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志远 史作廷 石敏俊 杨德伟 龙如银等

编者按：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先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成为国策。这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及发展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政学各界对此给予极大关注。本刊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观点，编成一组笔谈，期望对深入认识和解决“双碳”问题有所助益。

摘 要：

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性复杂巨系统，要解决“双碳”问题需要运用系统思维、站在全局的角度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进行考虑和规划;而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结构、碳中和起点强度等方面来看，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着多重阻力和艰巨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政治、经济、科技、舆论等手段，综合考虑减排与增汇两种途径，从能源效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以关键性问题为导向，从技术、经济、制度三个层面多维发力，逐一突破，推动经济社会系统全面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全方位、全链条、系统性的能源生产、转化和管理方式转变;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绿证交易制度;采取经济激励政策，平衡低碳技术与传统技术路线之间的成本差额，引导资本流向低碳技术领域;着力突破清洁能源利用的瓶颈，切实改变能源结构，全面实现城市和乡村的绿色转型。

关键词：碳达峰;碳中和;合生自组织;双替代;双脱钩;清洁能源;绿色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5-0001-0011

收稿日期：2021-06-08

作者简介：欧阳志远（1947-），男，四川雅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史作廷（1963-），男，山东郓城人，国家节能中心副主任;石敏俊（1964-），男，浙江新昌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德伟（1979-），男，山东泰安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如银（1966-），男，安徽寿县人，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碳值控制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协调

欧阳志远

碳值高升致气圈异变，直接威胁全球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成为当前生態问题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性复杂巨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兼顾次要矛盾的正确处理，否则不能通过主要矛盾的解决来顺利推进全局工作，甚至会使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曾经把这种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他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1]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还要注意措施产生的副作用，否则可能对全局工作造成损害。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秩序的冲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利用自然资源，从而改变原生自然。原生自然的根基是自然系统的“合生自组织”功能，“合生自组织”是笔者在201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2]其意义是生态系统的自我建构及修复机制，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红线。“合生自组织”功能一旦消失，生态系统就会崩溃，荒漠化过程就是如此。现今的自然分为：原生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原生自然是“合生自组织”功能基本完好的自然，如自然保护集域;人化自然是“合生自组织”功能部分存在的自然，如农林种植集域;人工自然是“合生自组织”功能基本丧失的自然，如工业技术体系。

全球生态系统是三种自然的复合系统，从总体上看，“合生自组织”功能尚能勉强发挥，属于一个濒危的“人化自然”。“合生自组织”功能的保护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所有环境状况评价和建设措施选取，都要围绕这个核心进行。大气碳值过高，要害在于严重破坏了全球生态系统物料和能量流动的平衡，从而使“合生自组织”功能受到凌厉冲击，所以极端天气频繁出现，造成气温、气运和水运激烈反常，并进而削弱人体免疫功能，成为疫情病因。将碳值控制放到首位是完全必要的，但碳以外其他要素过量转化产生的恶果也远不可低估，它们同样会破坏物料和能量流动的平衡，成为灾害的协同力量。

目前控制大气碳值的措施可以分为减排与增汇两类，这两类途径都要注意种类配置和利弊比较。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中，就对工业化以来少品种能源集中供应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该能源供应方式带来了不可再生资源的猛烈消耗和废弃物质的猛烈排放，同时还由于资源争夺而引发不尽的战乱。战乱又拉动狂热的军备竞赛，从而加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作为替代者，新能源首先应是清洁性的，清洁性能源有多种，每种能源都各具优劣，所以就不能追求单一规模。资金和技术缺乏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性问题，小微开发有助于世界发展的稳进，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3]思路可以借鉴。

由于能源的规模性开发具备着经济性优势，同时也附加着商业性利益，所以清洁能源的规模追求一直占据上风，其劣势被不同淡化。清洁性能源的主干之一是水电，在水能资源丰富地区建造大型电站，通过远程输送调剂能源禀赋，这是碳值削减的有力举措。其劣势在于，江河截流危害生物多样性并可引发地震，大型水库易受敌对势力威胁，同时还直接受到降水制约。从目前江河情况看，以不再增加大型电站为宜。可以考虑生产适合小流量的发电设备，让边远地区以自助方式解决能源需求。这类设备还可以供给有水能的发展中国家，在削碳上毕竟是利益共同体。通过小水电建设帮扶，可以实现生态经济互利。

风电和光电近年得到大力推广，不仅提供了相当部分清洁能源，而且助力相当部分地区实现了脱贫，但它们都有地域条件限制，光电还有天气限制。风能和光能资源丰富地区并不普遍，而且土地资源占用较多，风机对野生生物还有相当影响。它们共同问题在于：光能电池和风能电池生产废弃有污染。地热作为一种储量丰富的清洁性能源，应当积极开发，但目前可以规模开发的显部尚不普遍。有学者建议做大面积深度开凿，以充分获取地热资源。地热利用的前景虽然可观，但规模开发的投入较大，同时还有地质灾害问题和污染处理问题。实际上在各地都有地热露头，可以通过分散开发，削减相当部分碳值。

氢能的化学开发和物理开发都会产生丰富的清洁能源，前者是氢气作为燃料释放，后者是氢同位素聚变释放。氢气要规模性获取，前景在以太阳能电解水，关键是要寻找合适的催化剂，但目前尚未有重大突破。氢的同位素聚变能量要和平利用，关键是要解决受控问题，这方面目前也尚待重大突破。它们都可以形象地表述为“水中取火”，目标是将用之不竭的水源转化为能源。历史上有过热机违背热力学定律的案例，在氢能开发上是否会遇到类似刚性约束，值得考虑。2015年，笔者提出了高风险技术的风险“可测、可控、可逆”原则[4]，据此，有利削减碳值的核裂变能可以开发，但有泄漏防范和废料处理难题，宜作过渡。

沼气是一种可再生且易获取的清洁能源，沼气燃烧时氧化完全，几乎不会产生污染大气的固体颗粒物。沼气的主要成分甲烷因为含碳，所以燃烧也有二氧化碳生成，但是甲烷氢碳比高，产生单位热量排放的二氧化碳远少于常规燃料，有利于碳值削减，还有利于生产生活废物处理。沼气液和沼气渣用作有机肥料和饲料添加，能显著提升农牧产品质量，有力削减化肥投入，改善土壤结构。沼气技术含量不高，产出投入比很高，基本没有风险。生活能源的优化，有利于根本变革农村居住条件，从而强劲拉动相关建材和器材的生产。沼气技术在国内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必将收到丰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农村民居的大面积升级重建，不少地方的沼气开发受到气改和电改的大力冲击。这里有住宅构型变化的客观原因，但毋庸置疑也有对沼气作用认识偏差的主观原因，甚至还有企业借机寻租的经济动因。从化学上看，沼气与天然气、页岩气、煤转气和可燃冰的主体都是甲烷，只因统一供应有“规模效益”，实际上也包含部门利益。它们的开发投入远超沼气，同时还有风险。电能表面上属于清洁能源，但背后的生态代价不容忽视，有的甚至就是火电，部门利益更加明显。大型商业能源统推不仅增加农村负担，而且更会从物质上抵消有机农业的发展条件，还在观念上产生误导，而有机农业正是乡村振兴的命脉。

目前农村生产生活废物处理，尚为一个大费周章的难题。仅秸秆处理一项，现有措施就令人尴尬不已。实际上，只要打造“秸秆—饲料—沼气—能源—农产”的链索，便可以获取相当巨大的生态经济成果。根据农村民居改造现状，如果建立有相对规模的公司收购生物性废物生产沼气，然后以商业方式返还产品，再与农业合作组织联系运营，生态经济成果就会立即显现。鄉村振兴的关键在产品质量和环境质量，沼气建设可以承担碳值削减和乡村振兴的双重任务。这项工作开始是有一定麻烦，但与其他能源开发相比，其优越性是非常突出的。关键是要对传统工业化思路进行扬弃，要下决心生态化。

资源节约是碳值削减的重要途径，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间无不产生排放，生产生活节约，可以减少所有元素化合物的废弃。节约绝不是要刻意限制消费，而是要让资源效益最大化发挥。关于节约的意义，笔者从2004年发表《论节约型经济系统》开始就不断论述。[5]虽然资源节约现在已成国策并已立法，但主要工作还在宣教。干部和党团员带头节约，这要成为一个制度，也是我们的优势。高校师生应是国民表率和社会栋梁，节约要从用餐开始。共青团组织活动，应将其列为重要内容。可以明确公示，资源节约是衡量教师和学生品行的一个尺度。碳汇增加的关键是发展衍生经济，把林草营护与经济收益紧密联系。

在研究碳控问题时，有一个概念必须澄清，这就是所谓“低碳经济”。该概念最早产生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经世界银行使用后风靡全球。深究起来，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碳是一种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元素，至少在生物性生产领域，无法用“低碳”来要求，而“经济”则是涵盖各个领域的全局性概念。如果把“低碳”作为经济发展大方向，极可能模糊问题认识。对能源来说，若关注单质而忽视整体，即使完全无碳，只要过度使用，仅废热排放也会罹难。所以从碳控初衷来看，还是提“节约型经济”为好。对此，笔者在《天富论》[6]一书中有详尽阐述。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若干问题的思考

史作廷，周宏春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业。笔者仅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性、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等方面问题进行粗浅的思考、探讨。

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机遇挑战及其必要性

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既要发展又要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既要关注长期问题，也要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二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2019年占比达85%左右，仅煤炭就占57%左右，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任务艰巨。三是我国碳中和的实现时间短，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远低于发达国家（一般有的50～60年）的过渡期。四是我国无法效仿发达国家的碳达峰碳中和模式，虽有后发优势、特别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但在总量和强度双高的背景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难度很大，需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以能源低碳可持续利用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的要求。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是满足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的需要，是降低油气等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必然选择;开发清洁高效节能环保技术、促进产业化，是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动能的要求，是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创新碳达峰碳中和模式创造了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将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带来极大机遇，也将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开辟广阔前景。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以及到203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我们要主动对表对标，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过程控制、绩效管理，细化时间表、施工图，强化创新驱动、改革推动、融合带动，因地制宜、脚踏实地，拿出踏石留印的狠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二、推动能源生产、消费和管理方式转变

以能源低碳化为抓手，优化能源结构，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合理发展天然气，安全发展核电，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发电，生产利用绿色氢能，提高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能力，构建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经济的能源体系。

从能源结构演化历史看，人类最初利用薪柴等生物质能源，然后向煤炭、石油、天然气升级转型，接着是可再生能源，经历了从低碳到高碳再回归低碳的发展过程。生物质能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利用效率也高于太阳能;我国的太阳能、风能发展迅速，秸秆等生物质能除受到收集、运输、政策不到位等因素制约外，需要进一步完善，因地制宜用好生物质能源。

努力控制并减少煤炭消费比重，其中进一步控减煤电是重要方面。我国核电发展虽受国内铀矿资源储量不足、放射性废物处置等因素制约，但总体上加快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稳定、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等至关重要。在“3060目标”下，可再生能源将会以更大规模、更大比例接入电力系统，与原来的输入端可以控制不同，风电和光伏发电均存在着不稳定性，脉冲状并网存在安全隐患，必须以科学系统思维推动能源实现安全、清洁、低碳、高效、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持续做好工业和建筑等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工作

能源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要将节能、提高能效放在重要位置，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持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推动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努力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能够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减少排放总量。

要把绿色发展要求贯穿于经济发展全领域、工业生产全过程、企业管理各环节、居民生活全方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开展重点企业节能减污降碳行动，推进设计生态化、过程清洁化和废物资源化，推动行业和企业迈向“资源集约利用、污染物减排、环境影响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之路。引导企业入园集群发展，生产绿色产品，发展绿色产业园区，建设绿色示范工厂，按照生态环保理念、清洁生产要求、产业耦合链接要求，加强园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环境宜居化，培育示范意义强、特色鲜明的“零”排放低碳园区。不断完善绿色低碳采购标准和制度，综合考虑设计、采购、生产、包装、物流、销售、回收利用等环节，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建筑能耗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委会组织撰写的《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显示：2018年我国建筑全寿命周期（包括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建筑运行三个阶段）能耗总量为21.47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46.5%;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49.3亿吨，占全国能源碳排放的比重为51.2%。未来在建筑规模总量继续扩大的情况下，能耗和碳排放下降面临的压力很大。适应“双碳”目标要求，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任务很重。要不断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建设绿色低碳建筑。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实现基于电气化、光伏建筑、柔性用电系统的建筑能源系统，在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也要不断降低建筑物运行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交通运输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将保持增长，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发展绿色运输方式，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扩大使用清洁绿色低碳动力汽车，形成由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共享单车、人行道组成的城市交通体系，不断降低交通运输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大力发展碳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再利用、循环利用和去除原则，将能源转化中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转化成原材料或生产有价值产品。将发电、工业余热用于城市集中供热，以提高热利用效率;开展水蒸气回收利用，以减少排放、降低局地空氣湿度;推动脱硫脱硝脱汞一体化以减少污染物治理能耗，实现节地、节能、节水和节材，以及减污与降碳的有机统一。以系统思维理念方式，提高能源开发、转化、利用过程中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四、继续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要从理念和认识上营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氛围。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兼顾当前和长远、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把可用的能量高效地利用起来，在规划、项目建设、投资、管理等方面，转变发展观念，走一条适合国情的节能降碳之路。

坚持全国统筹，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绿色降碳政策体系，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

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而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要加强风险管控，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自然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倡导绿色低碳简约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将节约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细节。鼓励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减少无效交通运输;积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重复利用购物袋，使用节能节水家用电器，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费满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要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控的产业链。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培育产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吸引更多的机构和人才来华发展，鼓励有实力的国内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将绿色金融、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构建，并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挑战和路径

石敏俊，林思佳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事业，单个国家的碳排放差异对全球平均气温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只有世界各国切实联合起来，同心同向用力，才能切实解决气候问题，无情自然规则客观上把人类命运绑在了一起。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毅然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表现了大国的担当，但同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可想而知。

一、“双碳”目标：因时而为，因势而为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评估报告显示，1880—2012年，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0.85℃，由此引发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冰雪量持续减少，海平面上升，热浪、干旱、洪水、旋风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设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即把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之内，并力争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以内。

全球气候模式研究表明，不论是从碳排放还是碳减排角度看，二氧化碳排放在不同国家的分布差异对全球平均气温的影响几乎没有差异，不同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差异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也几乎没有差异。简言之，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具有全球外部性，各国难以独善其身，更无法以邻为壑，需要建立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当前，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NDC）。欧盟、日本、韩国、美国等提出了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的“双碳”目标宣言，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体现了大国责任担当，也有利于推动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的40年，中国应紧握时代机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碳达峰”和“碳中和”正是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

二、“双碳”目标的挑战：多重现实阻力

中国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第一，“土木钢石”的经济结构仍将持续，能源需求旺盛，经济转型压力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依旧存在明显的差距。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未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煤，比上年增长2.2%;未来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呈增长态势，预计203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60亿吨标煤。

第二，“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得能源消费对煤炭的依赖难以减轻，能源转型难度大。2020年，煤炭在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仍达56.8%。如果以煤炭消费占比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算，2060年煤炭消费占比约在18%左右。如果油气资源的占比能够达到30%，则50%以上的能源消费必须来自风光电和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如果206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按65亿吨标煤计算，非化石能源供给须达到33亿吨标煤，比2020年的7.5亿吨标煤增加25亿吨标煤以上。由于新能源发展面临体制机制约束以及与传统能源的利益冲突等问题，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的平稳过渡言易行难。在现实情形下，一方面由于风能和光能发电的间歇性，电网调峰成本趋高，电网接纳绿色能源的积极性不高。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可上网电量受电力总需求的约束，要满足保障性收购，只能增加需求，而增加需求需要降低價格，但标杆电价限制了风光电降低价格以增加需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保煤电企业，导致风光能发电机组的小时数偏少，甚至出现弃风弃光的现象。尽管在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弃风弃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青海、蒙西等地仍存在较为突出的弃风弃光现象。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青海的弃风弃光量大幅增长，逐月风电利用率分别为89.4%、89.6%和85.1%，逐月光伏利用率分别为92.1%、92.1%和85.7%;蒙西逐月风电利用率分别为90.5%、85.1%和83.5%，逐月光伏利用率分别为97.7%、93.6%和95.2%。[7]

第三，大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可以带来许多有利因素，也会带来新的挑战。2020年，中国风能发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合计已达到4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约50亿吨标煤，风能和光伏的发电量合计6 300亿千瓦时，占全国能源消费的比例还不到5%。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提出了2030年风能发电和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2亿千瓦的目标，即使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风能发电和光伏发电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合计也只有10%左右。加上水电的贡献4亿吨左右，风光电加水电的占比合计16%～18%，离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5%的目标存有差距，缺口主要靠核电来填补。目前我国运行核电机组已有49台，装机容量51 027.16兆瓦，累计发电量3 662.43亿千瓦时，但也只占发电总量的4.94%，占全国能源消费的3%左右。

第四，低碳技术创新面临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市场预期不确定等困难。低碳技术创新对于提高能源效率、推动能源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善能源效率对于实现2020年节能减排目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要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应更加重视能源转型和低碳技术创新的作用。低碳技术创新，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和经济激励力度。2013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8省市已经开展了碳排放交易市场试点，但碳市场试点的碳价整体上偏低。2020年，8个碳市场试点的平均碳价不到30元/吨;其中，北京平均碳价为91.81 元/吨，福建平均碳价为17.34元/吨，其余试点的平均碳价为20～40 元/吨。目前的碳价区间难以对低碳技术创新形成足够的经济激励。

第五，中国在人均收入偏低的阶段就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考验。很多发达国家是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后实现碳达峰，而中国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就不得不面对碳达峰的大考。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时间有50年～60年，而中国仅有30年。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比发达国家质量更高的碳减排路径，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考验。

三、“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逐一突破，多维发力

聚焦“双碳”目标，应在精准识别“双碳”现实挑战的基础上，从能源效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以关键性问题为导向，从技术、经济、制度三个层面发力，推动经济社会系统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在能源转型方面，针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发电的利益冲突和政策错位，应当适时调整新能源发电相关政策，对现行的标杆电价政策进行改革，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绿证交易制度。在具体的操作中，应将电力消费中可再生能源比重作为约束性指标，以法律形式按年度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配额实施方案。与此同时，允许与配额比例相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在各地区（各电网）间交易，以解决地区间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差异。基于复合型的制度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无法达到规定额度的省份，可以自主选择购买与配额义务量相当的绿证。绿证制度作为配额制度的配套，一定程度上反映强制性和自愿性的互动联通。配额制度可对电网、发电企业和地方政府起到强制性约束作用，有助于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问题。而购入绿色能源证书实属自愿交易，是供电商和消费者完成年度配额的补充性手段。

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鉴于在现阶段低碳技术创新可能会引发经济成本和社会福利损失，一方面需要加强技术研发，降低低碳技术成本;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经济激励政策，平衡低碳技术与传统技术路线之间的成本差额，引导资本流向低碳技术领域。清洁煤技术包括煤炭直接清洁利用技术、煤转化为洁净燃料技术两大类，但清洁煤技术的应用成本远高于传统煤电技术成本。[JP+1]可再生能源技术中，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逐渐降低，但仍高于燃煤发电成本。碳捕获、利用和封存技术（CCUS）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技术选择，但成本仍然过于高昂。为改善低碳技术的成本竞争力，可以考虑实行低碳技术创新研发和激励政策保障落实“双轨”并行。

为了推动能源转型和低碳技术创新，需要发挥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作用。相较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基于市场机制的减排政策可以更加持续有效地提升减排效率。基于市场机制的减排政策主要有两类，分别是以价格控制为特征的碳税政策和以数量控制为特征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碳税政策与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和减排成本各有千秋，可針对不同的行业对象互为补充。为充分调动经济主体的减排积极性，我国应实施碳税与碳排放交易相结合的复合减排政策。具体而言，对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和火力发电等排放源集中的行业，应当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控制其碳排放总量;对排放源分散的行业应当适度征收碳税，使其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

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背景和实现路径

杨德伟， 郭瑞芳

2021年4月19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以大量科学事实系统展现了令人堪忧的全球气候系统的新近状况。2020年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仍在持续上升，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年）水平高1.2℃，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第2暖的年份（仅次于2016年），2015—2020年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6个年份。[8]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变化”那么简单，正演变成关系人类命运的“气候危机”。进入工业时代，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陆地、海洋温度和海平面不断上升，融冰和冰川后退以及极端天气对社会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和全球生态系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由于早期研究的不完善，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深受质疑。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曾就此提出异议，认为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性有限。此外，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以后，相继出现了“气候门”“冰川门” 等事件。然而，IPCC于2014年的研究报告表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可信度超过了95% （IPCC， 2014）。这个结论使得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共识。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极大促进了全球的政治共识和重大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基本框架已建立，主要涵盖研究支撑和公约协定两条主线。研究引领包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该机构约每六年发布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上也达成了若干公约协定，自1992年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国际协约。其中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目标：当前全球平均温上升约1℃，上升幅度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须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以内。只有在21 世纪中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才能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9]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多年来，各缔约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施进程中，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能力负担原则，不断强化合作行动。为了进一步加强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各个国家加紧行动，欧盟、中国于2020年9月分别公布了减排目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做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这一举措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起到了很好的带动示范作用。随后，日本、英国、加拿大、韩国等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到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政治承诺。目前，除美国、印度之外，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碳排放大国相继做出了减少碳排放的承诺，已有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的气候目标。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行动

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渠道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多边机制，积极推动包括《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气候公约的签署、批准和实施，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先后四次提出相关国际承诺。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随后，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已纳入中国国家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国内各层面、各部门、各领域正在积极推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行动主要包括：（1）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在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的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2）按照“控源、增汇、交易、调控”的总体思路开展碳中和工作;（3）积极推进重点部门减排，特别是能源电力部门;（4）技术研究、政府管控和市场交易相结合，探索碳中和路线图。除此之外，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还体现在通过大力推进南南合作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等方面。

中国双碳目标承诺提出后，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能源部、工信部等多部委多领域均为实现双碳目标加紧制定行动方案。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实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其他部委编制碳排放达峰专项方案，省级政府制定各省达峰方案。地方政府和研究群体也不甘落后，在各地召开的两会中，双碳目标成为重要的议题，而且大部分省份的十四五规划给出了双碳目标的时间表。可以看出，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逐渐形成了矩阵式管理模式。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挑战

双碳目标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点工作，但面临种种巨大挑战。

第一，碳减排时间短、任务重。2014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2005年增长54%，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7%，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部二氧化碳排放的87%。相对于欧美国家的自然达峰（加拿大最短为43年，英国最长为79年），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窗口期不足十年，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发达国家一半时间左右。因此，我国减排力度和速度世所罕见，实现双碳目标任务艰巨。第二，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大。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行，这些都必然带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持续增长。2019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到39%，传统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占比仍然较高。第三，能源系统转型难度大。“一煤独大”严重制约减排，清洁能源发展有待全面提速。2019年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的57%，煤电装机高达10.4亿千瓦，占全球煤电总装机的50%，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10]。第四，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技术本身的可靠性和不确定性是制约中国贡献目标实现的另外一个重大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尤其是在关键的低碳能源技术和气候适应技术领域仍存在欠缺。第五，宏观管理能力尚有不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还非常不健全，许多领域仍然处于空白状态。中国目前还缺少健全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监控核算能力和执法能力都還比较薄弱。[11]

三、碳达峰碳中和的可能路径

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要按照“控源、增汇、交易、调控”的总体思路，以能源转型和减碳为重点，联合政府、企业、市场与研究等部门合力探索“零碳”之路。能源开发实现清洁能源替代，能源消费实现电能替代，构建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经济产业体系和绿色生活方式，形成能源发展与碳脱钩、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双替代”“双脱钩”新格局。

总体看来，实现碳达峰并不困难，而实现碳中和却充满挑战。已有研究显示，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可按照尽早达峰、快速减排、全面中和三个阶段有序实施[7]：第一，尽早达峰阶段（2030年前）。以化石能源总量控制为核心， 2028年左右能够实现全社会碳达峰，峰值控制在109亿吨左右，能源活动大约102亿吨。第二，快速减排阶段（2030—2050年）。2050年前电力系统实现近零排放，全社会碳排放降至13.8亿吨。第三，全面中和阶段（2050—2060年）。以深度脱碳和碳捕获、增加林业碳汇为重点，能源和电力生产进入负碳阶段，2055年左右实现全社会碳中和。

实现双碳目标是全国层面的集方案行动、技术工程、政策机制于一体的开创性工作，需要统一部署，在能源、工业、交通、生态、环境等关键领域开展重点转型行动，从政府、行业、企业、个人等多层面推动落实。主要的路径[10]如下：

第一，清洁能源的替代与互联。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和风电，积极开发水电，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全面提升我国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和速度;有序合理减少化石能源利用，发展碳循环及非能利用技术产业，促进煤油气的原材料利用，发挥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的经济社会效益;构建特高压骨干网架，促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和高效化消纳，打造全国零碳能源优化配置平台。第二，全面电能替代的消费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以清洁电力为基础的工业、交通、商业、居民生产生活体系，以能源利用环节的电气化促进全社会脱碳。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效提升。促进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低碳转型，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综合能源服务完整产业链，研发低碳甚至零碳能源的高效利用技术，形成绿色集约化能源生产及消费模式，促进能源各领域提质增效。第四，零碳社会模式探索。通过零碳城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低碳生活方式普及，打造集清洁能源、绿色设施、低碳农牧一体的发展模式，全面形成绿色、零碳、循环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第五，生态治理协同。将中国能源互联平台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发展理念深度融合，实现荒漠化土地防、治、用有机结合，以清洁能源开发促进自然增汇和负排放，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第六，负排放技术研发。开展多样化的负排放技术研究，包括二氧化碳制化学品、二氧化碳制燃料、微藻生产、混凝土碳捕集、提高原油采收率、生物能源的碳捕捉和储存、矿物碳化、植树造林、土壤碳封存技术等。

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

龙如银，王宇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并最终实现净零碳排放。但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高度依赖钢铁、水泥、煤电等高耗能产业及煤炭、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城市碳排放总量及其占比均居高不下，并呈现出持续攀升的态势。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在发展的同时距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迫切需要对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探索。

一、碳中和愿景下我国城市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城市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观点更新、产业调整、市场完善等多重压力与挑战，特别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蓝图提出后，将进一步对城市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及政策体系产生冲击和挑战，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碳中和愿景给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带来的挑战

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将该目标视为新时期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意味这“碳要素”将逐渐从一个约束性条件变成一个重要的竞争力要素。但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采取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热衷于追求高投入换取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居民对生态环境和健康生活的诉求。虽然，近年来许多城市开展了大量绿色发展实践活动，如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森林城市等试点建设，但传统发展理念（高投入高产出）指导下的高碳基础社会建设、高碳生活消费模型、高碳经济模式等已习成惯性，碳排放仍然被广泛地视为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条件，急需对碳中和愿景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重塑。

（二）碳中和愿景给城市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

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时间紧（距离碳达峰仅剩9年;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短于欧美等国家）且任务重（所需的减碳量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单位GDP碳排放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势必要求中国短期内实现深度脱碳。这意味着要想短期内实现深度脱碳，我国城市产业结构要向低耗能循环产业转型，且能源体系要向清洁能源、新能源转变，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势必对城市的经济发展、资源开发、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人口就业等方面产生冲击和影响，因此需要统筹考虑碳中和目标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碳中和愿景给城市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带来的挑战

虽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关注于降低碳排放（如碳市场建设等），并未设定具体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蓝图，且并未将碳达峰、碳中和视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实现的重要战略目标。碳中和愿景下推进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相关政策需要考虑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多种要素，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等多重目标，这对相关政策体系的设计和完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总体而言，中国碳中和愿景实现的时间紧且任务重，将对我国城市发展理念、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城市管理创新能力、城市保障体系等方面产生诸多挑战。

二、碳中和愿景下我国城市绿色发展面临的机遇

尽管碳中和愿景目标对我国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但也为新时期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倒逼城市社会经济绿色转型

促进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意见中明确提出的要求。但如何推进仍未达成统一共识，而碳中和愿景目标蓝图恰好为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契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表面上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规制目标，实质也是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目标，因为中国城市产业结构长期依赖高碳重化工产业，且能源体系主要为高碳化石能源，高碳的产业结构和能源体系也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这意味着碳中和愿景目标的提出和推进将倒逼城市社会经济绿色转型。

（二）促进城市发展格局大洗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符合一定规律的固定化发展态势，如部分研究发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递减规律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城市整体绿色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提升，而碳中和愿景目标蓝图将为促进城市发展格局大洗牌提供新契机。碳中和愿景下，碳达峰、碳中和水平正逐渐成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发展格局大洗牌。

（三）推动城市绿色竞争力提升

碳中和愿景目标下，短期内实现深度脱碳已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工作之一，这将会带来巨大的面向“碳中和”战略蓝图的技术、资金、高端人才的需要等。部分城市可以基于自身优势，大力发展面向“碳中和”相关专利技术、发展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抢占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制高点。面向碳中和战略的相关技术和发展模式，将为新时期提升城市绿色竞争力提供契机。

三、碳中和愿景下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路径

第一，“深绿”思想引导路径。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到，碳要素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要素，而非传统认知的约束性条件，碳达峰碳中和能力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走深度脱碳发展路径是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多主体嵌入参与路径。城市深度脱碳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民众等多方主体的积极参与，需要进行碳中和相关制度设计，让相关主体感知到低碳参与的收益或效用，进而形成可持续的低碳生产消费体系（低碳采购—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从生产消费视角助力碳减排。第三，能源提效转型路径。能源提效转型状况是碳中和愿景蓝图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一方面需要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重点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逐步建立清洁能源、新能源供应体系。第四，基础设施改造路径。我国大量的碳排放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并不是由老百姓消费导致的，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改造。第五，技術创新融合路径。一方面，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新能源发展，需要大量的关键性创新技术予以支撑;另一方面，能源提效转型可能并不足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亦需要大力发展负排放技术，如碳汇和碳捕集利用（CCS、SSUS、BECCS、DAC等），同时需要将相关能源技术深度融入到能源体系建设、发展及应用中去。

參考文献：

[1]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2.

[2]欧阳志远.论“三个自然”与生态文明[J].宁夏党校学报，2019（2）：7.[HJ2.2mm]

[3]舒马赫 E F.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郑关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欧阳志远.转基因技术社会批判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4）：93-98.

[5]欧阳志远.论节约型经济系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3）：106-113.

[6]欧阳志远.天富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35-137.

[7]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2021年一季度全国新能源电力消纳评估分析[EB/OL].  https：//www.sohu.com/a/449019801_314909，2021-02-06.

[8]WMO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0[EB/OL].http：//download.caixin.com/upload/1264-Statement_2020_en.pdf，2021-04-19.

[9]巢清尘，张永香，高翔，王谋.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起点[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6（1）：61-67.

[10]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研究报告[R/OL].https：//www.geidco.org.cn/html/qqnyhlw/zt20210120_1/index.html.2021-03-19.

[11]傅莎，邹骥，刘林蔚.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作为与挑战[N].联合时报，2015-07-03.

责任编辑：艾 岚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Ouyang Zhiyuan1，Shi Zuoting 2，Shi Minjun3，Yang Dewei4，Long Ruyin5，et al

（1.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086，China;

2.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Cente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000，China;

3.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58，China;

4.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5.Business School of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Jiangsu 214122，China）

Abstract：Ecosystem is an open and complex giant system.To solve the "dual carbon" problem，we need to use systematic thinking，consider and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 height of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From the aspects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energy structure，carbon neutralization starting point intensity and so on，we face multiple resistance and arduous challenges to achieve the dual carbon goal.This requires us to use political，economic，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public opinion and other means，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two ways of emission reduction and foreign exchange increase，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energy efficiency，energ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take key issues as the guide，make multi-dimensional effort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economy and system，make breakthroughs one by one，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production，trans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in an all-round and chain system;implement renewable energy quota system and green card trading system;adopt economic incentive policies to balance the cost difference between low-carbo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technology routes，and guide capital flow to the field of low-carbon technology;we will strive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clean energy utilization， effectively change the energy structure， and comprehensively realiz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and villages.

Key words：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ity; syngenetic self-organization; double substitution; double decoupling; clean energy; green sustai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