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战峰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协同性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以后，两项政策快速出台。第一项政策就推进气候金融提出指导意见，第二项政策主要针对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当前，碳减排问题备受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是降污减排的“牛鼻子”，会对我国经济产业的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影响。

从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机制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与污染治理具有协同性，与生态环境保护也具有协同性，减污、降碳等工作可以协同攻坚。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是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我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都是以化石碳基为主，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不仅能够减少碳排放，也可以从根源上降低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减排、重点领域减排与降碳具有相关性。目前，我国70%以上的碳排放量主要来自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化、电力、煤炭等高排放行业。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是碳汇的主要来源，中国的森林生态系统贡献了约80%的固碳量，农田生态系统对固碳量的贡献约占12%，灌丛生态系统的贡献约为8%，草地生态系统的碳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提高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的面积和质量不仅有助于吸收和固定碳，也能够降低污染物排放。

二、推进协同政策具有一定的基础

（一）行政规制政策的协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