他们有较为完整、成熟的情感体验，并不需要过多的从手机使用中获得满足，形成手机依赖的几率自然也较低 （张裕鼎， 徐碧波， 2014） 。

在情绪表达方面，不同成人依恋类型的大学生情绪表达状况亦存在显著差异：不安全依恋类型的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得分低于安全依恋类型大学生;不安全依恋类型中，回避型依恋大学生更倾向于情绪表达抑制。早在多年前，Gross和Levenson （1993） 的研究便揭示了成人依恋对情绪表达抑制的影响，回避型依恋的个体与他人的情感联结较少，接收的社会支持及情感温暖也较少，因此在情绪情感表达中有更多的顾虑，会更倾向于采用抑制的、消极的情绪表达策略;而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由于与他人建立了健康的情感联结模式，在情绪情感表达上更加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倾向于采用能体会到更多正性情感的情绪表达策略。王力等人（2007） 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们发现，成人依恋类型为安全型的个体在面临应激事件时，会选择正视自己的艰难处境，并相信自己具有解决困难的能力，他们会主动寻求支持，并以建设性的方式来缓解负性情绪。相较于安全依恋的个体，回避型依恋，尤其是高回避依恋的个体并不能做到直面现状、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趋于消极，并更多的选择对自己的情绪表达采取抑制的策略 （王争艳， 刘迎泽， 杨叶， 2005） 。相比不安全依恋大学生，安全型依恋个体由于早期形成的正向依恋内部工作模式，更相信自己在遭遇困境时会获得支持，在情绪情感表达上也更加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倾向于采用能体会到更多正性情感的情绪表达策略 （Gross & Levenson， 1993），因而情绪表达得分更高。相比焦虑型依恋大学生，回避型依恋的大学生与他人的情感联结更少，接收的社会支持及情感温暖也较少，在情绪情感表达中也会有更多的顾虑，更倾向于采用抑制的、消极的情绪表达策略（Gross & Levenson， 1993）。

4.2 情绪表达在大学生成人依恋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情绪表达被引入成人依恋与手机依赖之间后，亲密-依赖不足与焦虑对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被显著削弱，情绪表达在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以及焦虑维度与手机依赖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从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来看，该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适应、舒适程度以及对是否在需要时有可依赖对象的评估程度，当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拥有较为正面的信念以及理性的沟通模式，其手机使用行为更加合理，且在这其中，由于他们更擅长，也更有意愿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手机依赖的风险进一步降低。

对于焦虑维度，有研究发现，依恋的焦虑维度与情绪的表达呈显著正相关高依恋焦虑的个体出于获得“确认感”的需要，会更多地通过表达自己的情绪来获取来自他人的关注（王争艳， 杨叶， 汪斌， 2006）。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成人依恋的焦虑维度与情绪表达的关系是负向的，即依恋焦虑程度越高的个体情绪表达水平越低，这一结果印证了竺培梁 （2007） 的发现，焦虑型依恋的个体难以正确认识自己的真实情绪体验，因而情绪表达能力通常不足。此外，焦虑维度可直接影响手机依赖，依恋焦虑程度越高，手机依赖越严重，亦可通过情绪表达间接影响手机依赖焦虑程度高的个体情绪表达能力较为欠缺，而情绪表达欠缺又可显著正向影响手机依赖，这一发现符合“风险增强模型”。根据累积生态风险理论中衍生的“风险增强模型”，情绪表达能力不足可以是由个体生活环境中其他风险因素（如亲子关系、同伴支持等）所直接或间接导致，亦可进一步强化个体其他风险因素 （王艳辉， 张卫， 李董平， 李丹黎， 张晓丽， 2012） 。因此，对处于风险之中的依恋焦虑大学生群体而言，情绪的合理宣泄、疏导十分有必要。

4.3 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结果对大学生手机依赖干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帮助个体建立童年早期的安全依恋;另一方面，指导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个体提升情绪表达能力，给他们提供合理的情绪宣泄渠道可降低手机依赖程度。从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不同的成人依恋维度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机制、程度并不相同，而依恋具有稳定性，童年早期形成的依恋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成年时期的成人依恋，抚养者需要密切关注婴幼儿的物质、情感需求，及时给予抚慰，让他们在童年早期形成正向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式，进一步在成年期形成安全型成人依恋，在亲密关系中建立正确沟通交流模式，以预防手机依赖的形成。对于已经处于成人期的手机依赖者，成人依恋已形成并趋于稳定，难以进行干预，此时可以从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也就是情绪表达出发，去干预手机依赖行为。

本研究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研究结果无法进行因果解释;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虽然问卷的发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研究的生态效度还需进一步考证;最后，由于本研究中的中介效应都为部分中介，所以本研究建立的中介模型中，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探寻。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的影响因素应该被纳入考察范畴中。

5 结论

（1）不同成人依恋类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绪表达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不安全型依恋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更加严重，情绪表达能力更低。

（2）情绪表达在成人依恋的亲密-依赖复合维度、焦虑维度与手机依赖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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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YAO Xinyi; ZHAO Yongping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39 college students nationwid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ompared with secure attachment students， insecure attachment stude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lower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2） The close-depend composite dimension and anxiety dimension of adult attach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3） Emotional express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se-depend composite dimension， anxiety dimension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Key word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dult attachment; emotional expression; college student; 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