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从1978年至今改革的历史逻辑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先是从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转轨，改革对于各群体而言利益增加的多，利益损失的少，是一个市场不断发育的阶段；再是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胶着，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是许多繁重改革任务要完成的阶段；最后是从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剩下要改革的是难度最大的体制改革，是改革攻坚的阶段。

一、为什么要建立一门二元体制经济学

我们为什么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二元体制的逻辑分析框架和方法体系，是因为对于研究中國当时改革而形成的各种转轨和过渡等经济分析范式，都建立在改革会在5年左右完成，最多不会超过10年的假定基础上。5年左右，近乎瞬时转轨，确实可能不需要一门长期可用的经济学去分析它。的确，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大部分在5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它们从一元计划到一元市场体制的转型。然而，中国二元体制的改革已经历时42年，至今还没有结束，可能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经济学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并存经济体。研究发现，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需要历时50余年，甚至接近60年才能完成二元体制转型的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国土面积大国。因此，结构转型的发展经济学、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和临时性的转轨经济学，似乎在一些方面有不适应之处。

二、一元体制向二元并存改革：放松禁锢，经济强劲增长的年代

1978-1998年是从一元计划经济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转轨释放活力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一元计划经济体制从不讲个人和家庭利益，逐步向实行计件工资、奖金和多劳多得的体制转变和释放，除了坚持计划购销和生产的国有和大集体经济外，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部分为横向需求生产、乡镇和城镇大集体企业兴起等由市场决定的经济领域在扩大，活力在释放，初步形成了利益驱动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格局。1992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并且启动了调整所有制结构、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外企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城乡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普遍进行了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改革，形成了国有和大集体与个体私营及股份制经济二元扩大和并存的局面。这一阶段时间长达20年。

三、二元体制并存和胶着的改革阶段

1999年以来是二元体制此消彼长和转轨胶着阶段。从要素配置方式上看，农村劳动力可以向城市流动，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户籍管制、教育歧视、土地非市场化粘性和居住高成本等计划行政性管制，阻碍了市场化和市民化进程。资本既可以由供求数量和利息股价等信号调节而进行市场化配置；又被大银行垄断和歧视性放贷、发债和企业上市等含有计划因素的市场和体制所扭曲。既有市场配置的一面，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园地和农民耕地可以出租性流转，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城镇部分土地（如房地产商的储备土地和开发项目）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转让交易等；也有计划调节的一面，如农村集体土地被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和高价垄断出让，政府下达用地计划、用地指标管理、禁止城乡土地二级市场交易等土地计划和行政管理。这种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和胶着的体制，一方面，给各类经济主体创造了创新创业经营的空间，使经济具有活力；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市场和阻隔了要素的流动。结果就是，从生产和供给方面看，造成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大量闲置、低利用和浪费，即体制性剩余。这一阶段也长达20年。

四、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

2021-2035年，应当是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完成转轨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应当是坚决推进二元体制向一元并轨，而不再留恋、继续保持或者修补二元并存体制。从要素配置体制看：在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方面，废除人口生育和迁移的准生和户籍管制，义务教育对新市民均等化，住宅由个人建房、合作建房、公租屋和房地产商多渠道供应，进城人口耕地、宅基地应当通过出租、托管、入股和出售等市场方式退出。在资本配置方面，降低银行集中和垄断程度，加强银行业竞争，缩小存款和贷款的利差，禁止贷款在供给额度和利率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对国有企业贷款的损失与对待民营企业一样追责；在债券市场和企业IPO上市及其对企业借债和上市公司方面，民营和国有控股企业平等准入，公平监管，纠正和消除偏国有嫌民有的倾向。在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要推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质的土地资产化，对耕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等加快真正确权的进程，大幅度延长土地使用年限，各类土地到期后无偿续期，土地使用财产权可以继承，放开城乡土地的二级交易市场，土地可以出租、入股和抵押。在国有企业和新兴集体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实现形式和体制设计方面，需要与要素市场化和产品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耦合接轨，实现所有制结构合理和市场体系的顺畅运行。最终，在要素配置方面，形成一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