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 张星德

1985年中秋过后苏秉琦先生特别忙，这是他关于中华文明学术思想重要的发布和交流时期。10月12日在辽宁兴城部署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11月7日在山西侯马做了《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这是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的两件大事情。第二年即1986年7月，苏先生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之“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何在？”总结道：

“把上述空间（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即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连接起来，进行横向研究，从宏观角度就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在此范围内（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近十来年内许多重要发现几乎是和辽西这一新发现同步展开的。其中有些重点工作（如冀西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晋中太谷白燕两地1979～1982年间的发掘）是特为追踪两者的中间环节而进行的，到1985年初告一段落、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点，又以晋文化考古为题，阐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