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楠,乐 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信任因血缘、地缘关系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乡土性:一方面,熟人社会中成员构成的同质性与稳定性维系着村庄内部高水平的互信;另一方面,受社会环境的封闭性、人际交往的局限性以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依赖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信任难以突破熟人社会的圈子向外拓展,从而表现为对外界的信任排斥。福山将此特征概括为较高的信任水平与较窄的信任半径[1],在中国则被描述为信任的差序格局、内外有别。然而,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它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联[2]。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迅速推动了农村生产秩序由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向多元产业结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过去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逐渐摆脱农业生产的束缚,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非农就业带来农村居民身份地位和职业结构的多元分化[3],极大地冲击着传统农村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人际交往秩序,也在无形中重塑着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

一直以来,中国由于缺乏普遍、广泛的社会信任而被西方学者所诟病,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4]。但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以来的多次调查数据均稳定地显示,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居于世界前列[5],是一个典型的高信任度国家。这一证据似乎未对西方学者的观点形成有力驳斥,反而因现实中一些显而易见的诚信缺失事实陷入“中国社会信任之谜”的矛盾与疑惑之中(1)一面是显而易见的诚信缺失等诸多事实强化了人们对信任危机的感性认识;另一面是各种调查显示的不可辩驳的高社会信任水平,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社会信任之谜”。。对此,有学者指出,信任研究既要考虑信任的水平与强度,也要考虑信任的半径与范围[6-8],对这两类概念的区分有助于解释和澄清“中国社会信任之谜”。信任半径被视为信任构成中的第二精髓,它决定着个人愿意与谁合作,从而影响社会内部生产性社会交换的范围[9]。但从现有文献对信任的实证研究来看,由于忽视了对信任半径的考察,从而无法完整刻画出社会信任的特征与全貌。鉴于此,本文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基于福山提出的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概念,从强度与广度两个维度来考察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特征,并探讨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村居民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影响,从而为加深对转型时期社会信任变迁的理性认识、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信任之谜”提供思路与启发。

一、非农就业与社会信任:一个分析框架

(一)概念与测度: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

信任水平(the level of trust)与信任半径(the radius of trust)最初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提出的概念,前者指信任的深度,决定了合作的强度;后者指信任的广度,强调人们愿意与之合作的范围[1]。福山认为,中国人的信任范围仅局限于家庭与亲属之中,对非亲属以及陌生人有着强烈的不信任。这一命题曾在20世纪末引起学术界的争鸣[10-11]。遗憾的是,由于概念抽象且难以操作,信任半径在实证研究中鲜有论及。与信任水平的概念相比,信任半径展现了信任的另一维度——对没有实质联系或联系较弱群体的信任排斥程度,其大小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形成超越特定对象、面向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

信任半径的概念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差序格局[12]。乡土信任形成于这种差序格局之中,因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不断向外推开形成多重同心圆,通过“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明确将信任范围圈定下来,构成了福山所说的信任半径。将信任半径的概念放在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中进行本土化解读,可以认为信任半径是与差序格局密切联系的,即信任半径越大,内外一致性越强,差序属性就越弱;信任半径越小,内外差异性越大,差序属性就越强。

目前关于社会信任水平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国际标准问题,即“总体而言,你觉得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信吗”,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被调查者对“大多数人”的认知有不同的指向[6]。例如,中国人所理解的“大多数人”与熟人高度相关,而欧美国家的人则认为“大多数人”指向陌生人[13]。基于这一点,Delhey等[6]将信任半径视为对内群体与外群体信任之间的相对偏好程度,提出了一种通过回归系数差分来判断信任半径的方法(2)他以“内信任”(对家人、邻居、自己了解的熟人信任水平的均值)、“外信任”(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外国人信任水平的均值)为自变量,以对“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为因变量,分别构造两个回归得到系数,这两个回归系数的差值反映了“大多数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对外的信任而非对内的信任,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信任半径大小的指标。。这种方法主要关注信任半径在一个群体中所呈现出的整体性特征,适用于国际比较与跨文化研究,却难以对个体异质性进行深入探究。鉴于此,Hu[8]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gradient-based)的测算方法,将信任半径定义为随着与不同信任对象(如家人、邻居、同乡、陌生人等)的关系强度变化而导致的信任水平发生改变的幅度,即个体信任的差序程度。这一方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并且将差序格局的抽象概念与信任半径的经验研究勾连起来,为描述与刻画信任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考虑到现有文献对社会信任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信任水平,本文将从两个维度测度社会信任:一是沿袭通用的测量方法,将信任水平定义为对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二是借鉴Hu[8]的做法,将信任半径定义为个体信任的差序程度,它反映的是对不同亲疏、远近对象信任水平的相对差异所构成的信任格局。

(二)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

改革开放40余年是农村经历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现有文献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14-15],本文通过转换视角,试图探寻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社会信任影响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1.非农就业与信任水平

农耕生产方式的特性决定了社会较低的流动能力,狭小且封闭的人际网络保证了博弈的可重复性。孕育于熟人社会中的高水平互信,其根基正是由于人口的不流动[16]。与农业生产的性质不同,非农就业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不再拘泥于过往的“一亩三分地”,其所面对的社会交往空间也明显区别于同质性较强且结构稳定的熟人社会。与之相伴随的是,交往对象的异质化与陌生化、人口流动的加剧与社会分工的增强。假设人的社会交往时间是一定的,那么当个体社会交往空间与规模扩大时,其与某一特定对象交往的频率与强度就会降低,重复博弈次数也将减少,从而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熟悉度与信任感。此外,信任包含着一种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乐观预期,预期被证实的积极经验将会进一步增强信任,而背叛所产生的消极经验则会加剧怀疑[17]。在社会资本相对丰富的熟人社会中,村庄舆论对失信行为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个人在维系信任关系方面有着高度的自觉性,从而保证了信任的自我增强与良性循环。而非农就业带来了关系网络松散化,日渐式微的熟人社会无法对个体行为起到规范约束作用,从而导致以信任为核心的村庄社会资本的流失[18]。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相较于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村居民信任水平更低。

2.非农就业与信任半径

吉登斯曾从“时空脱域”的角度阐释信任模式的现代转型,指出建立在时空“缺场”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将会逐渐取代“在场”条件下的特殊信任。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信任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先天性因素基础之上,人际交往的局限性阻碍了信任范围的拓展。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村居民对土地的依赖,“脱域”机制作为现代化的后果改变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时间与空间,使得信任关系具有脱离具体环境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重建的特征[19]。市场理性的渗入使得建立在契约与公平基础上的抽象系统信任成为简化复杂的重要方式,推动信任结构由基于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向基于普遍主义的系统信任转变,从而拓展了信任范围。并且,信任解放的观点也认为,在人口流动加剧、异质性增强的背景下,仅从相对封闭的共同体中获取信任的传统模式将带来一定的“机会成本”——失去了与外界合作以获取资源的机会[20]。因此,信任不再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后天因一系列社会关系而熟识的个体也成为值得信任的对象。国外研究发现,适当条件下的接触可以提高社会个体对外部对象的信任度。通过接触,个体能够把从互动对象那里获得的认知经验推广到没有接触但有类似特征的其他人身上,从而将外群体拉入信任圈内[2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较于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村居民信任半径更广,信任的差序程度更弱。

二、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对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进行实证检验。个体问卷详细询问了被调查者的普遍信任与对不同对象的特殊信任水平,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西藏、海南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样本规模为401个村居(农村230个,城市171个),14 226户家庭,21 066个个体(农村13 305人,城市7 761人)。本文将研究对象确定为18岁以上且有过工作经历的农村居民,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共计得到9 968个农村样本,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将从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两个维度考察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对于信任水平,采取“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种看法”来衡量,其回答被赋值1～4(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于信任半径,采取基于梯度的测量方法[8],将信任半径视为随着与不同类别对象的关系强度变化而导致的信任水平发生改变的幅度,表示为:

STL=α+β×SIT

(1)

式(1)中,STL代表个体对不同类别对象(包括父母、亲戚、邻居、陌生人等)的信任程度。SIT指与不同类别对象的关系强度,借鉴胡安宁[22]的做法,采用心理学中的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的相关模型得到。IRT模型的原理是,不同对象的受信任程度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受访者,另一个是信任对象。前者捕捉了受访者在信任或不信任倾向方面的特性,后者揭示了特定信任对象(父母、亲戚、邻居等)平均被认为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的程度。IRT模型在修正了被调查者的特质后,估计了一个特定对象类型被信任的平均“轻松程度”或“困难程度”,这一方法也常被运用于信任半径的测算中[23-24]。它描述了不同类别对象在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距离中心越近则关系越强,SIT值也就越小。β是指伴随着与信任对象关系强度的增强(或减弱)而导致的信任水平升高(或降低)的变化幅度,即本文所关注的信任半径[7]。如图1所示,与个体B相比,个体A的信任水平伴随着关系强度的减弱下降的幅度更大,因此信任的差序程度更强,信任半径更小。

图1 基于梯度的信任半径测算

根据这一测算方法,本文选取了六个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比较典型的交往对象: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一起工作或做事的人(同事)、买东西接触到的生意人、陌生人,涵盖了远近、亲疏不同的社会关系,其回答被赋值1～5(表示“完全不可信”到“完全可信”)。借鉴胡安宁[22]的做法,通过拟合项目反映理论中的1-PL模型,结果为“父母=-3.702;亲戚朋友=-2.968;邻居=-2.342;同事=-1.535;生意人=-0.286;陌生人=1.043”。SIT数值越大表明该类对象在人际网络中距离中心较远,关系越弱[22]。根据基于梯度的信任半径测算方法,以SIT为自变量,不同对象的信任水平为因变量对式(1)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β值为每个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

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非农就业经历。CLDS个体问卷详细调查了每一位受访者的工作史,据此可以判断其是否从事过非农工作。目前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离土不离乡”的本地非农就业与“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就业。通过“您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这一问题,进一步将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村居民分为有外出务工经历与只有本地务工经历两类。为减少遗漏变量对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探究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回归模型如下:

(2)

2.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

采用普通的OLS回归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非农就业对信任的影响系数存在偏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工具变量。借鉴以往文献中有关非农就业的研究[14],从村庄问卷中选取“村庄非农就业率”作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经历的工具变量。在考察农民务工影响的相关文献中,就业网络经常被用来作为个体或家庭是否参与务工的工具变量[25-26]。人们可以通过村庄的非农就业网络来获取就业信息、熟人推荐和帮助等,从而增加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工具变量的识别假设为,村庄非农就业率仅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从而影响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

如表2所示,农村居民对“大多数人”的平均信任水平为2.863,73.04%的农村居民对“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表示同意。农村居民对不同交往对象的平均信任水平随着同心圆的向外拓展而减弱。除买东西接触到的生意人外,距离同心圆中心越远的交往对象,农村居民对其信任水平的标准差越大,表明对同一类型交往对象信任水平的异质性随着同心圆的外推而增大。按照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对样本进行分组,通过T检验发现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村居民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生意人、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但非农就业经历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控制其他变量进行检验。信任半径的测量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平均信任半径(β)为0.624,这可以理解为:信任对象与个体的关系强弱每降低1个单位,信任水平将平均降低0.624。

表2 对不同对象的平均信任程度

以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均值为分界线,将农村居民的信任划分为四种类型,结果如表3所示。仅从信任水平来看,80.46%的农村居民信任水平高于均值;而在信任半径上,52.33%的农村居民信任半径低于平均水平。与普遍较高的信任水平相比,农村居民中的信任半径相对偏低,这意味着他们对不同群体的信任程度差异较大,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缺失可能加剧人们的信任危机。分类结果显示:具有高信任水平与低信任半径特征的农村居民占比最高,达到42.18%。对于这一群体而言,较高的信任水平并不意味着普遍信任的形成,较窄的信任半径暗示这种高水平信任仅针对特定的社会关系,难以面向一般的社会成员扩展。

表3 农村居民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及分布

(二)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

1.非农就业对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采用OLS模型估计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村居民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和模型(3)中的主要解释变量为是否有非农就业经历,模型(2)与模型(4)进一步将非农就业细分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结果显示,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的信任水平在1%的显著性上负相关,与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相比,无论是本地务工经历还是外出务工经历都显著降低了其对“大多数人”的信任水平,且影响系数差异不大。相较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灵活性使得农村居民难以建立起稳固且亲密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任水平的降低。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采用差序程度(斜率)来衡量信任半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父母信任程度的差异,导致图1中线性拟合的截距不同,从而无法直接对斜率进行比较。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分析信任半径时在模型中控制了对父母的信任水平这一变量,以确保信任半径是在相同的截距下进行比较[8]。结果显示,与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相比,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更广,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非农就业拓展了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使得农村居民信任格局的差序程度有所减弱。

2.非农就业对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影响:考虑内生性

基准回归模型并未考虑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此,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选择“村庄非农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一步探讨非农就业经历对于农村居民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的影响。如表5所示,首先通过Durbin-Wu-Hausman检验判断OLS回归模型中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非农就业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与非农就业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工具变量具备较好的解释力。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769.928,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不可识别检验显示,LM统计量为682.740,在1%的水平上强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模型(5)和模型(6)是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工具变量得到的结果,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非农就业对信任的影响系数虽然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方向仍保持一致,表明基准回归中的结论是稳健的,非农就业经历降低了农村居民的信任水平,但拓展了个体的信任半径,假设1与假设2得到验证。

表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3.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信任影响的异质性

因非农就业导致的人地关系改变带来了传统差序格局的松动与信任结构的重塑。当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逐渐摆脱地域的壁垒时,理性的居民会选择脱离原有封闭性、同质性的社会网络,转而积极扩展自己开放性、异质性的网络关系[27]。这在瓦解传统地域型信任的同时,也为脱域型信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与条件。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进一步分解,以农村居民对不同对象的信任水平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影响的异质性,结果如表6所示。内生性检验的结果显示,除血缘信任与业缘信任外,其他四个模型均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对血缘信任与业缘信任汇报OLS模型的回归结果,对其他四种信任汇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对亲戚朋友以及邻居的信任,但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对一起工作的人、买东西接触到的生意人以及陌生人的信任。由此可见,非农就业主要降低了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亲缘、地缘信任,提高了不依赖于特定地域的业缘、市场以及生人信任,对外群体信任程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由强差序格局向弱差序格局转变。

表6 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信任影响的异质性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期,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乡土信任伴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本研究将福山提出的信任半径概念引入信任问题的分析框架中,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信任水平与信任半径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非农就业对农村社会信任的影响,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研究结论显示:非农就业一方面侵蚀了过去建立在村庄共同体基础上的高水平互信,另一方面将信任从地域情境中解放出来,推动信任格局由强差序格局向弱差序格局转变,拓展了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具体而言,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亲缘信任与地缘信任,但提升了业缘信任、市场信任、生人信任,即通过脱域型信任的建立扩大了农村居民的信任半径。

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基础,而农民合作对于乡村振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农村社会信任格局的理性认识:“离土”的确给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带来了极大挑战,传统特殊信任的式微容易引发乡村社会“人心不古”的焦虑与村庄失序的隐忧,但信任半径的拓展与外部信任的提升则表明这只是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阶段性表现,信任模式的改变反映了农村居民对非农就业环境下人际交往秩序重构后的再适应。在此背景下,应重新审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增强对乡村发展和乡村未来的信心。在乡村治理层面,需要在尊重乡村熟人社会的前提下,顺应社会变迁的趋势,鼓励引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精神,推动信任模式由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向普遍主义的系统信任转型,增进乡村社会团结,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