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

一、市场化改革的三条经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创造了全世界范围内罕见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跃升到2020年的17%，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经验和规律值得研究和探索，我从中概括出以下三条重要经验与大家讨论。

第一，实施渐进式改革，不搞急转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果，首先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深化。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连续42年的经济正增长。

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经历了四级跳的历程：第一步，1979-1984年，引入市场机制，让经济初步活跃起来。第二步，1984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开了大门。第三步，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第四步，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定型、高水平。与不同的改革阶段相适应，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也展开了市场化改革。

第二，立足国情进行顶层设计，并勇于进取。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每年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集中体现了党对如何开展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既立足国情，又勇于进取，不失时机地推进。

第三，将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惠及全国人民。开展市场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造福全国人民，让人人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具体体现在：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买方市场格局的形成；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生态环境改善。市场化改革到一定程度，就要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必然会降低发展速度，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符合经济从低向高、从粗放向集约、从外延到内涵，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规律。

二、怎样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1年到2035年，我国仍继续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据测算，我国将于“十四五”后期，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跨过中等发达国家门槛（按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标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经过这两级跳，我国经济发展将再上一个大台阶。

为实现上述两级跳，我们必须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进一步构建高水平的更加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不少体制性障碍，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亟待解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对国有企业来说，主要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動国企在创新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要很好地保护非公经济产权、促进非公有制资本自由流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素市场化配置也很关键。只有真正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增长。在我看来，这是当前推进现代化建设涉及面比较广的改革难题。

与此前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不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涉及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多方面，各有特殊的情况和挑战。比如资本要素的配置，近些年来，上市公司注册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土地改革方面，各地正在探索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目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已开始可以入市；劳动力自由流动涉及户籍制度改革，一些地区已经放开落户限制。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推进其优化配置，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工程。目前，我国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还处于起步和发育阶段，市场规模还较小，需要加快推进相关体制机制建设。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尚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障碍，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深化市场化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攻坚克难，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的“四梁八柱”的改革上突破创新，更好地发挥综合改革效能和整体优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应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中。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政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更加完善、成熟、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此，有必要继续提出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一个建议，即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大力度的“顶层推动”和落到实处。

回顾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史，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顶层设计。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都是非常好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只有好的规划设计，却不去大力推动实施的话，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难以完满实现。

当下，“十四五”规划已然开始实施，中国继续奋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机遇与风险并存，发展与挑战相随，中国将以更高水平和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来迎接挑战、化解风险、克服困难、促进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正在继续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更加重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决防范改革方案和进程受到一些部门、地区利益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和抵制。同时，尤须强化对“顶层设计”的“顶层推动”和督促落实。只有这样，深层次的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