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婷

陶行知（1891—1946年），安徽人，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中國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义战士、大众诗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把“教育救国”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断探索教育新路;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民主救国。

陶行知的一生，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时。他生活于旧中国，在一无权、二无钱，办学靠募捐的困难条件下，前后创办了安徽公学、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他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等，为中国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人才，为抗日救国输出了大批骨干力量。抗战时期，重庆就留下了他疾行的足迹。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草街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1946年1月，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今天，在重庆合川陶行知先生纪念馆，展陈有陶行知先生生平事迹，其中“国难教育与出国抗日”就是他“教育救国”理想信念的生动写照。

国难教育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同年，北平（北京）“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上海各界群众积极响应举行抗日游行示威。陶行知、沈钧儒、胡愈之等281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反对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由外来势力策划的特别行政组织，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六项主张。同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

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陶行知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确定“国难教育”的目标为推行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由此，普及教育运动与大众教育运动转向共赴国难的国难教育运动。

1936年2月，国难教育社成立，该社宗旨是：“实施国难教育，以启发人民大众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主权领土完整”。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5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发表由他起草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国民党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一文，指斥中宣部歪曲事实，不是唤起民众抗敌，反诬救国运动为“反对中央、颠覆政府”，为虎作伥，实为亡国之政策。5月31日，陶行知、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宣传抗日

1936年7月，陶行知受救国会的委托，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开始出访欧美亚非四大洲。他所到之处无不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同时争取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的支援。

同年8月，陶行知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作《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制》《中国普及教育》等专题报告，各国与会代表认为这是殖民地普及大众教育的好办法，印度、加拿大、墨西哥代表特别重视，约请他去演讲实施小先生制的经验。9月，陶行知与陆璀、钱俊瑞等13人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第一次会议。

1937年7月，陶行知出访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国会演说，主张全世界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势力，争取和平民主，并对加拿大援华医疗队发表讲话。期间，他与白求恩大夫会面，邀请白求恩大夫前往中国延安支援中国抗战。

同年8月到9月，陶行知出访墨西哥，拜访墨西哥总统，向南美国家华侨代表演讲，介绍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抗战情况，呼吁南美华人支援祖国抗战，并在墨西哥大学作了为期10天的抗日演讲。

1938年2月，陶行知和中共代表吴玉章等一起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他在会上指出：“日本的战略物资和武器17.4%是由英国输入，强烈呼吁英国和欧洲各国对日实行禁运。”在伦敦期间，陶行知三次瞻仰了马克思墓，咏诗赞颂这位历史巨人—“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注：“二四七四八”是马克思墓的编号）。

同年8月陶行知抵达印度，出席印度大会领袖及学生代表举行的茶话会，在孟买谒见圣雄甘地，会见诗人泰戈尔……

陶行知1936年到1938年的欧美亚非之行总计行程十万余公里，足迹遍及28个国家和地区，七次进美，六次进法，五次进英，四次进加，三次进比、德、锡兰，两次进埃及、印度、新加坡，到过一次的有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提、意大利、墨西哥、爱尔兰、荷兰等。两年多时间，他不停地为祖国抗战奔走呼号。一天，他离开纽约去底特律，为福特汽车总厂的工人作演讲。出门前，他发现鞋头上有一个小洞。这双皮鞋是从祖国穿来的，它随着陶行知穿越了大西洋、太平洋，到过英国、法国、德国，然后来到美国，可算是万里奔波了。陶行知只有这么一双像样的鞋子，他找到了路边的鞋匠，想请师傅修一修，可鞋匠看了一眼便说：“这鞋子无法再修，只能扔垃圾桶了。”没办法，陶行知只得自己学着修，虽不好看，但不仔细看，倒也看不出来有洞。就是这样，他穿着这双自己补了又补的黑皮鞋，把募捐来的钱款和自己的演讲所得，寄回祖国请宋庆龄先生购买医疗药品支援抗战。

一路上，陶行知动员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竭力宣传组成联合战线，批驳错误言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开展世界联合反法西斯、兵役、抗战教育等工作，中心是要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在国难之际变为勇猛的斗士，成为外交活动家和抗敌救国的宣传家。 （部分资料来源《陶行知与育才学校教育实践》）

图片/重庆市合川区文物管理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