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安琪

1984年4月调任故宫博物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之前，于坚从没有挑过这样重的担子。此前他当了11年负责人的国家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只有30多人，故宫却有上千员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对找他谈话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表态说，自己2月刚过的生日，已经59周岁了，明年故宫博物院60周年大庆时自己也将60周岁了，就干到那时，保证把院庆搞好，然后就下台，请局领导准备好接班人选。

那时的故宫，院长长期住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账上趴着的700万元专款要到期了都没人去动，难怪有人对他说，他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今年故宫博物院已建院96年了，古老的故宫早已脱胎换骨，成为年轻人心中的超级网红，与故宫博物院同龄的于坚也同样保持着活力，96岁的他虽然听力不太好，需要戴助听器，但一提到当年的事情依然能思维清晰地侃侃而谈。

1948年底，在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研究室读研究生的于坚被抽调出来，在北平军管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文物部担任联络员，从此就没有离开过这一行，成为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同行者与见证者。

接管故宫

冥冥中，于坚与故宫似乎有种不解之缘。

在北平军管会文管会文物部时，24岁的他就参与了对故宫的接管。

他记得，院长马衡已年近古稀，说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见到他们这些小青年也站起来打招呼。他们受之不安，马衡却说：“你们是共产党代表，应该这样。”马衡学识渊博，在院里有很高的威望。每当与他商议事情，他总是先耐心听完，再以商量的口吻说出自己的意见，无论什么事都能取得共识，让他们几个年轻人由衷地敬重他。

接管后，马衡继续留任院长。故宫有个规矩，每当院长专车开到北上门（后拆除），就有人向神武门方向高声喊：“院长到！”神武门处再接力向院长和总务处办公地点所在的西边高声喊：“院长到！”总务处各科室听到后，纷纷把“院长在院”的小门牌翻过来。于坚等接管人员觉得这虽然不失为一种便利的通讯手段，但总是有些旧衙门气，便与马衡商议，取消喊到这个形式，马衡没有抵触情绪地接受了，这让他们更加尊重他。

南京和上海解放后，两地原属国民党中央的一些事务地方不便自行其事，一直在等待中共中央予以处理。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派出董必武任团长的华东工作团。1949年12月，文化部派出郑振铎、赵万里、梁楚泽和于坚参加工作团文教组赴南京、上海，由郑振铎担任组长。

郑振铎是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暂存南京的万余箱故宫南迁文物。因此文教组到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朝天宫了解南迁文物的情况。库务组长欧阳道达告知，国民党分三批抢运了2972箱至台湾，库房尚存11177箱。

1950年1月，工作团工作结束，只留下少数人组成工作团华东办事处。文教组只留下于坚一人，任务有二：一是协助运回故宫南迁文物，二是接收、集中国民党中央各部委的档案资料。故宫也专门派出李鸿庆前来办理南迁文物回迁。

1950年国庆前后，于坚完成了对档案资料的接收和初步分类整理，奉调回京。以后以这批档案为基础，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于坚走时，还只运回了南迁文物中的1500箱精品，大部分还尚待回迁。他解释，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地方放。满清时故宫是皇室的家，不是什么博物馆，它没有库房，民国时候盖了一个延禧宫库房，空间有限，第一批1500箱就把它填满了，需要腾出专门的地方，而且文物的一举一动都需要有清晰的记录，这都需要时间。

此后的1953年5月，运回了第二批716箱。1958年9月，运回了第三批4027箱。余下的2211箱留在朝天宫库房里，本来约定至迟在1961年底前运走。结果，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接踵而至。改革开放后故宫重启此事，南京方面不放了。于坚的后任张忠培1987年上任故宫院长后，与南京博物院方面反复交涉，始终无果。

筹办“两馆”

1958年，中央决定，到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要在北京建成8个博物馆。其中，位于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是重中之重，为此成立了两馆筹建小组，组长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1959年1月，经周扬提议，成立了专职的两馆筹建办公室，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任筹建办主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任秘书，任务为三项：借人、调文物、完成陈列。

于坚说，筹建两馆最大的困难就是对陈列内容的把关，尤其是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陈列内容的总负责人是毛泽东的秘书、筹建小组副组长田家英，后主要由中宣部秘书长熊复负责。中央还指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组成审查小组，对烈士名单、地图等内容进行审查。

1959年9月19日晚10时，中央书记处领导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刘澜涛、胡乔木在天安门城楼上审查国慶游行彩排，结束后于晚12时莅临革命博物馆审查。时间已晚，他们来不及坐下休息就直接看陈列，看完留下两点意见：地大物稀、重点不突出。

第二天，于坚接到电话，周恩来要来审查。王冶秋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徐彬如等在革命博物馆门廊前迎候。周恩来一个人从华沙车里出来，秘书都没带，他满面春风和所有迎候的人握手，没有寒暄，直奔台阶。

在门厅，他问王冶秋有衣帽间吗，王冶秋说设计里没有，他说将来生活富裕了，进屋有暖气，参观的外宾也会很多，都要脱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他又查看了卫生间，说太小了，问夹层那几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筹建办的办公室，指示改成厕所。他说，搞博物馆处处要想着群众的需要，你们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