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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一座墓碑背后的故事

2021-09-17瞿定国

党史博览 2021年9期
关键词:俞秀松盛世才化名

瞿定国

在八宝山墓葬区有一座墓,是公安部1955年4月1日立的。墓碑的正面书写着“任岳同志之墓”。从碑文看,任岳是在1920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工作25年之久。笔者与任岳的家人交往颇多,保留有一些相关资料。现在就从这座墓碑的碑文谈起,讲讲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毛泽东:“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任岳,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一个贫农家庭。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时,在长沙船山中学读书的任岳,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签“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群众爱国运动。1919年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联周刊《湘江评论》创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士钊寫信说:“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一天,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任弼时、萧劲光来找任岳,想通过他找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任岳告诉他们,听说研究会准备送一些学生去俄国勤工俭学。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贺校长的办公室。经过交谈,贺校长让任弼时、萧劲光各填了一张登记表,表示:“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了。”当前的任务是:“学习俄语、了解俄国、研究十月革命,认识共产主义。”不久,俄罗斯研究会遴选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6人,作为第一批赴苏俄学习的青年,从长沙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始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这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书记俞秀松。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任岳、胡士廉、陈启沃等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为首批青年团团员。

1921年5月中旬,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化装成不同职业人士,藏好组织介绍信,从上海吴淞秘密登上日本邮轮,取道长崎到达海参崴,经与共产国际派驻的联络员联络后,换乘闷罐火车西行7000多公里,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任岳等人抵达莫斯科时,恰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正好与会议代表同住一家旅馆,于是便被安排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任岳和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4人被选送到苏俄一所初级军官学校学习军事。

返回祖国参加大革命

1923年4月,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任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任岳和汪泽楷、袁达时、胡士廉、萧劲光等结束学业返回中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们到江西安源地区工作。12月,安源地委开办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刘少奇、萧劲光、汪泽楷和任岳等,都是主要授课老师。随着安源革命力量的发展,反动军阀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会等革命团体进行残酷镇压。任岳等改名换姓,化装逃出安源矿区,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

1926年3月,任岳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秘书兼翻译,参加了北伐战争,直到攻克武昌城的战斗。在炮火连天的行军、战斗中,任岳协同苏联顾问团进行工作,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牺牲的精神。后来,任岳等人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艰苦转战西伯利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于1927年秋又将任岳等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员,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岳被分配到教员班,准备给新来的同学当翻译。1928年,任岳等一批同志又被分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工程兵、步兵和炮兵学校学习,直到1930年。

这次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人员中,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名叫王一的姑娘。王一是湖北省荆门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之一是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王一和任岳经常联系,任岳给了她很多帮助。通过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两人最终结为连理。

1930年学习结束后,任岳、王一等10余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沙河托马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金矿场的工人多为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劳动条件艰苦,生活苦不堪言。任岳和王一在国内都从事过工人运动,有一定的活动经验。他们不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不怕生活条件的艰苦,深入工人群众中去,下矿井,访宿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激发了大家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为苏联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金矿无论是行政还是工会,都没有工人指导员的编制和工资预算,所以任岳、王一只能按“扫盲教员”领到最低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有个叫秋茨卡也夫(王一忘了他的中国名字)的同学调到伊尔库茨克市矿务总局任职。老秋很有组织能力,他以培训的名义,把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学陆续调到伊尔库茨克。任岳担任了金矿局的指导员,王一在中文《突击报》工作,这时他们的家庭生活才相对安定了短暂的时间。后来任岳被派到赤塔工作,王一也准备前往。但不久以后,他们接到联共(布)中央的通知回莫斯科,接受另外的任务。

派往新疆工作的25名共产党人

任岳、王一回到莫斯科后,才得知是要派他们到新疆工作。

20世纪30年代,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军阀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他的政治野心极大,一心一意想把新疆变成“独立王国”,充当“新疆王”。为此,他于1934年4月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以争取苏联对他的支持。

1935年5月,应盛世才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出25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帮助工作。据王一回忆,那年春天,她和赵云蓉、赵实(化名王宝乾)、郑一俊(化名郑义钧)、江泽民(化名吴德铭)、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岳(化名刘贤臣),还有几位少数民族同志,一起前往新疆。这25人都是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但他们已按共产国际的规定,转为联共(布)党员,并加入苏联国籍,取俄文名字。按照联共(布)中央的布置,他们到新疆后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管理,但对外隐蔽身份,执行“不公开党的面目,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规定。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党证都留在了联共(布)中央,每人领到一本“华侨”用过的旧护照,这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精心制作的假护照。当时规定以护照上的姓名作为他们的化名,不准暴露原来的真实姓名。对外宣称,他们是华侨知识分子,是从上海经苏联来到新疆的。

1935年春,任岳和王一拿着假护照,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顺利通过边卡,进入新疆。塔城的赵行政长迎接他们到公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又乘吉普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公安管理处的“秘书长”曾秀夫(化名王立祥)接待了他们。

盛世才依照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为这些人安排了较为重要的职务,有的还身兼数职。

在派往新疆的同志中,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俞秀松(化名王寿成)。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这次俞秀松到新疆后,盛世才先后委任他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新疆学院院长、督办公署政训处副处长、《反帝战线》主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盛世才并任命赵曾省为联合会副秘书长、任岳(化名刘贤臣)为组织部长、张逸凡(化名万献廷)为宣传部长,包尔汉为民政部长,郑一俊(化名郑义钧)为民族部长、满素尔为文化部长、张义吾为青年部长。联合会的委员长是盛世才,但实际工作却是俞秀松等人做的。到1936年底,全疆设立了5个区会和40个分会,会员一度达到5000多人。联合会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盛世才的胞妹盛世同思想进步,追求理想,向往新生,参加了革命活动,还和俞秀松结为夫妻。

此外,张逸凡(化名万献廷)被任命为新疆日报社社长和喀什地区行政长;江泽民(化名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刘进中(化名陈培生)任新疆边务处副处长;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哈密保安分局副局长、省政府交通处处长;等等。

任岳、王一到新疆后也得到了重用和恰当的安排。任岳(化名刘贤臣)被安置在新疆省公安管理处任副处长(兼保安科长),上校军衔;处长是张义吾,少将军衔。后来,盛世才对由共产党人掌握新疆的公安大权存有戒心。一次,张义吾、任岳指示保安科将部队训练、装备情况制表上报,本是了解情况,便于指导工作,然而却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和不满。不久又有人说张义吾、任岳搞阴谋,要组织杀害盛世才。盛世才听信了这些谣言,撤销了他俩的职务。后来,又给他们戴上“托派”的帽子送回苏联处理。

王一化名高秀影,被分配到新疆一所女子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并兼任师范班的物理教员。与她同行的赵云蓉,担任了该校附属职业班的班主任。当时新疆各族妇女,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封建宗法传统的束缚下,受尽了苦难。任何机关和单位,都不允许有女性参加工作,王一等人也不例外。这所学校是当时新疆唯一的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大多数学生是当时新疆“达官贵人”的亲属子女,年龄普遍较大,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也在该校学习。所以,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为王一等人在新疆妇女中开展工作的“根据地”。王一上任后积极搞好教学,培养人才,并以之为基础大力推动新疆妇女解放运动。1937年夏,在女子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小学部改为女子中学附属小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一在新疆教育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担任了教育工会会长,成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委员,还被委任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副委员长。

任岳、王一和女儿任晶晔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莫斯科

据王一回忆,25人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曾秀夫(化名王立祥),自称是新疆“保安局的秘书长”,实际上他是这批共产党人的负责人。他先于大家到达迪化,进行前期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解散前,曾秀夫就已被吸收到苏联内务部门工作,手里掌握着全校同学的名单和档案资料。王一还回忆说,曾秀夫是紧跟王明的,是苏联“绿牌军”大校(苏联内务部军官),主要是向上反映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她认为,俞秀松等人之死,肯定与曾秀夫的诬陷有关。曾秀夫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的将军,1948年还当过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又向盛世才诬告俞秀松等人是“托派”。为讨好斯大林,盛世才将这些人或撤职逮捕,或押送回苏联受审。俞秀松于1937年12月10日被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回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枪杀于莫斯科。半个多世纪以来,俞秀松的妻子安志洁(即盛世同),一直为查清俞秀松的冤案而申诉。1962年,民政部追认俞秀松为烈士。1996年8月,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院为其彻底平反。此后,王一等人还为安志洁出具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的证明,解决了她的离休待遇问题。

关于25名共产党人援疆的历史功绩,1955年新疆維吾尔自治区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从1933年起就派遣了许多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共产党人在新疆的主要功绩是帮助盛世才制定和贯彻进步政纲——六大政策,使新疆政局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争取回国费尽周章

1937年8月,任岳、王一因所谓“托派”之嫌,从新疆返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审查尚未结束,联共(布)中央就让他们回伊尔库茨克去,但扣下了他俩的党证。因无党证,当地党组织就不负责分配工作,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也成了问题。任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当食堂管理员,获取微薄薪资。王一考入伊尔库茨克医科大学,依靠助学金生活。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一家医院工作。这时,一家人的境遇才稍好一些。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岳、王一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战,但首先必须将党证要回。说到党证,他俩经历了一个颇为离奇的过程。原来,他们从中国刚来到苏联时,按当时联共(布)中央的规定,来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一律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而中国因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是主要的社会阶层,因此即使是中共正式党员,也要先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任岳、王一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工作以后,提出转正申请。按照联共(布)党章规定,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他们转为正式党员。联共(布)中央扣下的党证就是他们转正以后的党证。

为此,任岳、王一连连上书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出发还党证的请求。但答复是:你们过去在金矿区的转正手续不合法,中央不予承认,仍为候补党员,可在当地基层党组织领取候补党证。又说,战争期间一切转正手续暂停,留待战后办理。这样的回信,犹如一瓢冷水向他俩劈头浇下。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满腔热忱地投入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中去。任岳因多年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由淋巴结核发展成头部溃疡,被评为三级残废。王一在抢救苏军伤病员中成绩突出,被誉为“东方的喀秋莎”。战争结束以后,任岳获得苏联政府授予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功奖章”,王一也获得了“1941—1945年光荣劳动”银质奖章。1996年9月3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代表叶利钦总统,又授予王一“1945—1995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任岳、王一立即向党组织再次提出转正申请。经过一套复杂的手续,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通过各级党委的层层审批,接着他俩又坐了5天5夜的火车来到莫斯科,重新领到了正式党员的党证。这时他们已经当了18年的“候补党员”,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恐怕也是奇闻。

关于回国的手续问题,任岳、王一又得到通知,因为当时他们的国籍已是苏联国籍,不能到中国驻苏使馆去办理。后来通过红十字会系统,经过两党领导机关和两国政府的协商,他俩才于1952年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当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萧劲光、帅孟奇亲切而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公正的评价

回国以后,任岳被分配到公安部办公厅任副主任,王一被分配到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决心为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作出贡献。不幸的是,任岳刚回国两年,就因在苏联长期的艰苦斗争,积劳成疾,不幸于1954年5月猝发心肌梗死去世,年仅51岁。王一则以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技术成为一名核防护医学专家,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一于2001年11月去世,享年92岁。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對任岳的评价是:“三十多年来任岳同志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党忠心耿耿,顽强的向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任岳同志的逝世是党的一大损失,而任岳同志英勇斗争的精神,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任岳墓碑文)

对王一的评价是:“王一同志参加革命七十多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王一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努力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她的青春献给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她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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