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 镇,陈 劲,凌鸿程

(1.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3.江西财经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研究背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如何在微观层面驱动企业实现创新驱动与创新引领成为“十四五”时期必须直面的课题。从制度环境与组织行为的关系来看,组织制度主义学派立足组织场域解释了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如何实现组织行为的“趋同”,以合法性理论的三大支柱(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阐释了组织与制度环境的互动关系[1-2]。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后,基于制度环境解释微观企业创新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大量探索式研究开始出现[3]。从制度环境看,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系文化以及根深蒂固的“关系社会”[4],这种基于人情关系的社会互动深深嵌入在经济活动之中。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其社会网络研究中认为,经济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联结成为决定个体、企业乃至社会之间互动与价值创造的重要影响因素[5]。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融入社会场域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产生相应的互动规范,其背后反映的是非正式制度中的社会价值规范与制度文化体系。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我国基于关系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成为区别于一般发达国家的重要制度情境。相应地,无论是宏观经济的创新驱动,还是微观企业的组织变革与转型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替共演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从既有研究看,探究非正式制度中的关系文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仍然存在争议,出现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支持论以及企业寻租关系抑制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6],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内在传导机理。更为关键的是,既有聚焦非正式制度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忽视了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性。实质上,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企业创新逐步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企业创新的范式与行为类型也产生了多样化的分类方式。其中,按照创新内容可以分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服务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按照创新过程可以分为设计创新、流程创新、工艺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按照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基础以及知识新颖程度可以分为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或者颠覆式创新等。自Duncan提出组织双元性以来,双元性成为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企业存在探索与利用两种不同抉择[7]。March进一步基于组织创新的双元性将创新行为归结于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两种,即双元创新是组织创新过程中需要平衡取舍的重要议题,而平衡取舍的关键在于两种创新行为聚焦的目标导向、资源基础以及相应的实现过程与价值创造绩效均存在巨大的异质性[8]。具体而言,探索式创新强调企业摆脱旧有的技术路线或显性与隐性知识,以探索新知识和新技术为目标,迎合满足新的用户或市场需求。相应地,探索式创新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更具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创新风险与成本也相对较高,需要企业具备承担较长的探索性研究与开发活动。利用式创新强调企业在既有知识及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改进、开拓既有用户或市场需求,因而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相对更低,企业创新绩效也更具中短期效应[9]。

目前围绕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前置性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学派下的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内在关系[10]、高阶梯队理论下的高管团队及战略决策者背景和能力异质性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11],等等。聚焦于组织制度主义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驱动机理,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正式制度对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作用,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化制度以及组织内的高管激励制度等对企业选择双元创新行为的差异性[12];也有研究分析了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组织创新的重要作用。但是总体来看,学界对非正式制度如何驱动企业选择具体创新行为的研究仍然十分单薄。同时,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呈现的是“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也缺乏相应研究。

本文基于组织制度主义理论,研究非正式制度中的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内在机理。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探讨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具体影响,实证检验地区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作用。其次基于融资约束视角探究地区关系文化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检验正式制度在驱动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的协同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最后分析地区关系文化在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的异质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

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运转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企业运营管理中,关系文化主要表现为企业与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或关键性利益相关方形成相应的关系网络,通过人情往来与请客送礼维持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商业关系乃至社会关系。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风险性、周期性以及不确定性的市场性活动[12]。企业的利用式创新强调企业利用既有的知识基础、技术路线开展相应的技术改进与优化,推动既有技术、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更加契合市场需求;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强调打破既有的技术路线,捕获、吸收、整合新的知识,实现技术与市场层面的颠覆性创新。在创新风险与资源基础的意义上,探索式创新较之于渐进式创新更加需要企业具备长期导向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探索新知识的意愿与动力,且探索式创新的周期更长,创新过程与市场不确定性风险更大,更加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融资环境以及与企业利益相关的资源供给。

利益相关方理论认为,在关系文化更强的非正式制度情境下,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保持价值互惠与相互信任关系,有助于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回应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为企业创新过程中获取利益相关方经济性与社会性网络资源,进而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带来相应的经济资源支持与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关系文化能够使企业在日常的商业运营过程中保持强关系与弱关系等多种联结状态,能够获得更多商业合作伙伴的市场动态信息、经济性与社会性资源,有助于优化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的融资环境,并为企业开展创新提供资源支持[14-15]。对探索式创新而言,其因聚焦于更加不确定性的创新模糊情景,投入周期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更大,更需要融资环境的持续优化来提供资源供给。因此,地区关系文化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在前提在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与利益相关方以及所处社会场域中的多元社会主体保持价值互惠关系,有效缓解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形成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互惠共生关系。总之,本文认为,地区关系文化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主要逻辑在于: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价值互惠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带来的融资环境改善和社会支持效应。但是,上述理论逻辑也存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一是处于较好的正式制度环境下,能够更好地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保持创新的“透明”空间提供法律基础;二是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无论是开展利用式创新还是探索式创新,本质上都需要企业在既定的风险承担能力中予以抉择,风险承担能力的异质性会导致企业选择两类创新行为的态度与决策导向。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境下,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H1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境下,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利用式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与此同时,关系文化也可能对企业创新产生相应的挤出作用。对微观企业而言,自制度经济学确立了制度环境成为约束组织行为的重要宏观变量后,组织社会学的学者将组织制度主义分析中的组织场域作为分析单元,立足场域内组织面对的制度环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基于合法性的视角形成了“制度环境—组织场域—组织合法性—组织战略响应与组织行为”的逻辑传导关系[1-2]。关系文化作为制度环境中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潜在地影响微观市场主体中的价值规范与价值导向。主要体现为:在关系文化盛行的地区,企业受到这一强认知性制度文化要素的影响,会形成场域内制度响应行为的趋同,即处于同一场域的组织会在日常的商业市场行为中增添非市场战略即关系战略的色彩。因此,基于制度合法性驱动的制度同形理论,在关系文化更强的地区,为获取社会合法性和规避不确定性,特定企业会采取模仿地区关系网络中其他成员行为的策略。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个体,当感知到其他企业通过“关系”获得收益时,更有可能参与“关系”活动,以保持与同一组织场域中其他组织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关系文化也可能对企业创新行为采纳带来不利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关系文化容易诱发企业树立非市场竞争战略,即通过腐败寻租活动提升企业业绩,而非通过市场型的创新行为获取可持续竞争能力[15]。在此背景下,企业会投入更多的关系费用从事寻租活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环境并不健全的社会中,企业在创新战略抉择过程中,需要在自主创新能力改善以及外部创新网络支持之间寻求平衡,开放式创新网络环境下的外向型资源寻求导向会促进企业寻求更多的社会网络与政治关联,也会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与寻租费用。有研究发现,关系文化更强的地区会导致拉关系盛行带来的附加性制度成本,并对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导向的创新投入产生偏离[16],导致企业偏向于寻求非生产性活动以及寻租活动,最终不利于企业开展渐进式或探索式创新投入。

综上,关系文化抑制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理论前提一方面在于制度环境不健全,企业通过关系寻租诱发腐败活动以提升业绩,进而在非市场战略导向下降低创新研发倾向,最终直接挤出了基于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范式下的创新采纳与创新投入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具有外向型创新网络寻求与资源支持倾向,且其内生式创新能力提升与外部化开放式创新网络支持的侧重点与偏向依然取决于既有的制度环境[6,17]。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境下,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H1d: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境下,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利用式创新产生负向影响。

(二)关系文化、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与企业双元创新

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企业的运营管理处于一定的社会场域之中,企业与社会场域中的其他组织形成共生单元,其日常运营管理行为受到场域内显性与隐性制度的约束与调适[18]。对企业创新行为而言,组织场域中的正式制度如劳动法律制度、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转移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对企业开展双元创新行为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是,制度环境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共同作用于企业创新行为目前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即企业在开展创新过程中拥有更好的市场融资环境与资源配置环境,能够潜在地提高整个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市场效率,使研发设计、测试投产与市场化推广过程中涉及到的交易成本与组织管理成本能够在充分竞争的要素市场中开展,从而节约企业的交易费用。当前,我国的正式制度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各地区的市场化环境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偏差,非正式制度有助于培育与优化正式制度(市场化制度)实施的社会环境,且正式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事前威慑和事后惩罚也为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直接性的制度保障。因此,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正式制度较为健全,那么个体的行为决策将更加依赖于正式制度,从而导致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下降;反之,如果正式制度无法保障社会体制的正常运行,那么个体往往会寻求更低层次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带来的相应制度庇护。当正式制度不够完善时,非正式制度(地区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替代治理机制,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市场化制度)的不足[19]。从而,正式制度对地区关系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在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行为决策中可能产生替代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境下,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能够在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开展双元创新产生协同互补效应。

H2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境下,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能够在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开展双元创新产生替代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来源

本文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两部分:第一部分使用的是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该数据调查时间为2011年12月—2013年2月,是目前涉及企业双元创新较为可靠的大样本数据。调查方法是根据企业注册域名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范围涵盖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12个省份25座城市,调查行业涉及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等20多个行业,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客户与供应商、创新与技术、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为进一步匹配世界银行调查年份的企业所在城市的关系文化,第二部分使用2000—2010年偶数年的6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主要原因在于地区关系是地区较为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其变迁过程相对具有较长的周期。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对微观数据库中的相应数据与问卷题项进行一一比对,对于回答“不知道”的样本予以剔除。基于上述两大数据库的合并处理,本文进一步删除了服务业样本、信息缺失、未回答或回答不清楚的样本,最终筛选保留有效样本1 049个,占调查样本制造业的62.3%。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EI)和利用式创新(DI)。有学者基于会计核算方法,使用上市公司研发活动中的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来研究企业双元创新,但费用化支出和资本化支出可能受外包、财务信息舞弊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存在统计不全面、数据错误缺失的问题,且基于上市公司利用式创新的费用化与资本化支出较难反映企业的双元创新行为,加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研发操纵问题[20],因此并不可取。也有学者基于专利类别,认为发明专利更具创新质量,将发明专利作为探索式创新的代理变量,其他专利类型包括外观专利等纳入利用式创新的范畴。但是,基于专利类型也很难准确反映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本源性定义。基于此,本文借鉴Benner等[21]的做法,以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作为标准,将开发新产品或服务归为探索式创新,存在探索式创新行为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将产品工艺改进、质量控制改进、添加产品功能和降低生产成本归为利用式创新,存在该行为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最后进行加总求和,数值越大说明企业利用式创新行为越丰富。

2.解释变量

地区关系文化(guanxi)。目前对于地区关系文化主要运用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投入关系活动中的费用和时间支出来衡量。本文参考李新春等[22]的研究,基于2000—2010年偶数年的6次全国私营公司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一个地区公司平均关系的投入强度,主要原因在于私营公司在我国特殊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其受到的市场关系感知相对更为强烈,更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地区关系文化的实际程度。该指数考虑了全国各省份企业平均关系的投入强度,包括企业的公关招待费用支出和时间支出。为客观反映地区整体的关系文化强度,本文以6次全国私营公司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平均值作为衡量地区关系文化的代理变量,以确保地区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稳定性。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选取2010年全国私营公司抽样调查数据予以替代。地区关系文化指数的主要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地区关系文化指数的主要分布

3.调节变量

正式制度(market)。本文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2016》中的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环境的指标,能够代表整个市场发育、法律制度、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产品市场发育的制度建设总体状况。在正式制度衡量中,用市场化指数总评分来衡量市场化进程,该评分越高代表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应的正式制度也就越完善。

4.控制变量

参考徐细雄等[19]的研究,选择研发投入(RD)、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高管性别(Gender)、成长能力(Growth)、出口状态(Export)、融资约束(FC)、国际认证(Certifi)、信息化程度(Infor)等作为控制变量,并加入行业虚拟变量(Ind)以及地区虚拟变量(Region)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选择与定义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为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H1a和H1b,即地区关系文化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构建以下模型:

EI=α0+α1guanxi+∑αjControl+∑Ind+ε

(1)

DI=α0+α1guanxi+∑αjControl+∑Ind+ε

(2)

模型(1)(2)中,分别以探索式创新(EI)和利用式创新(DI)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处理,主要解释变量是地区关系文化(guanxi)。由于被解释变量EI为0～1变量,故采用Logit计量回归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DI的取值范围是0～4的整数,反映的是企业利用式创新的程度,故采用有序Logit计量(Ologit)回归模型。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在回归中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分析。若系数α1显著为正,则支持了假设H1a和H1b,即地区关系文化越浓厚,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水平越高。

为检验假设H2a和H2b,即正式制度在地区关系文化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加入地区关系文化与市场化环境的交互项(guanxi×market)构建模型(3)。若预期交互项的回归系数γ2>0,则对应研究假设H2a;反之,则支持H2b。

EI=γ0+γ1guanxi+γ2guanxi×market+γ3market+∑γjControl+∑Ind+ε

基于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的中国跨境母婴电商行业发展策略探讨 …………………………………………………… 许艺铧（4/11）

(3)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研究样本中,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差异较大,均值分别为0.521和2.315,标准差分别为0.500和1.487;地区关系文化指标的均值为7.645,最大值为11.990,最小值5.030,标准差为1.492,说明不同地区的关系文化强度存在较大差异,这有助于考察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异质性;产权性质(POE)的均值为0.940,说明样本中94%的企业是非国有企业;控制变量中,研发活动(RD)的中位数为0,均值为0.369,说明样本的研发参与倾向偏低,超过50%的企业未进行研发活动,为我国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问题提供了初步证据;本文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既有基于世界银行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相关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进行的变量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地区关系文化(guanxi)与企业探索式创新(EI)、企业利用式创新(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154与0.165,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与地区关系文化呈现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435),与利用式创新均存在负相关性。本文探究的地区关系文化、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与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予以检验。

3.多元回归分析

(1)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基于本文设定的Logit回归模型以及有序Logit回归模型,表3第(1)(2)列分别是地区关系文化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及行业与地区固定效应后,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不同创新模式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169,在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地区关系文化变化1个单位,对探索式创新的胜率变成了原来的e0.169倍;企业利用式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124,在1%水平下显著,意味着地区关系文化变化1个单位,对利用式创新的胜率变成了原来的e0.124倍。这就说明地区关系文化有助于企业双元创新,特别是企业探索式创新,验证了假设H1a和H1b。在地区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环境下,企业渴望通过与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关键性利益相关方形成联结关系,获取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网络资源,实现双元创新发展。这一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无论是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都是可行选择。具体而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过程中,企业想要实现“弯道超车”,在基于关系文化带来的非正式制度激励与创新资源供给过程中,企业选择“破旧立新”的探索式创新或“推陈出新”的利用式创新,是一种“险中求胜”与“稳中求进”以获取企业竞争优势的创新行为策略。

表3 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回归分析结果(1)Logit模型区别于传统的OLS回归模型,其影响系数并不是真正的影响效应,需要进一步计算相应变量的边际效应。篇幅所限,若对本文各部分回归结果变量的边际效应感兴趣,可向笔者索取。

为进一步验证核心研究假设,本文从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社会网络与资源基础观视角探究地区关系文化是否缓解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因此基于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分别考察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融资约束(FC)的实际影响。从表3中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正向影响,即有助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减少。因此,基于资源基础观与组织制度主义下的社会合法性理论,当企业基于关系文化与所在组织场域的利益相关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于关系认同的价值互惠前提时,地区关系文化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所需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尤其是面向高度不确定性的探索式创新,更需要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支持,以缓解创新过程中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基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社会支持与资源供给能够缓解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励企业开展相应的双元创新行为。

(2)基于地区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检验。表4第(1)(2)列是加入了市场化环境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加入地区关系文化与市场化环境的交互项后,模型的PseudoR2较之于表3的主回归而言均有所提高。在探索式创新方面,第(1)列关系文化与正式制度的交互项(guanxi_market)回归系数为-0.140,未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市场化环境这一正式制度的优化未能调节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假设H3a即正式制度对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在企业采纳创新的过程中,市场化环境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在驱动地区关系文化与探索式创新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在利用式创新方面,第(2)列的交互项(guanxi_market)回归系数为0.296,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市场化环境对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利用式创新产生了显著性的正向调节效应,与假设H2a相符。这足以说明,利用式创新作为一种“稳中求进”策略,市场化环境的优化有助于地区关系文化带来的资源效应产生相应的协同优势,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开展“稳中求进”的利用式创新行为。总体来看,市场化环境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在驱动地区关系文化与探索式创新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而对利用式创新更多呈现的是协同互补效应,这说明正式制度与地区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效应需要区分审视。

表4 正式制度对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

4.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回归模型与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本文主要研究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可能影响关系,由于地区关系文化是整个区域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单个企业的双元创新采纳行为难以决定整个地区的文化价值规范,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不明显。基于此,本文主要考虑遗漏变量与模型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与估计偏误问题。一方面,由于基础回归模型设定为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进一步基于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予以重新估计,结果见表5模型(1)(2)。从中可见,无论是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地区关系文化对其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意味着本文的核心假设进一步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依次回归本文设定的Logit和有序Logit模型,第(3)(4)列结果显示,关系文化无论是对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足以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设H1a、H1b成立。

表5 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回归结果

此外,以开埠历史(open)作为市场化环境的工具变量(2)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部分城市被强迫开埠通商,这使得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化,但同时也使这些开埠通商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而开始了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国各城市今日的市场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开埠通商历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观念影响。,用以排除市场化环境对关系文化的影响。开埠历史的计算是从开埠之日到2012年1月1日之间经历的年数。基于两阶段回归(3)篇幅所限,若对具体回归结果感兴趣,可向笔者索取。:第一步市场化环境(market)对开埠历史(open)进行回归,同时加入必要的控制变量;第二步探索式创新(EI)和利用式创新(DI)对第一步回归结果的拟合值(marketfit)与关系文化(guanxi)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开埠历史(open)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使用开埠历史(open)作为市场化环境(market)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市场化环境无法在关系文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调节作用,但可以在关系文化与企业利用式创新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a。

(2)替换主要变量。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本文进一步对主要研究假设H1a-H1d中的主要自变量进行替代,替代方式是以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中地区关系文化的测算指数替代主回归中6次2000—2010年全球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中的地区关系文化指数均值,进一步在控制地区效应与行业效应的基础上检验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如表6第(1)(2)列显示,地区关系文化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依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设H1a、H1b基本成立。针对研究假设H2a、H2b,本文在主假设的基础上,用调节变量市场化指数中的法律环境制度进一步替代市场化环境,形成正式制度的替代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market2),进一步考察正式制度在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中的调节效应,从第(3)(4)列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对关系文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调节效应分别为0.046与0.023,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优化企业创新的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关系文化在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产生协同倍增效应,这足以说明假设H2a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稳健。

表6 替换主要自变量与调节变量后的假设检验结果

在核心被解释变量方面,考虑到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存在重叠,本文将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添加产品功能归为探索式创新,存在探索式创新行为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最后进行加总求和(EI);将产品工艺改进、质量控制改进和降低生产成本归为利用式创新(排除了添加产品功能),存在该行为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最后进行加总求和(DI)。为了同时平衡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个维度,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EI和DI的主成分。结果表明:有且仅有第一主成分对应的特征根大于1,可以解释这四个指标80.89%的信息,因此可以用第一主成分来衡量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这两个维度,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中可以发现,使用新的方法重新定义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后,关系文化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同时,关系文化也有助于企业平衡好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个维度,即关系文化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第一主成分的促进作用在1%水平下显著,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a和H1b。

表7 替换主要被解释变量的假设检验结果

(3)内生性检验。考虑到关系文化与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即正式制度可能是关系文化的前因变量,因此本文第一步将关系文化作为被解释变量,正式制度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通过该模型可得回归系数β1=-0.381,p<0.01,这一结果支持使用三阶段模型来修正关系文化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内生性。通过该模型可以获得与正式制度无关的关系文化残差(guanxir),该残差与不再受到正式制度的影响。第二步使用guanxir来代替guanxi,即将EI和DI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关系文化的残差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基于本文的主回归选取的Logit和有序Logit模型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与正式制度无关的关系文化残差(guanxir)依然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第三步加入关系文化残差(guanxir)和正式制度(market)的交互项来检验调节效应,以本文基础回归模型(3)进一步探究正式制度对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可以发现(4)篇幅所限,若对基于三步法处理正式制度在地区关系文化的潜在内生性问题各阶段回归结果感兴趣,可向笔者索取。,在控制调节变量对前因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影响后,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对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利用式创新依然产生显著性的正向调节效应,足以说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即市场化环境在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渐进式创新中的正向调节效应依然稳健。

(五)拓展性分析

1.内在机制检验

关系文化作为一种地区层面的非正式制度,能够增加企业与运营过程中主要利益相关方的价值互惠与价值共享。从这个意义上看,关系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互惠的非正式制度下的社会规范,既能够促进企业有效利用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多样性和新颖性的知识,又能够因信任与互惠机制的强化而享有更高的知识吸收能力,进而加快企业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采纳过程。基于此,本文认为,地区关系文化能够提高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与知识共享,进而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即共享机制作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核心机制,知识与信息共享在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产生中介作用。主要选取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数据调查中问卷题项“企业是否与客户共享生产和补货计划”“企业是否与客户共享成品库存”,基于Logit模型,表8报告了中介传导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第(1)(2)列结果表明,地区关系文化对两种类型的知识共享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28和0.087,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表8 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中介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进一步地,本文分别检验了加入中介变量后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影响。第(3)—(6)列表明,分别加入两个中介变量后,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仍然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影响系数相较于本文假设1主回归中的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系数皆有所降低,因此本文所探究的共享机制在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关系文化与企业寻租的关系,即关系文化是否加剧或抑制了企业寻租,以及是否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概率倾向,如果关系文化加剧了企业寻租与降低了企业研发参与概率倾向,则企业可能基于非市场战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而非通过企业双元创新行为获取竞争优势。基于寻租(寻租时间与寻租费用)以及研发概率参与两个视角探究地区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寻租的影响,发现地区关系文化显著地挤出了寻租(寻租时间与寻租费用),且关系文化对企业研发概率倾向并未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5)本文基于Probit模型,以企业研发投入倾向(是否开展研发投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关系文化作为解释变量,将其他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发现关系文化对企业研发参与概率的影响系数为0.04,并未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排除了本文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的替代性解释(6)篇幅所限,若对替代性解释基础回归结果感兴趣,可向笔者索取。。

2.异质性分析——规模异质性下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

为进一步考察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探究了不同规模下企业的创新资源异质性。基于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库中关于企业规模的直接性分类,将研究样本按照规模的大、中、小划分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回归结果见表9。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利用式创新还是探索式创新,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在中小企业样本中的显著性更为明显,且大规模企业中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未能通过10%水平以下的显著性检验,足以说明目前我国独特的关系文化主要对中小企业开展双元创新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网络与资源供给效应。

表9 不同企业规模下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

最后,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在异质性地区关系文化下,企业开展双元创新行为是否促进了企业获得相应的新产品销售业绩。以新产品销售占销售业绩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分别探讨在地区关系文化强弱(大于中位数)的不同情境下,企业开展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对企业新产品销售业绩的具体影响。从表10来看,在关系文化更强的情境下,无论是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都能够对企业新产品销售业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于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的价值效应更为明显;而在关系文化弱的地区情境下,企业唯有开展探索式创新方能显著增强新产品销售业绩。这足以说明,企业开展双元创新行为需要基于差异化的地区关系文化强度予以权衡决策,无论是在关系文化强还是关系文化弱的地区,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都是获取持续的新产品销售业绩的可行之路;在关系文化强的地区,无论是开展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都能直接促进企业获得更优的新产品销售业绩。因此,可以基于关系文化强度的异质性更好地平衡企业的双元创新行为,创造企业开展双元创新的经济价值。

表10 不同地区关系文化强度下企业双元创新对新产品销售业绩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6次大规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地区关系文化指数与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探讨独特的地区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双元创新激励强度的异质性,并进一步考察了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的优化是否在非正式制度(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通过分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推动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最终验证了地区关系文化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内在机理与价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基于融资机制与信息知识共享机制有效促进企业开展探索式与利用式的双元创新行为,关系文化对驱动企业双元创新而言并非完全坏事。(2)正式制度中的市场化环境正向调节地区关系文化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但对于探索式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说明正式制度与地区关系文化对于企业开展双元创新的协同效应需要区分审视,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3)关系文化驱动企业双元创新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中的激励效应更为明显,在关系文化更强的情境下,无论是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都能够增强企业的新产品销售业绩,且对于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的价值效应更为明显;而在关系文化弱的地区情境下,企业唯有开展探索式创新方能显著增强新产品销售业绩,说明地区关系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是有限的。

上述结论对企业而言具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在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正式制度对驱动企业走向可持续创新之路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也不能忽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注重关系与人情社会的国家,本研究证实了关系文化有助于破解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促进激励企业开展双元创新行为。因此,对企业而言,需要在开展双元创新过程中与所在组织场域的利益相关方保持适当的社会关系(强关系与弱关系的平衡),构建自身的社会网络联结,进而为企业开展双元创新行为提供较大的资源与社会支持。其次,需要区分审视市场化环境这一正式制度在地区关系文化激励企业双元创新过程中的具体调节效应,对探索式创新而言,其更加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市场化环境这一正式制度在地区关系文化激励探索式创新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利用式创新这一风险更低与企业采纳更为频繁的创新行为,市场化制度环境在地区关系文化与企业利用式创新之间能够产生协同互补效应。这启示政府应继续推进市场化正式制度建设,着力构建“亲”“清”“和”的新型政商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补优势。最后,需要充分认识地区关系文化在激励微观市场中企业双元创新行为的异质性,体现为注重地区关系文化,对中小企业开展双元创新正向激励;同时基于关系文化强度的异质性更好地平衡企业的双元创新行为,体现为关系文化弱情境下需要探索式创新,关系文化强情境下需要双元创新兼具,以帮助企业提升经济价值。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制于数据的局限性,地区关系文化指数来自于全国6次大规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相关测算指数,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充相应的数据范围,尤其是对于双元创新的衡量范围更加精细化,从而考察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其次,本研究样本为截面数据,未来可以基于上市公司相应的、更为长时间的动态性面板数据进一步考察地区关系文化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异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