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和

果中之王榴梿是南洋特产，自19世纪以来其中文词形因音译而有多个版本——“榴连”“流连”“流璃”“留连”“榴莲”，直到二战后英殖民地政府提倡本土化，加上本地中文报章和教科书多采用“榴梿”，词形方才固定下来。新千年后，因中国编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榴梿、榴莲，而引起主副词条之辩。作者梳理历史发展，并从构词理论加以分析不同版本异同，为“榴梿”正名。

早期中国文人墨客写“榴梿”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南来短居或途经新加坡的中国文人墨客，不绝于途。他们笔下不会错过对榴梿这异果的描写，择其著者，有李钟珏、左秉隆、郭嵩焘、张德彝、黄遵宪等。这些作者初来乍到，初遇榴梿，惊鸿一瞥，笔下的称呼，自然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李钟珏（1853-1927），1887年到新加坡探访谱兄左秉隆，在新加坡住了两个月，回国后写了《新加坡风土记》。他是这么说榴梿：“叻地树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槟榔、榴连、菩提等树最多。”

左秉隆（1850-1924），1881至1891年被清廷派驻新加坡当领事，著有《勤勉堂诗钞》，其中收录《流连》古诗一首：“南有乔木，实大耳圆。壳如蝟缩，玉粒珠编。初闻欲呕，食久弥鲜。不亦宜乎，名曰流连。”

郭嵩焘（1818-1891），1876年被清廷派驻英国为大使，出使途中经过新加坡。在他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记录他在胡亚基府上吃榴梿的体验：“胡氏园水果多奇品，所食三种，曰山竹……，曰洋荔支……，曰流璃（西人谓之多里安，味甘而气臭如腐乳）。”

张德彝（1847-1918），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途经新加坡。回国后，以日记随笔的方式写了《随使英俄记》，书中这样描绘榴梿：“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外有楞，色淡黄，皮如鳄鱼，厚盈寸，内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块，白色，闻之如葱蒜，食之如蜜糖。”

黄遵宪（1848-1905），1891年出任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1902年出版《人境庐诗草》，在《新加坡杂诗十二首·其九》中就如此歌咏榴梿：“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

五位作者以不同视角来观察榴梿，给它的称呼各异，分别是“榴连”“流连”“流璃”“罐果”和“留连”。显然这个时期的榴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华语词语，只是停留在民间口语词的阶段。这些作者通过华人口述，听声记音，自然各有不同。

20世纪初 “榴梿”词形未固定

榴梿一词作为南洋的区域华语，我们只能从南洋华人实际应用的语料，梳理出它的历史发展脉络，从中做出符合学理和应用习惯的选择。

首先，可以查到的书证是道光戊戌年（1838年）4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用“流连”来表达榴梿。可见这个时候，榴梿词语的使用，还是延续南洋华人行之有年的方法，以方言口音来记音。

1881年《叻报》在新加坡创办，出现在报上榴梿的词语，较常以“榴连”的字样出现。这个时期采用的“榴连”，选用偏旁从木的“榴”字，显然有意识到榴梿属木本植物，因此取“榴”字以表其义。这个词形的出现，以华语构词法的角度来说，比单纯记音的“流连”或“留连”是一大进步。同个时期，榴梿间或也以“留连”的词形出现在《叻报》上。

进入20世纪初，新加坡出现多家中文日报，榴梿词语在各报的使用无一定之规，呈现一种随意性，造成榴梿一词出现多种词形。除上述的“榴连”和“留连”外，尚有“流莲”或“榴莲”。如“流莲接武荔支香”（《天南日报》1902.12.16），“日啖榴莲齿留香”（《总汇新报》1922.12.25）。这个时期的报章，出现“榴莲”这个词形，以“草”字头的“莲”，搭配木字旁的“榴”，不是自觉地认识到为构词的偏旁趋同做出的选择，而是作者不经意采用同音字的结果。

1920年代，新加坡两大中文日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相继创刊，是我们考察新加坡华社日常用语不可或缺的媒体。纵观1920年代到二战前的两大报，一开始就对榴梿一词的使用具有共识，经常采用“榴莲”，“榴连”只是偶尔出现，其他词形几乎没见到。

新加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办报兴学的初潮，许多文人开始南来，民智大开。文人主持报务，有意识地针对报章的本地用词加以干预、改造，使之较为规范。“榴莲”一词在报章的普遍采用，已经把音义相结合的思考加入。

除了考察报章用语，另外针对教科书用语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寻找语言事实、更具体地去了解语言使用的历史脉络。

小学课本开始用“榴梿”

这些本地华校的教科书，其实主要还是在中国编辑出版，本地化的内容在各种教科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1947年商务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为例，在小学初级第二册有一篇课文，开始采用“榴梿”一词，这是“榴梿”这个词语出现的首次書证。

其实，“榴梿”一词在汉语属于连绵词，中国学者王云路对连绵词的特点有精辟的说明：“汉语双音词有偏旁类化的特色，在连绵词中，这一倾向更加明显。所以连绵词除了音节上有双声或叠韵等关系外，在字形上也往往有偏旁相同的特点，也就是逐步规范化。”（见王云路著《中古汉语词汇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加坡殖民地当局限制中国出版物的进口，从中国进口教科书的业务于是中断。1951年《方吴报告书》出笼，颁布了强调“马来亚化”的课程编纂标准。新加坡经营华校教科书的五家书商，即世界、上海、南洋、商务和中华，纷纷进军中文教科书出版业。纵观这五家出版的中文教科书，在提到“榴梿”的课文中，似乎观点一致，继续采用“榴梿”一词。这个传统，从自治邦到独立之后，在新加坡中文教科书里一直延续下来，始终没有改变。

二战之后，榴梿已经成为新加坡市民，特别是华人普遍喜爱的水果，中文报章出现榴梿的频率逐年增加。浏览二战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两大报，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榴梿”这个词形只有两例，首例是出现在1947年12月29日的《南洋商报》。进入1950年代，也只增加40例。但是，在同段时期，“榴莲”一词使用的次数高达900多例。两相对照，哪个才是经常使用的词语即可一目了然。

但《现代汉语词典》在第一版（1978年出版）和第二版（1984年出版），以“榴莲”作为词条收录，在新加坡引发了许多关注。不知道什么缘故，《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三和第四版在没说明原因之下，删除了“榴莲”的词条，不再收录。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恢复收录“榴莲”，以它为主词条，另外加收“榴梿”一词，列为副词条，并附说明“同榴莲”。2012年第六版出版，榴梿词条的主副地位发生变化，改以“榴梿”为主词条，“榴莲”被列为副词条。这样的安排，相信是《现汉》编辑部接受新马学界的意见，从善如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作出皆大欢喜的结果。

·来源：联合早报网（原文有删减）

·责任编辑：赵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