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二二一厂四分厂

2021年4月4日，我随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两弹一星、电力传承”党性教育基地项目组来到位于二二一基地以北1.5公里处的电厂遗址。这就是名为“四分厂”的火力发电厂。四分厂是二二一基地首先建设的单位，建成后承担着整个二二一基地十八个厂区的供电、供水、供暖任务。可以说是整个基地的开端和基石。杨幼军先生是该厂关闭前的最后一批职工之一，据他介绍，四分厂占地22984平方米，人员最多的时候，达到1500人左右，按生产功能编号，从401至407，共七个车间，分别为电气车间、汽机车间、锅炉车间、机修车间、三供车间、燃运车间、化学车间，还另设机关等后勤部门。现在，还能看到机房内两台容量分别为1.2万千瓦的汽轮机组，是当时四分厂“大电厂”时代的主力设备。这两台发电机组分别于1963年2月、1965年4月投产运行。二二一厂销号撤厂后，电厂于1993年5月5日整体转入地方管理，继续为海北地方经济发展和各族人民生活服务。12年之后，于2007年5月正式关闭。以第一台机组投运的时间计算，两台机组结伴运行了43年零4个月，也就是三十七万九千五百六十小时，夜以继日，风雨无阻。在1963年春天时，如果它还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那么，在它退役时，已是垂垂老矣，白发丛生。于是，我在手机写字板上写下这句话：

时光已远去，墙壁也斑驳，机组停止了轰鸣，四分厂默默停泊在时间永不止息的流动中。厂房遗址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站在草原的腹部和雪线附近，形影相吊。轰轰烈烈、生机勃勃的时代走远了，低温、寒冷、饥饿和大风暴也已成为往事，四分厂迎着高海拔劲捷的风孑然独立的厂房已然成为青海大地形貌、风力和人心的有机构成，成为時代的见证，青春的雕像，挺立的姿态，奋斗的形象。是热爱和奉献之后依然深切的眷恋和追忆。

在四分厂，我随手拍了外景和内景，还拍了立在机组、值班室等多处与真人等大小的一组硅胶人像，以《工友篇》为题发了朋友圈。与四分厂遗址有关联的作家朋友张旻在图片下留言：“图七，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多年前，我们集团接收了唐湖电厂，对方的附加条件要把二二一厂四分厂捎带上。2013年集团把它规划成本系统的红色教育基地，我那时候在厂里搞企业文化。领导要求在厂房内放几个硅胶人像，把当年的工作场景复原出来，让我找几个工人摆个工作姿势，拍他们的前后左右照片，让厂家按照片制作硅胶塑像。当时我就端着相机像马老师在硅胶塑像面前一样拍那位硅胶塑像的原型。如今塑像的原型也已经脱发了。”哦，我注意到张旻在这个留言中的最后一句话“如今塑像的原型也已经脱发了”。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时间，白驹过隙的时间，逝者如斯的时间。塑像的模特正在老去，而塑像所塑造的真正原型如今又在何处呢？我站在塑像身边，写下如下句子：

当我们来到他身旁，驻足停留，想伸出手来，却握不住任何一段时光，握不住贯穿时光的任何一缕风。曾经值守在机组旁的那位年青师傅呢？曾经在梦中也怀抱着电话的那位工程师呢？在数到一万之后再也记不得自己一生总共焊接过多少个电缆头的那位女青年呢？在密集的数字和账目之间写下七律的那位财务科长呢？带着七千名基建大军来到草原的那位出版社职员呢？那位怀揣着使命，以雪水就着干粮，走遍全厂各个角落的外线工呢？那些在草原奉献了全部青春和年华、铸造了擎天巨剑、为我们储存了精神财富的人们呢？他们如今可否安好？

寻访曾在四分厂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工作早在2020年冬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在青海、北京、山东淄博、上海、安徽合肥等五个安置基地尚健在的2100多位二二一人中，筛选、确认、联络到66位曾在四分厂工作过的老同志。其中有年届92岁、1958年建厂初期就来到草原的韩一平先生，也有见证基地从柴油机、小电厂到大电厂建设全过程的孙怀宝、张瑞林、袁宝福先生。还有献了青春献儿女的徐爱侬、钱玉英两位老人。拜访四分厂之后，我们抽调公司六位员工，其中包括一名中国作协会员、三位青海省作协会员，两位企业文化专责，组成采访写作组，从5月17日开始为期二十天的首期采访工作，先后在西宁、上海和江苏张家港、江阴、南京等地，拜见、采访了21位老人，录制了2000分钟的音视频资料，在现场收集、采写资料近十万字。在完成采写任务之后，采写组成员杨玉婷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还写了近万字的采访手记，她这样说：

采访组一行人，跨越半个中国找到他们，从茫茫人海里将他们分辨出来，再从他们中间将他们一位一位分开来赞美和歌颂，如此的大费周章、如此的不遗余力，无非是想解开一个更大的秘密，他们是凭借着什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又是如何在神秘而荒凉的草原创造出属于祖国的功勋和业绩，以至于时至今日，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这片被赋予过神圣光环的土地依旧对赤子们念念不忘依依不舍。在我们眼里熠熠生辉的老人，是真正的明星，因为他们代言了一个时代，他们令一片陌生的大草原成为了一个令无数人瞻仰的原子城。在那个年代，要到达一个城市都是不容易的，更何况他们是凭空建立一座城改变一座城甚至挺起一个民族的脊梁。在当代，他们的精神仍富有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对自己能够如此亲密地接触他们而感到荣幸，作为传承者，如果我们不能借助他们的光芒提升自己的维度，如果不能将老一代“电工”至今纯粹的心灵和信仰，作为精神营养传达给新一代的国网人和更多的人们，我们就相当于丧失了一次不用经历苦难就能升华灵魂的幸运卡片，所以，这次寻访本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打卡。

二二一厂从1958年建厂至今已逾六十年，参加了“两弹”研制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普通职工有的已魂归大地，依然健在的人们随着基地的撤销被安置到全国各地。当年，由于基地的特殊性和条件限制，未曾留下声像资料。据二二一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回忆：“1990年11月17日，第一批集中安置在淄博的人员准备撤离。在离厂之前，厂里给他们上了最后一堂‘保密课。我们再三叮嘱离厂职工，保密工作仍是我们一生中永远要牢记的，不该说的不说。”所以，尽管“两弹”研制基地解密了，而关于这件大事更为生动的细节、近乎传奇的故事，只有深藏在当事人的内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知晓这一“密码”的人将越来越少。在江阴遇到原四分厂老人郭宗仪先生时，他感慨道，1994年销号撤厂时，安置在职职工4924人，目前健在的已经不到一半，只有2100多人了，大约每三天就有一位老人辞别人世。因此，我们的寻访之旅的意义和价值陡增。它不再是一件普通的工作任务，或者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一件普通的采访任务，而当我们见到这些老人，倾听他们的叙述，让我们重温岁月风云，让可能永远消逝的历史细节得以再现时，这项工作理所当然成为一种光荣的使命。

上 海

5月23日，我们结束了西宁杨家庄二二一安置点的采访工作。休整一日，25日从西宁到达上海，开始第二单元采访工作。5月26日，上海大雨，我们拜访了二二一厂离退休人员上海管理处，确定了采访名单，与接受采访的各位老人取得联系。新华社于2021年6月15日发表了题为《不朽的功勋闪光的精神——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的通讯，其中提到了上海浦东新区上钢社区。这里集中安置了40户80余位二二一厂离退休人员。我们第一站就是在这里。5月27日，天气晴好，我们来到西营路114弄小区门口，有一位老人，以玉树临风的姿态站在大门口。我对负责联络工作的清山姑娘说：“他一定是我们正在寻访的老人，他也是正在等待我们的老人。只有二二一的人，才有如此挺拔的气质，才有如此庄重的风貌，历经岁月风蚀而不改其风骨。”车在门口不好停，进入院内，我和清山重新回到门口，果然，他就是殷应庚老人。没等相互开口，我们的手已紧紧握在一起。采写组成员子麟在描述我们在上钢社区的采访时写道：

27日清晨，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路114弄小区门口。梧桐的树荫刚刚好隐住一边的门楼，投下一片斑驳的树影。和管理处做了对接工作的殷应庚老人，在小区门口等待着我们。老人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长裤，精神矍铄。他也是我们要采访二二一厂四分厂的老人之一。大伙儿带着摄影器材及笔记本等，随着老人往小区走。老人家一边招呼大家去往小区党员活动室，一边不无遗憾缓缓地说，你们来得些许晚了些，有些老人已经过世了。说到这些时老人神情凝重，我们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采访任务沉甸甸的分量，再次凸顯。做好二二一厂老电力人的采访，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用文字的形式，抢救性还原和再现神圣二二一厂四分厂的历史，是我们此行该认真完成的工作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6月15日新华社的报道中还提到由80位二二一厂离退休人员与上钢社区共同创建的“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建之初，展馆只有20多平方米，设施简陋。在浦东新区的支持下搬迁改造，现已扩建至1000多平方米，参观者已逾16万人次。这个特殊的展馆内有老同志自发捐赠珍藏多年的历史照片、证书、纪念章等，有的老人还自费到青海基地征集史料，义务做接待和讲解工作，纪念馆先后近10名义务讲解员均为二二一厂的老人。采访的间隙，我们在殷应庚老人陪同下，参观了纪念馆。我们到纪念馆时，朱孔阳老人正在回答上一拨参观者的提问。得知我们从青海来，他激动地说：“哦，老家来人了，你们自己再看看，我要接待青海老家的人啊。”纪念馆筹建期间，有35位二二一厂的老同志撰写了55篇回忆录和散文，于2004年6月正式结集编印。书名为《红柳——献给为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上钢人》，简洁的序言首句就点明了《红柳》的意蕴：“红柳以发达的根系，扎根在西北的大地上;《红柳》以生动的事例，凝结了厚重的历史。《红柳》是一本薄薄的书，红柳有深深的根。”应我们要求，陆玲芳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让我们看到了这本书。在《红柳》的封二空白处，写着“送女儿丽丽，2004年10月15日”的字样，并分别签着庄起陆、陆玲芳的名字。庄起陆是陆玲芳的爱人，也是二二一厂的职工，已于多年前去世。陆玲芳老人特别交代：“你们只能看看，不能带走，这是我们能留给女儿的为数不多的纪念物了。”

我们继续听陆玲芳老人追忆青海岁月。她语速很快，就像青年时代的日子。但每说完一个句子，她都要等待采访者将这个句子写到本子上。两个句子之间，就像被遗忘的时光，或被大风刮过的山冈，全是静寂和荒凉。窗外是上海乳白色的阳光。透过玻璃，还可以看见一棵桑葚树。树枝上站着一只百灵，老人回忆的两个句子之间，它会清脆地鸣叫。每当它鸣叫，屋顶墙角吊尘上挂着的一只长脚蜘蛛总要不安地颤动。老人们生命中最闪光的段落都是在青海草原上度过的。退休回到城市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记忆存储卡里的内容越来越淡，越来越少。但“青海”“草原”，还有“杨家庄”“小楼”这些名字却越来越闪亮。大风，风雪，风沙，漫长的火车路，不断的转车，也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在回忆中，老人们重新回到大会战的那些日子。在老人回忆的段落之间，我在陆玲芳的名字下面写道：

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门槛旁边的人》中说：“谁都知道，每一代人中都有四个正直的人，秘密地支撑着天宇，并在神面前证明了自己当之无愧。”他还说：“但是人海茫茫，湮没无闻，相见不一定相识，何况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身负秘密使命呢？”陆玲芳老人和当年与她一起到青海的同伴就是茫茫人海中的湮没无闻者。今天，她坐在我们面前，但她从前不知道自己身负的秘密使命，直到如今，她甚至还不了解自己曾经建立的伟大功勋。任何时代，都要有人，有正直的人来支撑。人类的时间和空间主要由他们创造的物质和他们的精神所构成。人们在创造这个时代巨大的物质财富时，必定受精神的启迪、信念的激励和理想的鼓舞。当擎天巨剑在共和国铸剑人的手中横空出世时，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今天，当我面对饱经沧桑但异常平静的先辈们时，回想“两弹一星”及其精神生成的历程时，回想如同草原上格桑一样普通、戈壁上沙砾一样普遍的人们时，首先想起的就是秘密支撑天宇的、在茫茫人海中湮没无闻的那四个或千百万正直的人。

小时候，我在课本里见到过“好儿女志在四方”“我要做昆仑山上一棵草”这样的句子。后来因为工作，我数次翻越昆仑山巅，这才知道，做那个地方的一棵草并不容易。大风刮过昆仑，山上每棵草都在自言自语“哎吆，真是太难了”。采访徐爱侬老人时，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徐爱侬，上海人，好儿女志在四方，那年，响应国家号召，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兰州，然后转车到西宁。我愿做昆仑山上一棵草，所以又乘车去了二二一厂。”显而易见，为这次采访，老人在心理和语言两方面都做了准备。她用这两个句子开头，也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认证。我也总算历经半个世纪，找到了当年课本上这两句话的正版。老人从第一次招工，告别上海，讲到遥远的地方。从401车间的师傅讲到104车间的爱人。从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讲到生在火车上的孩子，再讲到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孩子。讲到失去孩子的往事时，她多次停顿。大家停下记录的笔，陪着老人默默掉泪。我必须得写下一句话，才能让这段令人窒息的安静和停顿过去啊：

徐爱侬看着金露梅盛开，看着银露梅盛开，然后从它们中间走过。徐爱侬看着昆仑的风雪降落，看着祁连的风雪降落，然后在风雪中走过。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天蓝得清澈，阳光如水一样明亮，伸出手似乎能拂过白云。站在星空下，能够谛听到宇宙渺远的声息。这也是性情乖张、反复无常的地方，高峻的雪山，昼夜不息的大风，突然降临的暴风雪，又高又远的雪域。他们在这儿生活，在这儿工作，在这儿出发，在这儿归来。

“我们一起去的四个小姑娘住在‘干打垒的地窝子里，四分厂的领导很关心我们，说小姑娘住在这里会有狼或者其他野兽，不安全，就把办公楼的厕所腾出来让我们住。那会儿年龄小，贪玩，下班了以后我们就大声唱歌，厂子里的领导说，这些小姑娘下班也不睡觉，开心得不得了呢。”5月28日，我们还是在浦东新区西营路114弄小区党员活动室，采访了索桂芝老人。她深情回忆了青春年华和青海岁月。我们问到老人目前的生活状况。索桂芝说，不想麻烦别人，不想麻烦到孩子们。二二一厂的老人们都对孩子们有亏欠，现在不想拖累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至于个人的生活，国家对我们很好，满足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丈夫得病去世得早了些，没有看到今天。唉！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直都顺顺利利的，不可能啊，这就是生活，就是人生。说完这些话，她深深叹息一声。老人还说经常想起二二一厂，连做梦也是年轻的时候，也是草原上的情景。采访结束后，小樊姑娘向老人建议：“奶奶到青海再看看去吧！”老人再次深深叹息：“很难了。”我在老人的叹息中，记下当时的一点感慨。

他们每人肩头都有一份担当。关于亲人和朋友，关于生命和奉献，关于热爱和责任。因为他们的工作，中国最特别的一片草场亮了。因为他们的劳动，中国最特别的一座工厂也亮了。他们守护在机组旁，行走在巡线的路上，一守就是三十年，一走也是三十年。被青春点燃的光芒中，是安详的老人，欢乐的童年，是怒放的雪莲和盛开的春天。光芒中，是所有的付出和流逝的年华，是所有的鲜花和珍贵的荣誉。在创造了人间独一无二的伟大物质的同时，他们用心描述了延伸在他们心灵中高远的精神历程。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们在新疆罗布泊附近的沙漠上进行了首次地爆核试验，爆炸当量为2万吨TNT，当时全国人民都在为这个事情欢呼雀跃，我当然早就忘记了刚分配时的遗憾，非常的兴奋，但是也知道自己和真正的生产部门相距甚远，每次在小楼看到草原上来的人都很崇敬羡慕，很想到生产一线去做点实事。”殷应庚先生曾是四分厂的财务科长。但他还会写七律，这是一般的财务科长没办法比的。1984年11月重登岳阳楼时，他写道，“四化未成人竟老，登楼犹抱范公忧。”但1984年的殷先生刚过不惑之年，尚年轻，这句子未免有故作老成之嫌疑。但时至今日，装或者不装，他的确是老了。他在接受采访时，白色衬衫穿得板板正正，但口袋里赫然装着一张百元大钞。录制视频的青年发现了，要求殷先生作为老财务人员，管理一下自己的财务。殷先生一边拿出钱来，一边说，这钱本来是要给你们买冷饮的，但你们硬是不让我买，只好装在口袋里。听到“冷饮”两个字，我们顿时感到上海的夏天已经很热了。汗流浃背中，我在笔记本上写上这几个词：

多年前，看过一部关于“两弹一星”的纪录片，也是众多见证者、亲历者讲述的故事。故事取名《铸剑昆仑》，这个片名自有深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许多铸剑神手都来过昆仑山，铸剑师旦融就是在昆仑山中寻得梦寐以求的绝世寒铁，用三年的时间铸成了傲视天下的神剑巨阙。巨阙是兵器，但我们没有见到用它来杀人的传说。而古代关于铸剑和拥剑神游的故事，都充满了优雅和孤傲的意味，充满了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剑”从来就是一种隐喻或荣誉，当它出鞘杀人之时，剑的精神就消失了。今天，我们面对殷应庚——共和国万名“铸剑师”中普通的一员，他们的初心就是对祖国炽烈的爱，是对民族的侠肝义胆，但最终的目标却是和平，所以，对每位老人的采访结束时，无一例外，都会看到源自国家的尊严和荣誉，看到化剑为犁的理念。

在采访前，我们被告知，朱贵福先生是个脾气倔强、比较古怪的老头，建议可采访可不采访。所以我们将他放在了上海采访的最后一日。我们心想，如果采訪不成，哪怕去拜访一下老人也行。因为堵车，我们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几分钟，我们见到老人时，他正急切地等待着我们，老人慈眉善脸，身体健朗，热情豁然。采访过程中，大家始终被老人的热情所感染、所激励，轻而易举，我们被带入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火热的生活。采访结束时，大家与老人依依不舍，有一位女孩抹着眼泪，与老人相拥而别。我向老人表达敬意时，他说，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本分内的事情。为“两弹一星”做出牺牲和贡献的人太多了，草原上的牧民兄弟为了国家，甚至告别了自己的家园。现在我们叶落归根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回到家乡了。晚上整理完采访笔记后，我在“朱贵福”的名字下面写道：

与朱贵福们到来的方向相反，世居在那片草地上的1700多户近9000名牧人带着帐篷、酥油筒、马靴、格萨尔王传以及所有的喜怒哀乐，赶着近27万头牛羊和马匹，舍弃故土，一步一回头，翻过一道又一道山冈，远迁他乡。这支队伍中的许多牧人正如诗歌中所说：“翻过最后一道山冈，再也没有回来。”在这种牺牲面前，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更加清晰。朴实而善良的牧人第一次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之间进行了选择，与那些远渡重洋、以身报国的学子相比，牧人的选择似乎更加艰难。从此以后，故乡真的就“在那遥远的地方”，只有梦中才能见到。我以为，这次悲壮的离别和默默的迁徙是另一个同样重要和生动的故事，我们期待着重归故土的人们能说点什么，譬如异乡的风暴、艰难的生活、长夜的思乡。我要告慰这支队伍中的每个人，国家没有忘记你们，上海一位老人也没有忘记你们，所有与这片土地有关的人们都不会忘记你们。

2021年5月29日，我们在浦东新区花木路500弄132号，见到了86岁的袁宝福先生。“1959年3月22日，我坐火车先到的兰州，当时兰州到西宁还不通火车，通车是1959年年底的事。在兰州待了12天，欣赏了小西湖、白塔山那些景区的风景。3月26日到了青海西宁机械厂。12月份回家探亲回来不久到了二二一厂四分厂403车间。干过电厂安装、锅炉检修等工作，最后一直干钳工到退休。我和其他招工入职进厂的人不一样的是，是二机部以工作调动的形式进入二二一厂的。当时我已经是有七年工龄的老工人了。”哦，老人的记性真好。负责担纲采访的杨玉婷问老人，到草原上时，有没有高山反应。老人摇摇头，那时年轻，什么苦都吃得了，不知道什么叫高山反应。玉婷继续启发提问，干活不累吗？晚上能睡得着吗？老人再次摇摇头，不累，只有在抡大锤时，才感到有些气短心跳。采访笔记上这句话的后面，我接着写道：

“两弹一星”精神在袁宝福为代表的普通员工身上，体现为一种高度。而这种高度首先是突然升高的地理海拔，一切的困难和问题都来自于这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任何的选择都极其困难，在这个高度上，我们见到从柴油机开始逐渐升高的架构，见到四十年如一日始终稳定的电压。见到站在这个架构背后的袁宝福，见到一个群体、群体的背影、群体的雕像。这种高度不再是含糊和抽象的概括，而是可以用他们的年华和青春进行换算的结果。这种精神也体现为一种长度。我们第一次可以把环绕基地的线路和无数的焊接点作为标尺来丈量一种精神的长度。乘上去青海的列车，袁宝福的身影离上海越来越远，离温暖的家和所有的亲人越来越远，但距离自我的信念和人生的目标越来越近。六十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来到他身旁，可以肯定，他不再是原来的他，这种在风雨和创造的历程中完成的洗礼有永久的不可替代性。这种精神还体现为一种温度，整个时代的体温，它穿越时空，承载着共和国的能量，行进在不断隆起的时代。这种精神也是一种厚度，在这种厚度中生长的不仅是奇迹和惊叹，也是整个民族生机勃勃的肌理和基于未来的关怀。这种精神当然体现为一种硬度，最初与之相当的是钢铁、技术难关，当钢铁被折服，难关被克服，岩石被穿透，煤块被燃烧之后，没有什么事物的硬度可以作为这种精神的陪衬和比喻了，“两弹一星”精神的质感和挺立的姿态就是由这种硬度决定的。袁宝福等老人平实朴素的叙事为我们领略和体悟“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提供了鲜活的证词。

张家港

2021年5月31日，我们结束了上海的采访，乘动车前往张家港采访钱玉英老人。采访组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来这里。事先获知老人身体不好，随儿子住在城郊。为方便采访，我们也住到靠近老人的地段。当晚，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天黑地偏，不见张家，不见港啊。第二天，我们通过其儿子，在张家港市杨舍镇东莱村套北家中见到钱玉英老人。与传说不同，老人精神健旺，谈吐自如。但无论如何，你无法相信眼前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就是当年四分厂那位有26年工龄的女电缆工啊。故事从1959年钱玉英22岁时进入二二一厂四分厂参加工作开始。如果你去过四分厂，目力所及仅是这个电厂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如蛛网般的电缆深埋在地下。以四分厂为中心，辐射到二二一基地的18个厂区。一个电缆工，要挖电缆沟，安装电缆架，敷设电缆，要钻阴暗的管沟，要抬几十公斤重的电缆，电缆头与电缆头衔接处需要切割和绑扎，手上没有一把子力气不行啊。电缆故障24小时都有可能发生，排查故障点一查可能就是一宿，种种因素制约着女职工介入这项工作，即便到了今天，电缆专业分工已很细密，但无论哪个环节，依然是女职工甚少涉及的领域。但在电厂筹建初期，就有一位身手敏捷的女青年，常常负重前行在草原漆黑的夜里。风雪与她相伴，跟在她身后不远处的狼与她为伴。对于一位女电缆工来说，每一次出工抢修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深一脚浅一脚，就这样走了26年，她由一位青年走成了老年。握着老人关节突出的手指，轻而易举，就能体察到她经历的全部岁月。她的丈夫、妹妹、妹夫、儿子、儿媳以及儿子的岳父、岳母都是二二一厂的工人，这是一份光荣榜，说起来至今还让老人激动不已。采访前，我们被告知，老人第二个儿子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草原，尽量不要提及这件往事。但老人在叙述中自己没能绕得过去。可她叙述的重心明显不在儿子因严重的高山反应猝发的心脏病以及他年轻生命的消失。老人反复叙说在抢救过程中，厂里的关怀和情同手足的同事姐妹们的关切。一位姐妹还为年仅18岁的孩子做了全新的衣服，说万一孩子在路途上没了，你给孩子穿什么呀……老人继续叙述：“我退休了，我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陪伴爸爸妈妈，伺候公公婆婆，譬如照看孙子孙女，可老伴儿走了，爸爸妈妈走了，公公婆婆走了，孙子孙女也长大了，自己变成了没用的人……”

我知道，老人的面前有录音和录像设备，它们全开着，老人的每句话都被记录着。可我，还是想在笔记本上记下老人所有的回忆。生怕落下一个语气一声感叹。但我写着写着，泪眼朦胧，无法继续。好在我就在门口，离开采访现场，平息了自己的心情，再次回到门口，聆听老人讲述。直到结束，我都无法在笔记本上再写下一句完整的话。这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又一个原版。将它作为故事或传奇听时，我们何曾动心动容过？但它是老人们内心永远的痛和无法释怀。而这类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当年在整个二二一基地上并不少见。我的同事杨玉婷在四分厂已经成为文物的发电机组前给前来参观的人讲完这段故事后说：“今天，我们留下了四分厂，留下了这些宝贵的文物作为伟大事业的见证。我们尽全力记下了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的姓名，以此來缅怀他们的业绩，来感受电力前辈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在电力事业中继续传承，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曾陪伴父母，最终留在草原的年轻生命，这里距离天空最近，这里距离天堂也最近，愿他们安息。”采访结束后，在拍摄老人的功勋章和纪念章时，我发现并列摆放在一起的一枚纪念章，上面的名字是张晔，正是钱玉英的爱人，同为二二一厂的职工。哦，钱玉英是张家的媳妇啊！于是，我在当天的朋友圈又写道：“我们来张家港，即使见不到港，能见到张家就心满意足了。”

江 阴

到江阴已是晚上了。采访组到宾馆休整，准备明天的采访。我和清山到定波新村拜访联络人。我们找到小区，找到楼号，正在路灯透过树叶形成的斑驳中辨认要去的单元时，三楼有人从打开的窗户探出头来大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从青海来的？”哦，说明他一直在打开的窗口不断向外张望，等待着我们啊。接头的关键词是“青海”！我俩同时应答：“青海。”引得路过我们的行人回头注目。这就是郭宗仪先生。他曾在四分厂做过十二年的外线工。在他的工作证上有一个醒目的红色“全”字，表明他可以在基地18个分厂自由出入，因为从四分厂出发的电力线路分布在18个分厂的各个关节。四分厂主厂房外墙上还能看得见当年书写的一个标语：“站在最前线，保卫毛主席。”郭先生清楚地记得当年组织人在墙上写字的场景。一个小小的儿童床贴着墙面挂在空中，汽机车间鲍国海站在上面写字，儿童床要调整和移动四次才能写成一个字。我问郭先生，鲍国海先生现在何方，郭先生说：“他目前住在江宁，参加当地书法协会一些活动，他的书法可以的。”（回到宾馆，我在前期联络梳理的名单中没有见到鲍国海先生的名字，说明我们曾经错过了许多人，也说明我们正在错过许多人）郭宗仪先生还补充道：“我看到过他拍的电视和照片，这几个字还清晰可见。”在郭先生热情帮助和主动联络下，我们在江阴先后见到并采访了韩一平先生、吕钦祥先生、胡玉宝先生、张志强先生、姚玉芬女士。韩一平先生年届92岁，为方便采访，节省时间，郭宗仪先生建议让吕钦祥先生到韩一平先生家里来，在电话里还特别交代，必须要有人陪着来。胡玉宝和张志强两位先生住得较远，他们身体还健朗，郭先生要求他们结伴到我们的宾馆来。而姚玉芬女士在养老院已经多年了，因防疫要求，我们无法去养老院采访。姚玉芬在要不要接受采访之间动摇时，郭宗仪先生不容分说，说你在原地等着，我来接你。他骑着电动车，直接将姚玉芬老人从养老院接到宾馆来。走出郭先生家门时，我内心感慨，时间就是一个口袋。没有内容的人生就是前心贴着后背的口袋。而苦难就是石头，沉甸甸的，在口袋里越积越多，越来越重，人们就带着这份沉重，负重前行。而欢乐就像一朵一朵棉花，人们需要多少欢乐，才能塞满人生这只口袋，才能平衡自己的头重脚轻，不至于被路途上的大风轻易刮走？

从柴油机发电，到小电厂，然后建起两台12万机组构成的大电厂，这是四分厂的历史主线。但这不是准确的事实描述。92岁高龄的韩一平先生1958年底到二二一厂报到，先参与了基地建设工作，后进入四分厂财务科，任第一任财务科科长，可以说他是四分厂历史的活字典。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说：“电厂建设历经三个阶段，建厂初期，那时整个十八厂区生活和建设施工用电全靠一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组，安装在总厂粮店那个位置，即电影院对面。随着各项工程的陆续展开，这台柴油发电机组渐渐支撑不住了，为了保证基地施工进度和将来的科研生产用电的需要，上级决定先动工大电厂的基础建设工程。1959年9月，大电厂建设破土动工了。那时的动工仪式很简单，筹建处李信主任宣布：大电厂动工开始。没有剪彩，也没有鞭炮，李信主任挖了第一锨土，基地最大的单体工程项目——火力发电厂就开始动工了。但当电厂主厂房建到12米高时，工程停了下来，因为基础施工，主要是混凝土框架结构施工所用的机械用电量很大，而当时各种机械设备还没有进厂呢，现有的发电机容量远远不够用。经周总理批准，先将大电厂工程暂时停下来，建一座小电厂，满足大电厂建设用电需求。为了加快小电厂工程的进度，集中精力办大事，当时由好几个单位共同完成了这项工程，小电厂建设的成功，为大电厂建设施工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按韩一平先生的叙述将电厂建设的历程重新描述一遍：柴油发电机组，大电厂建设（未完成），小电厂建设，大电厂建设（续建）。采访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老人“先大后小”的讲述可能属于口误，但讲到电厂主厂房建到12米高时，老人的回忆成为电厂传奇的有机组成部分。二二一厂历史的页码里，是大电厂催生了小电厂，小电厂反哺和养育了大电厂。这个模式在中外电力建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孤例。

韩一平不仅仅是四分厂建设的见证者，也是二二一基地建设的参与者。最初，他供职于上海联合出版社。该社后改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在上海，后来到了北京。哦，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经历。1958年初，响应国家劳动教育号召，韩一平成为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劳动教育工作结束时，他没能返回原岗位，经历了一段焦虑的等待，他接到单位通知，要他到二机部报到。当时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河南招工，然后带队到青海。他从河南清风、内黄、驻马店三地招收了七千民工，然后作为专员，带着清风方面的三千人奔赴青海。两列闷罐列车，三千基建大军，从河南不能直接到青海，只能到兰州。兰州下车后，他们辗转换乘了卡车和长途汽车继续跋涉，道路之狭窄山路之崎岖前所未见，车辆行驶时要不停地避让对面来的汽车。这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到青海，他和所带民工一样，内心充满忐忑。韩一平在经历路途颠簸和内心较量的同时，还要做随行大军的思想工作和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小小迁徙，但在韩一平的人生历程中，这是一场波澜壮阔事业的开端。七千建设大军中的绝大多数，在完成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后都回到了家乡，但韩一平留在了草原，一直到1981年退休，整整27年。感叹于韩一平先生的经历，我在笔记本的空白处写道：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要由有理想、有信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人和人民来认识、响应和投入。只有他们的参与和认同，才能促使一块土地真正意义上的诞生。大地修路，云端铸剑，在青海大地，“两弹一星”事业如此，青藏铁路建设如此，电网建设事业亦如此。韩一平是共和国的修路人和铸剑师中最为普通的一员，但他和他们勇往直前、无悔坚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今天事业发展的文化底蕴，也是我们创造新的辉煌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庄严地行进在高原上的每一列车，不断升空的宇宙探测器，比比皆是的超级电厂，世界一流的特高压电网，不仅搅动了停滞不前，而且确定了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对于千年寂静的高原来说，这是一个启蒙和召唤，因为它最终必须汇入人类先进文明的恢弘合唱。每一条通向远方的路，每一支深入太空的箭，都会沿着时间的方向为自身的价值所在提供更多的佐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必定会淡漠那些修路的人，那些铸剑的人，他们的姓氏，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幸福和痛苦，他们的理想和追求。需要我们记录和还原，尤其是还原精神的部分。我们既要修一条道路，坚守一条传递能量和光明的路，造福当代，铸一柄剑，守护家国，保卫和平，还要将他们造就的精神传承给未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全部价值。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对四分厂老人们的寻访工作受到了海北州委书记、“两弹一星”精神传承人班果先生的关注。他在百忙之中始终关心着采访的进展。6月2日，在刚刚结束全天采访之后，我接到班果先生的语音留言。他表达了对这次采访的关切和欣慰之情。他说：“现在，我也是二二一厂的一员。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老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传承下去。而传承的前提是要将存贮在老一代人生命中的精神矿藏和生动细节挖掘出来，记录下来，讲好故事。我非常看重你们组织的这次采访。期待通过你们的采访，让我们一起感受六十多年前老一代电力人在‘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这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采访工作极具价值，功莫大焉，希望早日目睹到工作成果。”班果先生的鼓励和期待，我所在公司祁太元总经理、毕红卫、林以东书记对该项目的重视和关怀，以杨道勋主任率领的项目策划、建设团队始终如一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做好前期采访、资料整理、文稿撰写的重要力量源泉。我想，只有竭尽全力做好工作，才有底气和勇气再次站在他们面前。

我们在江阴，还采访了袁宝福老人的徒弟吕钦祥先生，采访了胡玉宝先生、张志强先生、郭宗仪先生、姚玉芬老人。梳理采访名单，在上海，我们错过了蒋云开、周萍娟夫妇。在江阴，因故未见到武瑞清先生。无锡近在咫尺，但我们无缘见到陆松珊先生。虽然我们无论见到多少人，他或她其实讲的还是一个故事，讲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时代风云，讲的是那个时代的青春往事，讲的是在四分厂的难忘岁月。而这些建设、守护过共和国这座最为特殊电厂的先辈们，看似与高精尖的国防事业并没有直接联系，但精神血脉与“两弹一星”的精神图谱一脉相承。他们的故事就像草原上一条又一条小溪流，向着同一个方向流淌，最后汇聚成为一条巨大的高原内陆河——追忆之河，远行之河，奋斗之河。作为当事人、参与者、见证者，他们从工作生活的点滴说起，每句话都折射出国家、民族、正义、选择、命运、情感、时代风尚、价值皈依等重大主题，同时，我们还从他们讲述的字里行间看到自尊、寻求、正义、勇气，以及牺牲、忍耐之后的达观和依然纯粹，看到他们对传统美德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弘扬。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位老人说过的每一句话，即使这句话被所有的老人反复说出。这也是“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的反复印证和不断确定。我们遥祝这次没能见到的老人们健康长寿，我们期待与见过的老人们后会有期。2021年6月3日，采访了姚玉芬老人后，作为工作安排的内容之一，采访组成员还相互进行了采访，工作结束后，天已黑尽。作为长江源头的客人，我们去五公里之外的江阴长江张家港港区码头去拜访长江。到码头时，一场雨正在头顶生成，大风让整个码头动荡不安，气温很低，作为采访组带隊，我提到“失温”这个词，于是大家默默向黑沉沉汹涌前行的长江水挥手告别，结束了江阴之行。夜不能寐，在“江阴”两个字的后面写道：

多年前，曾写过一首题为《原子弹落在广岛那一天》的短诗，其中一节是：“三十年后/旧话重提/父亲愣愣的/没有爆炸过原子弹/甚至没有什么广岛/他一生只有过两头牛/一头黄牛/一头黑牛/黑牛总比黄牛懒。”当时的想法是，无论现代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可落后的民族以及人民又是怎样呢？我企图把原子弹第一次使用于人类残杀这样的大事情有意和父亲犁地、黄牛黑牛、保长逼债这种琐小的事情对比，产生一种效果。四分厂动工建设之时，新中国已诞生十年了，但和平尚未到来，依然面临着邻国“保长逼债”的局面，还要承受被强人“教训”“毁灭”的讹诈和欺辱。我们的采访正是将这个现实作为背景，通过四分厂前辈一段又一段朴素平实的故事，再现了一代人独特的精神状态。那段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岁月，通过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容而亲切的回忆和叙述，得以重现。我们从中看到，共和国的万名“铸剑人”行走在50年代末的风云变幻和飞沙走石中，行走在埋名隐姓和别妻离子的孤寂中，埋首在核子的奥秘和掩体的冰凉中。在他们至今仍然单纯的激情面前，整个时代最令人神往和敬仰的部分复活了，我们从而再次理解了塑造历史和被历史塑造、支撑理想和被理想支撑的全部意味。而构成“擎天巨剑”的材料中，他们的精神才是最坚韧和持久的部分。这些默默支撑过我们天空的无名人，永远不会比某个明星著名，但明星永远不会比他们更重要。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内在特征。而时代的特征主要由人的特征决定。

南 京

2021年6月4日，大雨之后，天气晴好。我们一大早出发，到南京采访。连日工作，精神倦怠，无心欣赏江南夏日的连绵绿海，两小时车程，数次入梦。梦中还是老人们的声音。韩一平说，那年，我从河南带了3000人，到基地一看，一片一望无际的荒草滩（美丽的金银滩也埋名隐姓，隐去了自己的美丽容颜，在人们眼里，变成了荒草滩），大家傻眼了，我也傻眼了。大家一致认为是我欺骗了他们。哈哈，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吕钦祥说，我的愿望就是到班组工作，到班组工作多好啊，还可以学技术。我个头矮小，比较适合在狭窄的场地工作。胡玉宝说，刚进厂，我个子比较低，师傅将我带到一个较高的阀门跟前，看我够不够高。师傅看我能够得着，说，那就这样了。姚玉芬说，青海气候不好，花草树木长得慢，孩子长得也慢，个子比城里的孩子矮一头，体质也差一些。而且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就这么混过来了。郭宗仪说，电厂是二二一的心脏。电厂完了，一切都完了。午时到达南京。二十六年前，我曾来过南京，那时的样子早已忘记，今天我们得重新打量。但我们没时间相互打量。午后到虎踞路64号，采访原国营二二一厂四分厂高级工程师王大华先生。王大华先生是天津人。生于1941年，1963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当年分配到二二一厂，1992年退休，随妻子（原二二一厂护士）回南京定居至今。在青海工作29年，在南京退休定居29年。两个29年之后，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许多人他还记得。我给他看了一路上采访的老同志的照片，他说认不出来了，但名字熟悉。还能说得上关于这些熟悉的名字后面的一些逸闻趣事。他就是那个下班睡觉时也抱着电话机的人，时时刻刻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王大华先生离开二二一厂时，该厂已接近销号撤厂。他目睹过一场又一场的欢送会和离别场景，在锣鼓喧天、鞭炮阵阵中，有的握手挥别，有的抱头痛哭。二二一人在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后，在此一别，各自天涯，汇入茫茫人海，从此音信渺茫。王大华先生说，有的人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当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采访王大华先生的照片，将老人命名为“中国超级电工”，点赞的人比平时增加了一倍。那天晚上，我在秦淮河璀璨的灯火映照下写道：

前期采访结束了，我们在前辈们的追忆中，再一次看见那贯穿四季的沙尘、日夜奔走的狂风。看见在这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创造历史的人们就在烈日的焦点和风暴的中心。看见他们亲手修建的厂房，亲手架设的线路，沿着草原涌动的山脊，从新中国的期待和人们和平安宁的梦境中蜿蜒而来，越过自然和技术双重的海拔，到达我们的视野和世界的目光。在先辈的叙述中，那座已经成为文物的建筑重新焕发生机，像一棵在勇气和心血的沃土里长大的树，也像一柄在信念和劳动的火焰中铸造的剑，刺破青天，惊醒古老洪荒的寂静。在点亮二二一厂、为伟大而特殊使命提供能量的历程中，四分厂人的承诺就是最平凡的守候，他们的使命就是最持久的追随。在先辈们的叙述中，那座被汗水浸泡和风雪洗礼的电厂，注定要被时代和历史永久铭刻，这是他们用信念、心血、汗水筑就的丰碑，他们塑造了这一工程的体量、身姿和电网辐射覆盖里程，穿行在回忆和现实之间，追随他们生命和热血而来的新时代光亮，带着激情和信念，进入这片土地生长的季节。

西 宁

各位老师、朋友，大家好！采访写作组上海方向的前期采访正式结束。我们辗转上海、张家港、江阴、南京四地，连续工作十三天。我们所获比预期要丰沛得多，我们采访的内容由历史记忆和时代情怀两部分构成，贯穿始终的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延伸在四分厂前辈心灵中高远的精神之路。采访的过程，是我们沿着时光的方向重新体验和感受的过程;是我们沿着电力前辈的心路历程，被感动和净化的过程;也是眺望四分厂输电线路远去的方向，向老一辈致敬的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创造的传奇，他们刷新的数据，他们骄傲的名字，永远标注在地球第三极的风雪之巅，标注在一代人的记忆中。随着日月的推移，他们所昭示的品格气质将更加出类拔萃、不同凡响，值得我们永远珍惜。采访写作组的每一个成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谢谢大家。无论过去多少时光，我们也会记得一起工作的这些日子，因为它是我们用汗水、泪水和心血擦亮的日子。大家落地西宁后，稍事歇息，开始后期整理资料和写作工作。此工作群继续保留，我们随时在此集合，讨论创作方向和审读已成稿件，交流创作心得和体会。祝各位回家快乐，创作顺利，并注意预防高山反应。”

这是我們乘坐的航班在西宁落地后，我作为领队发在采访工作群里的一个工作提示，也是上海方面采访结束时的一个小结。

接下来的日子，写作组正式进入创作阶段。在此期间数次召开创作研讨会议，经过50天日夜兼程，阶段性完成了采访创作任务，成稿20万字。这些文字的情感资源，无疑首先来自于四分厂的前辈们，来自于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自于那些优秀的钢铁，来自于精神的感召，来自于作者对电力前辈由衷的敬意。也来自于作者特殊的阅历和诗性的气质。作者陶锋从风华正茂的年月开始，先后生活工作在风雪祁连和瀚海柴达木，用整个青年时代光荣地见证了大电网进入海西，青海全省户户通电、电力天路从日月山启程，途经漫漫瀚海，跨越茫茫雪域，一路穿越高山大川，飞架裂谷天堑，艰辛跋涉的壮丽行程。加上他小说家善于架构和缜密严谨的气质，赋予文字以历史感、时代性、传奇性兼具的品质。作者子麟长期生活工作在海北电力，温良敦厚，勇敢执着，有多年报告文学写作的经验，她的文章立意高迈，结构严谨，叙事生动，感人至深。作者玉婷聪慧敏捷，自由奔放，多年来倾心于心灵探究。她本来是从海东公司借调来为四分厂写解说词的，但她说，不见人怎能说事啊，于是她参加了采访，为我们贡献了具有阅读和欣赏价值的美文。采访团队中担任“剧务”和联络工作的清山姑娘一路辛劳有加，在参加采访徐爱侬和钱玉英两位老人时，听到感伤和动情之处，默默陪着两位老人流泪，采访结束，她擦干眼泪，要求承担这两位人物的写作任务，当时我略有犹疑，因为她没有任何写作经历。但她的坚决和恳切让我无法拒绝。事实证明，即使没有经验，凭着浓烈的情感，她也能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常彬姑娘是采访团队中的重要一员。在采访的日子里，她在上海、南京当地统筹借调了两支专业拍摄团队，有力支撑了我们的工作。每天，无论多么晚，她会将采访素材按后期剪辑制作团队要求，下载传送到西宁。采访途中，她的“自信和优雅，成熟与活泼，诗情画意的内涵和温婉飘逸的外在（同行者子怡语）”深深感染了我们。6月的最后一天，她在工作群里突然向我们挥手告别：“各位老师，上午好。因故我不在原公司工作了。曾经的相识相知相伴记忆犹新。我们一起共事的项目足以品味一生，也可让他人羡慕一生，感谢公司让我和各位老师有这一段缘，今天轻轻地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也满心地期待再见。我是你们永远的常某。”常彬姑娘在前行的路口，向我们挥手，还不忘提起我们共事的项目。这位90后女孩，一定是在采访途中，被90岁上下的祖辈们的非凡经历和精神境界所感染，在特别的叙事氛围中，先是惊讶和惊诧，然后是“足以品味一生，也可让他人羡慕一生”的感动和感慨。

再访四分厂

2021年7月6日，再访四分厂。在四分厂门口，重新打量这座为共和国“两弹一星”事业提供能量的特殊工厂，回想我们见到的曾经将青春年华奉献在这里的老人，回味他们在这里经历的每一个平常而特殊的日子，重温他们对自己的事业一以贯之的敬重和持之以恒的热爱，我坚信，这座工厂不再像众多的退役者，最终将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它的物理形态或许不能永久站立在高海拔性情乖戾的风吹日晒中，但它的精神形态将永远挺立在时代的传奇和我们的内心。遥想当年，这里曾经有近千名职工，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每天通过这个大门，早上是来接班的人，晚上是来换班的人。在千人队伍中，我似乎看见了在卸煤时失去了左腿的张瑞林，看见了锅炉工徐贵新，看见了钳工袁宝福和他的徒弟吕钦祥，看见了带着三千民工奔赴在路途的韩一平，看见了守在电缆焊接点上的钱玉英，看见了一代“我愿舍家卫国”的电力工人。

从这里出发，继续往前走。在大门至照壁之间，经过原驻军部队营房的遗留，回想当年，日夜守护着电厂安全的战士，站立在每个重要的关口。几十年之后，他们才知晓曾经为共和国的“铸剑”事业站岗放哨。今天再也无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经过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似乎还能感觉到笔直的身姿、庄严的神色。继续往里走，隔着一片草地，能看见四分厂的食堂和幼儿园曾经的位置。当年上下班路过这里的职工，能远远听见孩子们游戏和唱歌的声音。转眼间，孩子们长大了，接过爸爸妈妈手中的扳手和焊枪，接过安全记录和运行日志，也接过他们的信念和信仰，继续守护着电厂。张晔、钱玉英夫妇的儿子张晏龙就是在这个幼儿园长大的。儿媳张亚静也是这个光荣队列中的一员，她在电话的那端说：“我也是二二一厂的职工，从1978年到1986年，17岁到25岁。我最美的花样年华，都留在了青海金银滩的草原之上。”

往前走，就可以看见世界工业史上独一无二的四分厂冷水塔。经典的冷水塔都是双曲线型的，这是从结构、经济、效果等多方面考量和比较的结果。但四分厂的冷水塔是方形的。当年美苏始终警惕新中国的核武研制，经常派侦察机入侵我国领空，监视和干扰我们的核武试验。老人们记得，有一段时间，二二一基地上空常常看到美苏的飞机。电，是开展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基础。美国将一切可疑电厂作为重点打击目标。为了迷惑敌人视线，更好地掩护核武研制工作，四分厂的专家们集中智慧，结合高原的气候条件，进行了技术创新，将冷水塔外观改为方形。它能正常发挥通风冷却的核心功能，夏季正转降温、冬季逆转化冰。它还发挥隐蔽和掩护功能。如今，它站立在我们面前，优美的双曲线幻化为棱角分明的立方体，简洁的造型、稳定的结构，矗立为冷却塔建筑史上的绝唱，也成为共和国从铁桶般的封锁中突围的具体见证。

往前走，来到404机修车间。与第一次来到这里有所不同，这里陈列的不再是冰冷的机床，而是二二一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为满足科学研究和试验要求，二二一厂必须要建立一个发供一体的完整电力生态。为解决大小设备“国外不卖给，国内买不到”的困扰，二二一厂必须要有一个机械加工、零部件制作功能齐全、运维一体的生产运维系统。机床珍貴，是全国人民从一粥一饭、一针一线中省出来的;人才难得，车间集中了当时在设备制造方面尖端的技术工人。现在，再次穿行在机床之间，感觉到的不再是车间退役后人去屋空的寂静，而是重新置身于那个闪光的岁月。机床与机床之间，站着耐心研磨的师傅，还有聚精会神的徒弟。他们正在加工一个配件，正在修复一个零件，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而当我走出车间的大门，迎面而来的还是那些迟迟不愿离开的师傅们。时间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二二一厂已销号撤厂，电厂也移交给地方政府。但曾在车间与机床朝夕相处的四分厂老人，怕新来的员工不会使用机床，主动留下来，将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杨幼军的师傅是山东人，他儿子不远千里赶来，接父亲回家。但师傅一边抚摸着机床，一边指着围在现场的杨幼军们说：“这么些好东西，可不能毁在这些娃娃们手里，我得把他们教好了，才能放心离开。”在这近乎执拗的守护中，我们轻而易举就能体察到，他们守护的正是心中不灭的责任和信仰。听杨幼军说，404车间的这些设备，如果通上电，至今还能正常运转。我期待有一部电影，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从这些曾为伟大事业服役的机床开始。某个早晨，灿烂的阳光洒遍车间，机床焕发生机，重新运转，昔日重来，机床旁，站着耐心研磨的师傅，还有聚精会神的徒弟……

往前走，是办公楼，经过财务科，这里不再是一个空空的铺满灰尘的办公室，我看见年轻的韩一平、殷应庚分别坐在不同的时间里精打细算。他们了解每一种原材料生成的价格，他们掌握每一度电生成的价值。往前走，走进汽机车间的管道间，走进由管道间改建的展厅。左侧是一些书籍、资料，大型设备零件。中间是一些电表、电话、防毒面具、显微镜。右侧是磨煤机、钻床、开关等。再次见到它们，仍然是一些陈旧的物品，仍然是早已冷却的铁质，也是在稀薄的空气里生锈的时间。但我同时还看见四分厂时光的切片、历史的容颜，看见一代人曾经沸腾的激情，以及他们矢志不渝的坚守和坚持。打开一张绘制精美的管道图，相当于打开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在图纸审核一栏中，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志强慎重签名的情景如同昨日。我也看见胡玉宝在灯光下伏案编程的剪影。正是他，编写了化学水处理的最后一次运行规程，设计了最后一次水处理设备的图纸。当年遗留下来的旧资料、老物件，静静沉睡在这里，我们已经无从知晓这些旧物件具体的来历和它们背后的故事。但我们知道每一个老物件背后，都有一个与青春和奉献有关的故事。

再往前走，就是汽轮机房。这是整个二二一基地的动力之源，也就是电厂的心脏部位。两台机组，完成了历史使命，已静默多年。关于它们的故事却完好地保存在四分厂每一位职工的记忆中。二号机组产于苏联卡鲁斯基汽轮机厂，属于抽气式汽轮发电机组。刚刚装好，苏联专家就撤离了，根据苏联政府指令，将所有的机组说明材料也带走了。四分厂的前辈们，在没有操作说明的情况下，不眠不休，硬着头皮咬着牙，将这台机组的使用和维护工作拿下了。当我第二次与机房内的硅胶人相遇，已经能完全认出他们，并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这位站在机组旁的男职工，就是我们在上海见到的朱贵福师傅，1964年毕业于上海市劳动局第三技工学校，学的是钳工，分到407车间，从事热力工程自动化，工作是检测维护各类仪表，如流量表、温度表、压力表等，后来又担任了七八年自动班的班长，最后调到汽轮机车间。每到一个新的岗位，朱贵福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从不放弃。他从上海出发到草原时，还是一个十七八的少年，父亲唯一嘱咐他的话是：男孩儿就是为国家养的。到了四分厂不久就入党的朱贵福，用一生的实际行动，兑现了父亲对他的叮嘱，他一辈子都把党的话放在心间。与朱贵福并排站立的女职工，就是青年时代的索桂芝。

从汽轮机房到主控室的这条路，是四分厂的老前辈经常要走的一条路。四分厂单独运行，需要24小时值班来维持电压稳定。师傅们经常在这条走廊来回穿梭，检查设备、查看数据。虽然四分厂是发电厂，但在当时，电是稀缺的资源，四分厂的前辈们都舍不得用电，自己节省一点，其他一线厂区就可以多用一点。所以，晚上检查设备的时候，师傅们都是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在这条走廊穿梭。哦，煤油灯照亮的不仅仅是这条走廊，而是整个二二一的夜空和前辈们前行的道路，现在，轮到照亮我们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前程。在主控室，站立着一位接打电话的硅胶模型，他的原型叫王大华，正是我们在南京采访到的那位老人。1963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风华正茂时来到草原，做了多年的值长，全程监测电压、电流，水温、气温、液压等各种仪表，等于各个班组车间的运行情况都汇集在他面前的面板上，工作期间全身心投入，遇到紧急情况还要立即发出准确的调整指令，这要求他对几乎所有车间的运行技术有全面的掌握。王大华，用他的努力和刻苦，将自己修炼成电厂的一部分，将自己的人生节奏融入到设备平稳有序运行的节奏里，逝水流年，整整29年，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孵化出大草原一次又一次美丽的日出。

四分厂的故事是这座建筑成长和塑造的历程。建筑的基础和材料是“中国超级电工”青春的付出和生命的奉献。而这座建筑的风格和气质与“两弹一星”精神同源同构。所有的回忆，所有的讲述，所有的记录，是对二二一厂历史和电厂建设人物群集的敬意。每一位老人的回忆再现了一座电厂——壮观的物质现象诞生的始终，表达了一种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生成和凝聚的全过程。回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磁性和张力，是前辈们在岁月的风雨间值得回味的体验和收获，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创造的律动。这些存留于时光和生命行距间的诸多感喟与沉思、欣慰与收获，值得我们永久珍惜。而我们的叙事，以前辈们的精神境界立意，以他们的平凡人生结构，以时间和事件发展为线索，写实与表意并行，典型集合，聚焦呈現，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再现四分厂前辈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

设备区是我们对四分厂纪念和缅想之旅的终点。四分厂正式退役已经14年了，设备区地面已长满牧草，与草原连成一片，羊群在草地上流连，像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端子箱、变压器、电缆头，在风雨侵蚀下面目全非，通向基地四面八方的线路踪迹全无，所有的故事在此结束。而设备区钢铁构架的挺立和向远方张望的姿态，以及不远处沿着涌动的山脊蜿蜒而来的特高压线路，风雨兼程，已然远行，像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头，也像是指向未来的路标。

新的旅程在此开始，新的故事早已开篇。

马海轶 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歌、散文、评论专著《秘密的季节》《夏天反对斑鸠鸟》《公交站遇见豹子》《西北偏北的海拔》《旁观》等。曾先后获青海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