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陈达飞

2021年7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首次明确讨论了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问题，退出疫情之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入“倒计时”阶段。

以历史经验为参照系，在官方失业率下降到6.5%以下水平，通货膨胀率持续、大幅超过2%和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处于低位的条件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条件便已经成熟，但是，这并未考虑到疫情冲击的特殊性和经济复苏的非均衡特征。

每一次经济衰退，“弱势群体”受到的负面冲击都会更显著，例如在2007年开始的大衰退期间，非裔群体的失业率下降明显高于其他族裔，其中，“非裔/男性/高中以下”群体的失业率增加了14.8个百分点，峰值时高达33.1%。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西班牙裔的失业率上升幅度最大，其中，“西班牙裔/女性/16-24岁”群体的失业率上升了9.5个百分点，峰值时达到了17.9%。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失业率的差距，几乎在每一次经济衰退中都会扩大。

量化宽松政策在托底整体经济和阻遏风险传染的同时，也会通过资产价格重估效应而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这又反过来影响到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提高货币政策面临“零利率下线”约束的长期性。所以，美联储必须考虑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

疫情冲击的特殊性在于，大量就业者退出了劳动力队伍，劳动参与率大幅下挫，这使得官方失业率显著低估了真实失业水平和失业缺口。后疫情时代，被低估的失业率和就业市场的“K型复苏”特征，成为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