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十五年（756）的一个秋夜，蜀郡（今成都）行宫里，孤灯挑尽，夜雨闻铃，窗外，落叶满阶，秋草无色。因安史之乱仓皇入蜀的唐明皇，惊魂甫定，痛定思痛，想起昔日的开元盛世，满眼繁华，想起曾经的春宵苦短，芙蓉帐暖，想起自己最信任的安禄山举兵掀起“安史之乱”，最宠爱的杨贵妃在马嵬坡花钿委地，想起曾为盛唐大厦柱石、忠言逆耳的张九龄，不禁老泪如秋雨，几度失声。此时，被史学家誉为盛唐最后一位名相的张九龄，已经被贬去世16年。一想起这些，唐玄宗就后悔莫及，长恨不已，悔不当初没听宰相张九龄的意见，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留下了安禄山这个祸根。

在唐玄宗的追悔怀念中，一位开元名相，一个诗坛领袖，一种盛唐风度，飘然走进了我的视野。

最早读到张九龄，是在《唐诗三百首》里。开篇便是他的两首五言古诗《感遇》，一写春兰秋桂，一写江南丹橘，借物喻人，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当时印象，是把张九龄作盛唐大诗人读，未当开元最后一个贤相看，对诗中寄意，缺乏质感，更别说他载入青史的功业，标榜一个时代的风度。

后来喜欢读张九龄，就不仅因为唐玄宗对他的念念不忘发人深思，也不止由于他的诗坛名望引人仰看，而是他的风度。想探究那个与燕国文章并列的曲江风度，是如何的有魅力，翩翩了千年。

曲江在今天的广东韶关市，现在的韶关是粤北重镇，千多年前却是待开发的蛮荒之地。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张九龄出生在韶州曲江一户官宦人家，是西汉留候张良的后人，西晋名臣张华是他的先祖。应该说，张家是较早到岭南地区开枝散叶的客家人。

张九龄还在娘胎里，就与别人不一样，似乎知道自己日后会成為代表盛唐风度的一代名相和大诗人。在娘肚里满了十月，还不肯降生，嫌始兴乡间太小，非等父母把家搬到当地人眼里的大地方曲江才落地。五六岁能吟诗作对。七岁在宝林寺与太守对联，一来一往，满座皆惊。太守出“白面书生袖里暗藏春色”，九龄对“黄堂太守胸中明察秋毫”，太守又出“一位童子攀龙攀凤攀丹桂”，九龄接对“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真实也好，后人附会也罢，两副联语确属佳对，趣味宛然。民间甚至把神童九龄神化了，至今韶关一带流传着少年九龄“捉鼠解朝廷”和“研墨泼天降雨”的故事。至于豆蔻年纪就写信给广州刺史王庆方，自荐诗文，此事唐书有记载，王庆方还称赞“此子必能致远”。

武则天长安三年（703），曾三起三落三任宰相的张说，因不愿为张昌宗作伪证，第一次被贬南海边的钦州。张说就是前面所说“燕国文章”的主人公，他因功封为燕国公，长于碑文，风格雄壮，诗亦有法，为当时文坛巨擘，与同时的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他路过韶州，看到张九龄的文章，眼睛一亮，夸奖“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多年的密切交往。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张说第二次拜相，此时张九龄已是司勋员外郎，早对他心怀好感寄以厚望的张说自然赏识有加，还与他论谱叙辈，称赞是“后起词人之冠”。张说的看重和提携，张九龄名气大涨。不多久便擢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开元十七年（729），张说第三次被起用为宰相，又多次推荐张九龄做集贤院学士。

张说曾是唐玄宗当太子时的侍读和密友，为玄宗登基立下大功。玄宗虽然两次因人弹劾罢过他的官，但始终信任其忠诚。张说死后，唐玄宗想起张说之言，于开元十九年（731）把张九龄从岭南道按察使、桂林刺史任上召回京，提拔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负责起草皇帝的敕文。一年后又升任中书侍郎，兼知制诰。开元二十一年（733），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主理朝政，还兼修国史，可见玄宗倚重之深。

张九龄虽是张良之后，但并非望族，又偏处岭南，竟能从荒远的曲江，逆袭成为大唐帝国皇权核心的一代名相，引领盛唐诗风的诗坛大家，他的经历和成就，使寒门学子尤其是岭南的读书人励志了千百年，又被誉为“岭南第一人”。

张九龄现在成了韶关的一张名片，当时曲江也是张九龄的自然地理标志。唐玄宗嘉许他，授他曲江男爵位，他也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曲江集》。曲江，是流在张九龄血脉深处的一泓秋水，是飘在他情怀峰峦的一挂春岚，是他才学风仪的独有胎记。曲江风度呼之欲出。后世有人以唐玄宗之事，借唐玄宗口吻，写了一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人们还将曲江风度与燕国文章相提并论，来褒奖人物，以张九龄与张说并列，褒扬衡重，如定盘的双星。

辞海对风度的解释，是指人的言谈、举止和仪态。这些是直观的外表形象，偏重形而下的东西。张九龄用一生诠释了“风度”一词。他不仅注重个人“耿直温雅、风仪甚整”的仪表，更追求自己品格性情、胆识气质的修养，既显形而下，又彰形而上。《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为现象，道为本源。可以说，九龄风度体现了器与道的完美结合，为世人树立了一个综合审美评价标准。《全唐书》评价，“九龄风度酝藉，在相位，有骞谔匪躬之诚。”用现代白话解读，九龄风度含蓄，深厚宽和，担任宰相，正直敢言，舍己尽忠，不计个人得失进退。史家点评列位开元贤相，谓“姚崇尚通（善于应变，因势利导），宋璟尚法（守法持正），张嘉贞尚吏（精通吏治），张说尚文（擅长诏令敕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正是这些名相各尽所能，各展其长，接力而为，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张九龄《奉和圣制送十道采访使及朝集使》）的盛世局面。

唐玄宗不仅看重九龄的才气和仪表，最使他铭心的，是九龄的高远见识和刚直品格。后来，唐玄宗追赠张九龄为司徒，派人赴韶州致祭，于《赠司徒制》定论：“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褒扬九龄是正大厦的柱石，昌帝业的辅臣。张九龄肯定是想做一个魏征一样的宰相，所以当李林甫等人都在揣摩阿谀唐玄宗心思时，他依然故我，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意见，哪怕因此而忤旨。开元后期的唐玄宗，已经陶醉盛世光环，沉湎声色犬马，励精图治的朝气消失殆尽，虽然仍需要张九龄耿直尽忠，但开始反感逆耳之言，对九龄的据理力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毕竟玄宗不如他的曾祖父唐太宗，于是在著名奸相李林甫不断谗言下，罢了张九龄的宰相，还把他赶得远远的，贬到长江边的荆州做长史，最终把好端端的盛唐局面玩丢了。虽然唐玄宗罢黜了张九龄，对其节操、品质、度量，仍然念念不忘。每逢宰相推荐官员，玄宗都要与九龄作比较，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在他心目中，九龄风度已成为衡量人才的尺度，使用官员的标准。开元二十七年（739），还加封张九龄为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这正是唐明皇可爱之处，也是他可悲之处。悲剧人物身上总是有些喜剧戏份。

过去读白居易《长恨歌》，被诗中唐玄宗和杨贵妃那升天入地的爱情感动，为唐玄宗的“长恨”唏嘘扼腕，认为他是对爱情执著的情种。再读《资治通鉴·唐纪》和新、旧《唐书》时，把他的“长恨”放在盛唐兴衰的历史和治国理政大背景来看，梳理他与张九龄的君臣关系，方读出他晚年不重江山爱美人，不重贤臣用小人，荒淫误国的“长恨”来。后来的北宋诗人晁说之作《题明皇打球图》一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晁说之本是借古刺时，讽喻宋徽宗的，却形象点出了唐玄宗宠信阿谀逢迎的小人，排斥直言诤谏的贤臣，淫乐无度、荒废国事的病根，烘衬出张九龄忠直敢谏、无私无我的风度，颇值得后人深思。

张九龄虽出身官宦世家，却是岭南寒门士子，他曾自称“岭海孤贱”，意即偏远地方的寒微之人。他的仕进，是一路考过来的。武则天长安二年（702），登进士第，即被考功郎沈佺期赏识。沈佺期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人称唐代七律第一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又参加吏部举行的“才堪经邦”科考试，这是吏治类科目，当时只张九龄等二人及第，被授秘书省校书郎。唐睿宗景龙二年（711），太子李隆基监国，亲自面试天下文藻之士，张九龄又应试道牟伊吕科，也是考吏治，但级别高些，他对策优等，由校书郎升为右拾遗。第二年，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玄宗8月即位，12月在东宫举文学士，张九龄又名列前茅，再擢左拾遗。才学超人的张九龄正是从这一次次科考逐渐引起唐玄宗的关注。

左、右拾遗都是谏官，分属门下和中书省，主要职责是向皇帝奏论政事，捡拾遗漏，谏议得失。唐代以左为上，左拾遗隶属门下省，虽是正八品，经常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对，所以被称作“清要官”，很有发展前途。张九龄为报答唐玄宗的知遇之恩，尽心竭力，公忠体国。从左拾遗干到当朝宰相，一直保持了谏官本色，展现了不可多得的政治才干，为发展开元中前期文人政治局面，巩固中央集权，推进开元盛世作出了积极贡献。甫任左拾遗，就上疏谏议，主张重视地方官选任，纠正重朝官轻州县的风气。选官要“循良择人”，重贤能，考察德才情况。那时玄宗正当而立之年，一心励精图治，他采纳九龄建议，制定了官吏迁调制度，从京官中选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政绩卓著者调任京官。重视吏治，亲自考核县令，颁布《整饬吏治诏》。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提高了官吏整体素质，为开元盛世开辟了人才通道。这是张九龄崭露头角的一幕，也是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得意之笔。

开元二十一年（733），担任宰相的张九龄，敏锐看到开元全盛之时隐伏的种种社会危机，针对社会弊端，提出行“王道”替“霸道”的施政方略，以保民育人为重，反对穷兵黩武;主张轻刑罚，薄徭役，扶持农桑，在河南地区实行屯田，推广水稻;重视读书人，以德才兼备为用人标准选贤任能。为此，坚持直言进谏唐玄宗，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少玩乐，多理政。唐玄宗五十岁的千秋节，百官上寿，多送珍异，唯独张九龄进《千秋金鉴录》五卷，尽言兴废之道，劝玄宗励精图治，不要耽于逸乐。

张九龄耿直如一，甚至不考虑自我保护，这便给了李林甫可乘之机。李林甫不学无术，但特别有心术，尤其嫉恨有才华的人。每当张九龄的意见与唐玄宗相左，犯颜相争，李林甫就会迎合玄宗心思，趁机谗言中伤九龄。玄宗要废掉太子李瑛，另立宠妃所生皇子，张九龄谏阻，李林甫就对玄宗说，废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臣子不能多嘴。秋收之时，玄宗想从东都洛阳摆驾西返长安，张九龄认为会影响农民生产，建议等一等，李林甫却对玄宗说，陛下在自己的东西宫往来，不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张九龄不赞成玄宗随意任用宰相，李林甫便打小报告：为人臣子只要有才识，不需要读多少书，天子用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九龄之所以反对，因为他是书生见识，不识大体。没找到史料，张九龄奏议按朝廷典章处斩安禄山时，李林甫又给玄宗说了什么，结果我们都知道，玄宗没采纳九龄意见，还责怪他“误害忠良”，为示皇恩，把安禄山释放了。李林甫的推波助澜，使唐玄宗慢慢疏远张九龄，听不进也不愿听九龄的意见。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进《千秋金鉴录》时，尽管玄宗也赏赐了一面“千秋镜”，但已面露异色。就是这一年，九龄被免知政事，迁为尚书右丞相。李林甫执掌朝政。到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在朝堂妄言吉凶，被唐玄宗当场处斩。偏偏他是张九龄荐任的，李林甫马上弹劾张九龄荐人失察，唐玄宗怒而株连，把张九龄贬去荆州大都督府任长史。五百年后，南宋诗人徐钧咏其事，直刺唐玄宗，“禄山必兆边陲祸，林甫终贻庙社忧。二事眼前君不悟，何须金鉴录千秋”。

张九龄29岁进士，宦游39年。对进退看得淡泊，有一身秉公守则的正气和傲骨。正如他在《感遇其一》所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庙堂之高，他三进三出。一次是请辞归乡，二次为被贬外放。开元四年（716），因“封章直言”，招致宰相姚崇不满，43岁的他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他第一次被贬，是开元十四年（726），宇文融和李林甫等人弹劾张说，张说罢相，张九龄被指亲附张说，先由中书舍人改太常少卿，不久又调任外官，初拟冀州刺史，后改任洪州（今南昌）都督，三年后转任桂州（治所今广西桂林）刺史、岭南道按察使，直到开元十九年（731）再被召入京。

张九龄毕生功业系于大唐，如风筝高飞，牵着风筝的长绳永远拴在岭南曲江，拽着他割舍不了的孝心，放不下的乡愁。八千里路山和水，张九龄不知多少次跋涉。从长安或洛阳到曲江，过长江后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东线，从入鄱阳湖走贛江，过大庾岭，张九龄早期北上应试及辞官归养，走的这条路。一是西线，进洞庭溯湘江，再翻南岭，张九龄奉旨祭南岳南海，由洪州转任桂州，从荆州回乡，应是走这条线。两条路九龄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大庾岭留下的是一条惠民的梅岭古道，在湘江，则留下了一路诗风韵味。

梅岭古道，又叫大庾岭古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南征南粤（今广东）和西瓯（今广西），在南岭一带则开凿水陆交通，以利四路大军开进。以当时技术，在南岭大山修路，格外艰难，因此与灵渠同时开辟的大庾岭古道，十分狭窄崎岖，主要服务军事，并未考虑商旅需要。

开元四年秋天，张九龄请辞归乡。弃舟陆行，一路跋涉，又一次体验大庾岭梅关段的坎坷难行，目睹了往来商旅的“人苦峻极”，一边走一边思考，百姓出行，是民生大事，商旅运输，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疏通梅岭驿道瓶颈乃当务之急。虽是辞官归养，但他没闲着，才回曲江，就向朝廷写报告，请求改造拓宽大庾岭路。当时的广州已成为大唐帝国海外贸易大商港，开凿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交通，已显得十分迫切，九龄的上奏与朝廷一拍即合。得到朝廷批准后，张九龄立下军令状，主动担当责任，不辞劳苦，亲自爬磴道，披荆棘，踏勘现场，指挥施工。修好后的梅岭古道，长十几公里，宽十七米，路两旁还夹植梅树。从此，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最快捷的主要孔道。

在当代作家王剑冰的散文《驿路梅花》里，我跟着文字走过这条梅岭古道。“花瓣纷纷扬扬地飘下来，像一层层云，驿路在云中伸展”。“路前面出现一个弯儿，而后又一个弯儿，拐过去就看到了融在风景中的风景。”王剑冰的笔下是现代的梅岭古道，青山层叠，花团锦簇，富于诗意，如风景中的风景。他形容这条古驿道，是宰相诗人率民工在梅岭写下的一首平平仄仄的经典。

开元十四年6月，任太常少卿的张九龄奉命祭南岳及南海。过了长江，浮舟洞庭，将入湘水。为赶路程，未夜泊岳阳，两岸山林葱郁如画，天空青苍幽远，如此美好的风光，却不能与好友、监察御史赵二见面，一同欣赏，心怀戚戚有所思，“湘岸多深林，青冥昼结阴。独无谢客赏，况复贾生心。草色虽云发，天光或未临。江潭非所遇，为尔白头吟”。（《将至岳阳有怀赵二》），这一年，九龄已近50岁，故有“白头吟”一说。

古时江特指长江，河专谓黄河，湘江只能称为湘或湘水。这条漂漾舜皇二妃传说，浸润屈原贾谊故事的湘江，美丽神奇，风光旖旎，船行其间，让张九龄欣喜异常，回乡的归帆，更激发了诗人兴味，他提笔写下《初入湘中有喜》：“征鞍穷郢路，归棹入湘流。望鸟唯贪疾，闻猿亦罢愁。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却记从来意，翻疑梦里游。”温雅的张九龄，难得放飞自己的心情，望见飞鸟愿它飞得更快，听到猿啼也能祛除旅愁，枫岸迎面而来，橘洲擦肩而过，竟怀疑自己在梦中游。使命在身，归心似箭，张九龄催促船家日夜兼程，读这首《自湘水南行》，你也会被他激动雀跃的心情所感染。“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间”。“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即使这样，九龄还不停问船夫，到哪了？“归舟宛何处，正值楚江平”。“乡郊尚千里，流目夏云生”（《使还湘水》），啊，情牵梦绕的家乡尚有千里远，望眼总是被夏日的浮云遮挡。

归途漫漫，张九龄有大把的闲情，饱览两岸风物。6月离京，辗转行到湘江，已经入秋，“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看着鱼米之乡的大好秋光，他不由想起，从上次辞归到这次奉命祭岳海顺便归省，又是十年，这十年的成就在哪里呢？他问自己。“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归去田园老，倘来轩冕轻”（《南还湘水言怀》）。

九龄祭祀南岳后，还顺便访问过一位司马道士。“将命祈灵岳，回策诣真士”。这只是一次礼节性拜谒，九龄关心的是国家社稷，对道教的黄老学说兴趣不大。“斯言眇霄汉，顾余婴纷滓。相去九牛毛，惭叹知何己”（《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下南岳，继续南行，船进入了湘江最大的支流耒水。这是通往桂阳郡的水道，后来中唐刘禹锡第二次被贬，与柳宗元在衡阳分手赴任连州，北宋秦观削秩徙放郴州，驿寄梅花鱼传尺素，都是走的这条路。与后两位比，九龄的心情好了许多倍。刘禹锡、秦观是被迫去不知归程的风雨远方，张九龄是返回春晖灿烂的家乡。乘夜行舟，月色下的山岭，树木默立，是那么安宁幽静，无一丝风的嘈杂，只听见水流和船桨的声音，水面不时有雾气飘来，月如霜华，在衣上浮动，入夜的猿声从远处传来，好似夜归人的招呼，不是离家时的愁绪了。在《耒阳溪夜行》里，我们与九龄一样轻松愉快。

曾看到一种版本的文学史，讲述初唐到盛唐的诗歌时，将旗手标为陈子昂，忽略了张九龄。初唐以来，扫除六朝绮靡遗风，推进文学变革，主要是一群社会地位不高的文人，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变革步履艰难，缺乏一呼百应的效果。恰恰是张九龄，以执宰大臣和诗坛领袖的双重身份，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高举汉魏风骨，首创清澹之派，扛起了这面大旗，影响了孟浩然、王维等一批又一批盛唐诗人。他的直播带货能力远远高于陈子昂。说他是打开盛唐诗歌局面的第一人，毫不为过。

张九龄不愧开元前期的“词人后起之冠”，他诗文俱佳，尤以诗歌艺术成就为高，甚至超越提携他的张说。作为玄宗近臣，免不了写应制诗，《曲江集》收入200多首诗，其中应制诗只有30首，官场酬唱答赠之作也不多，大部分诗作是感遇言怀，写景纪行。他擅写五言古诗，也长于五言律诗，语言素练质朴，诗风雅正冲淡，寄意超逸深远，论者都说，最能代表盛唐气象。他的《感遇》《望月怀远》已是千古传颂的名诗。

還有两首诗不能不读。一是比兴妙用、寓意深长的咏物诗《归燕诗》，“海燕岁微渺，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全诗叙述平淡，质木无文，如不了解何时写，写给谁？就不知为何把燕子与鹰隼放在一起互文。据成书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的《明皇杂录》，诗应是写于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前夕。初秋时节，玄宗叫高力士赐白羽扇给九龄，隐喻他该歇凉了。九龄知道李林甫在谗毁自己，便作了这首《归燕诗》送给他。《明皇杂录》是时任校书郎郑处诲所撰，他后来官至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使。诗中以燕子自喻，把李林甫比作鹰隼，告诉他，自己出身微贱的民间，无意久居玉堂，也无心争权夺利，你不必猜忌。诗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颇费艺术匠心。

另一首是“赋得”体诗，《赋得自君之出矣》。赋得是一种诗体，古人常津津乐道，今人已不多用。这种诗体要求，凡摘取古人成句为题作诗，题首必冠以“赋得”字样，属于命题作诗，自由发挥空间小，有一定难度，考验作者构思技巧和文字驾驭能力。因为有难度，后来引入科举，成为“试帖诗”，并多用于应制之作和文人宴集分题。我第一次认识赋得体诗，是白居易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诗题即《赋得古原草送别》。难怪他去干谒当时著名诗人顾况，顾先以其名为戏：“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完此诗，马上嗟叹赞赏：“道得个语，居即易矣”。“自君之出矣”是古乐府杂曲歌辞名，写女子思念丈夫的。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建安七子”徐干的《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以流水喻思念，诗经早已有之，了无新意。张九龄摘取古人成句为诗题，并作为首句，沿用其意，表现手法却别出心裁，高出一筹。“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用满月来比喻女子的满腹思念，纯洁忠贞，又以月亮由盈渐亏，暗喻因思念而憔悴，读者在美的感受中，体会到思妇的心理活动，有虚有实，含蓄婉转，真挚动人。我读“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望月怀远》），曾感动叫好，但在“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面前，依然情不自禁，抚掌不已。没想到这个在皇帝跟前谠言敢谏、耿介刚直的岭南汉子，面对爱情、亲情和友情，内心竟如此柔软。

对张九龄的诗，历代学者多有评论。刘禹锡写《吊张曲江序》，认为张九龄被贬之后，诗的格调“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评论：“曲江清而澹”“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诗薮》）。与其同时代的唐诗研究大家胡震亨则说，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磐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唐音癸签》）。这些评价颇有代表性，读过《曲江集》，就能感受到，哪怕在被贬之后的幽暗日子，张九龄的诗也不悲观，充满了诗性的阳光，高扬对美和理想的憧憬，洋溢潇洒飘逸、清淡超然的风范。

要读懂张九龄的诗，必要读懂张九龄其人，读懂张九龄其人，又不可不读懂张九龄其诗。其诗其人，构成九龄风度的高度宽度和丰满度。使九龄风度不仅成为中国诗史里一个动听的声韵，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时代的亮眼绝版。正是有了这个绝版，才有了中国文化史不绝于途的传承。至今我们还熏陶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情怀，仰望苏轼“大江东去”的豁达，无比敬仰南宋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朝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清代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忠贞和壮烈。

很佩服蘅塘退士，他编选《唐诗三百首》，标准和眼光超前了几百年。他当过官学教习，主持过乡试，选诗既重诗品才气，也重人品风度，讲求德艺双馨，认为唯张九龄其人其诗最能代表大唐气象，使得他在唐诗三百中独占鳌头，是他千年后的知音。

张九龄一直活着，活在唐明皇无尽的悔恨思念，活在唐诗三百首的诵唱，活在中国文化史的深处，活在人们倾慕的曲江风度里。

石光明，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十一、十二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责任编辑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