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朴 朱鸿鸣

从金融改革开放走过的道路看，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的做法，结合自身国情，在早期借鉴了日德模式，通过大力发展银行体系，大规模动员储蓄并将其稳定地转化为投资以支持工业化，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过去20年来，则越来越青睐英美模式。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似乎并非主要由理论驱动，而是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和攻克困难的实践中形成的。事实上，经济压缩式增长过程中，本就容不得细细考量，这是很多必然和偶然、发展中“缺什么”和“有什么”等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有意与无意的混合体。

2003-2016年，我国金融市场化进展迅速，经济金融化程度大幅提高，但回到2003年，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我国既不同于英美，也不同于日德，走了一条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同业业务迅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道路，同时也出现了金融业急剧扩张、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风险大量累积等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2018年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以来，已在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和模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金融适应性明显增强，金融功能由失调到正常，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坚定不移地督促引导金融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货币金融、财政税收、产业行业、监管政策等多个角度，牵引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不断完善相关激励约束政策，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三农”等薄弱环节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