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燕

在我的家里有一张攀枝花全景图，父亲生前总是把这张图摆放在书架之上，经常在图前驻足，久久凝视。父亲曾和我说过，攀枝花是他一生的骄傲。1991年3月，父亲去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攀枝花的青山绿水间。今年是父亲去世30周年，我怀着追忆父亲的心情，把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写出来，是追忆缅怀父亲，也是为了我不能忘却的思念……

历尽千难万险，最后选定“弄弄坪”为建设攀枝花的中心地

攀枝花位于金沙江畔，原名弄弄坪（早年也称上下坝村），因村口有一株古老而高大的攀枝花树，遂称“攀枝花村”。新中国成立前，没有谁知道在西南偏远的大山深处，还有个“攀枝花”这样的小村落。1953年，我国第一次地质普查时，确认攀枝花及其周围地区是一个巨型铁矿，具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由此，“攀枝花”这个地名开始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战略视野。

新中国成立之初，薄弱的工业基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和东北地区，在西南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期，由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和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等事件，我国沿海和东北的工业基地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为了改变这种工业布局的状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作出了建设西南三线的伟大战略部署。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着觉。”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攀枝花”，就是“西南三线”的代名词。随后，中央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并被派驻四川主管西南三线建设的具体工作，领衔打一场西南三线建设的攻坚战。当时，中央许多领导人如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吕正操等，也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随后，彭德怀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由此可见，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十分重视。

父亲办事最讲实事求是。他常说，领导就是要决策好，而好的决策来源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了西南三线的建设决策符合实际，父亲受命后，便立即召集了由国家计委、建委、冶金、铁道、煤炭、电力、地质、商业等十几个部委和云贵川三省的负责同志，成立了建设攀枝花的规划组，首先从选点布局、全面规划工作入手，亲自带领各部委的专家技术人员100多人，对攀枝花建设规划地区的每一个要点都进行了实地考察。

西南三线建设项目，出于当时战略战备的需要，大都放在崇山峻岭中，人烟稀少，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为了解决交通和通信不便的问题，父亲对三线建设指挥部的机关人员，作出了“三不”要求，即不蹲机关办公、不靠文件传达、不看书面汇报，一律直接到现场办公，有问题就地解决。父亲当年已是60岁的人了，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和机关的同志一起，拿着“三件宝”（水壶、毛巾、草帽），奔波辗转在西南的深山峡谷之间。

程子华陪同邓小平等在四川乐山九里钢铁厂址视察

20世纪60年代的攀枝花，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父亲说，当年在前往攀枝花的途中，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交通极为不便，只有一条狭窄的简易公路。道路迂回曲折，许多路段旁边就是悬崖，稍不小心就会连车带人摔下去，翻车事故时常可见。但父亲全然不顾，执意带队前往实地考察，有的地方不通车就徒步跋涉去考察。

多年后，父亲当年的警卫秘书回忆：那时的攀枝花是荒郊野岭，人烟稀少，常有狼群和蛇等动物出没。他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光了随身携带的200发子弹。1964年8月，他随父亲率领的调查组，一路跋山涉水，去弄弄坪考察。因为交通不便，很多路段无法乘车，而去弄弄坪的路上，更是艰险难行。在到达金沙江渡口时，因正值雨季，江水湍急。渡口没有专用的渡船，只有当地老百姓用来摆渡的小木船，原打算在两岸拉绳坐船渡过，但因水流湍急等困难未成。船工也说这个季节一般都不过江，怕出危险。因此，随行人员都劝父亲不要过江，另想办法听取一下有关的情况汇报再说。可没想到一向和蔼的父亲，这次却大发脾气。他非常严厉地批评随行人员：“我们都已经走到这里了，怎么能隔岸观火不过江？不过江怎能了解攀枝花的实际情况，怎能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难道这比红军长征时，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金沙江还危险吗？”说完便第一个登上了小船。大家拗不过父亲，只好随他一起上了小船，被江水一路推到好远的对岸。随后，父亲等人一路调研视察，向上游步行十多里，最后来到重点考察的弄弄坪。

在这次长途跋涉考察中，父亲拖着伤残的身体和工作人员一路同行，汗流浃背，周围都是荒郊野岭，饿了就吃随身携带或就地买的食物，渴了就嚼甘蔗当水喝，累了就在山上席地而坐。看到年逾花甲的父亲身体力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特别感动，面对苦累，也毫无怨言。父亲也鼓励身边的人员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苦点累点，多跑点路，就是为了将来少走弯路。”在这次考察中，父亲带领专家组，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地区的十八个点，进行实地考察，详细比较，综合分析各地区的地理、地形、地利和矿产资源等，最后选定了以弄弄坪为中心，作为建设攀枝花的所在地。

利用优势，开始艰苦创业

父亲回忆，当年的弄弄坪，零零散散只有七户人家，坐落在金沙江畔一处不到2平方公里的平缓地带，但弄弄坪的四面却被大大小小的山头包围着，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金沙江。在这样巴掌大的地方，要铺开规划中的一个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实在不敢设想。因此，也有人提议，是否另选地形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地势平坦，交通比较便利，也接近大工业城市。父亲则认为从全面、长远看，厂址应选在弄弄坪。现在的弄弄坪虽然有点狭小，但战略战备的位置好，矿产资源丰富，有充分开发利用的远景，只要大家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小舞台也可以唱大戏。

父亲当时就是这样引导和鼓励大家，审时度势，立足弄弄坪，多想办法。最终在通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父亲归纳了在攀枝花建厂的六大优势：一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生产材料基本齐全。二是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三是靠近正在建设中的成昆铁路，便于将来的交通和发展。四是紧挨林区，便于木材等有关建设材料供给。五是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便于将来生产自给。六是在攀枝花建厂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拓展西南地区将来的工业布局。综合上述六大优势，父亲坚持主张在攀枝花建厂。但有的同志则主张在乐山建厂。由于是在攀枝花建厂还是在乐山建厂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央又派李富春到实地考察后，提出具体建议并呈报中央审批。对此，父亲说：“是毛主席综合当地地理资源条件，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厂。”

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的批复》。同年3月20日，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区域范围地跨金沙江两岸，总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1965年3月，攀枝花正式动工，开始了大规模的兴建。

1965年3月，时任三线建设常务副主任程子华（右）和铁道部部长、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吕正操在西昌考察火车站站址

父亲说，他们那代人在西南三线建设中，遇到的困难是难以详述的。因当时交通不便，设备简陋，数以千吨计的矿样，完全是靠人从高山顶背下来;数以万吨计的设备、器材，也是靠汽车或人推肩扛从狭窄、坡陡、弯急的简易公路上运进去。

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因为供给不足，初建时期经常是一个馒头、一块腌菜、一碗白水煮辣椒，就是一顿饭。西南的山区，夏季闷热，蚊虫叮咬;冬季潮湿阴冷，夜里睡觉经常被冻得伸不开腿。父亲看到这些困难后，就自告奋勇当起了“总事务长”，多次出面和财政部、商业部等部门协调，及时调拨了一批粮食、食用油和御寒用品，较好地解决了建设者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等困难。

经过前后5年，共计1800多个日日夜夜，攀枝花的建设者们头顶烈日，腳踏荒山，用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精神，终于把弄弄坪四周的山岭推成了3个大平台、23个小平台。就是在这些大小不一的人造平台上，父亲他们那代人在茫茫的高山峡谷中，建起了一座钢铁新城市——攀枝花。攀枝花的建设，开创了我国钢铁工业建设的奇迹。

虽身处逆境，仍心系攀枝花的建设

1966年，由于“文革”的爆发，各路造反派开始夺权，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许多老干部都受到冲击，父亲作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首当其冲，先是被造反派夺了权靠边站，不能参加正常领导工作，继而被批斗关进了专政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攀枝花的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一些重点项目，有的受到了影响，有的甚至被迫停工。

其间，父亲在前往土城煤矿进行工程规划设计调研时，看到设计人员在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便说了一句：“只学习语录，理解是不全面的，要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的原著，只有知道了语录的前面和后面怎么说的，才能够全面理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让父亲没想到的是，就因为这句话，在随后的批斗大会上，他竟然被上纲上线批判，被扣上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帽子。

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他面对当时的动乱局面，心急如焚，但又无能为力。好在当时在攀枝花“支左”的负责人，是铁道兵的一位师长顾秀，也是一位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老革命。他在严重动乱的情况下，从建设攀枝花的大局出发，勇敢地担起了领导者的责任，顶住了一切压力，较好地保证了攀枝花建设得以正常进行。为此，父亲在他的回忆中，专门提到这位顾师长，认为他在“文革”动乱中以勇敢负责的精神，为保证攀枝花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从1967年下半年被关押，到1972年上半年被解除关押，前后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在这段身处逆境的日子里，父亲仍心系攀枝花的建设，依然充满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不仅没有悲观失望，反而把这当成他静下心来读书学习的机会。在被关押期间，父亲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他在认真学习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感到仅靠学习书本收益不大，必须联系实际学习，才会有大的收获。于是，他就联系三线建设的实际进行学习，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写出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报告》这样一部很重要的文献。

父亲和我讲过，他在撰写《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报告》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看押父亲的小战士看到父亲没有按照关押的规定去学习《毛主席语录》，就要求父亲去读《毛主席语录》，而不让父亲看别的书。父亲就说：我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比学习语录更全面，怎么就不能看啊？这个小战士就把指导员找来，指导员见父亲是在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并且本子上还写了一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认为父亲是在写学习心得，没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父亲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平时和谁都不能见面，有时放风即使与人见面也不能随便交谈。所以，父亲在写作当中不可能去问别人，也无处找材料，只能靠自己的记忆写作。好在父亲对攀枝花的建设躬身力行，常在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又因脱离工作时间不久，对每个建设项目和计划都历历在目，许多往事自然而然地就展现在笔端。就这样，父亲从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底，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报告》的初稿。

1972年4月，父亲被解除关押，从四川省什邡县的部队农场回到家中。虽然被解除关押，但父亲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自由，也没有被重新安排工作，只是继续接受监督和思想改造。即便如此，父亲依然心系攀枝花的建设，念念不忘初衷，利用在家赋闲的时间，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些参考材料，吸收了他们一些好的意见，进一步充实完善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报告》，提出了以攀枝花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方略和个人建议，同年底以个人的名义呈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各一份。

1977年初，父亲被安排担任国家计委顾问。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和父亲说：“周总理生前把你写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报告》转给我了，并说这个报告写得不错让我看看，但你的那个报告我现在找不到了，你还有没有存稿，我想再看看？”父亲说有，随后便又找出一份送余秋里了。

1978年3月，古稀之年的父亲出任民政部部长和党组书记。他不顾年老体残，夜以继日地工作，开始把工作的精力和重点放到民政部的工作中。由此，父亲也远离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攀枝花。每当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他都会深情地对我说：“攀枝花是我一生的牵挂和骄傲。”

以攀枝花为中心的西南三线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壮举，是新中国造福人民的巨大工程。这座新兴钢铁之城的崛起，改变了西南的工业布局，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西部大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天的攀枝花在祖国的版图上，不仅是闻名国内外的钢铁基地，也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享有“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的美誉。它已从当年仅有七户人家的弄弄坪，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物产资源丰富，交通四通八达，人民生活安康，四季风景如画的生态旅游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