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姝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对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和重庆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正值中国共产党进城“赶考”的重大历史关头。当时，西南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经营的最后据点，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政治上，大量隐藏的旧政权残余势力与地方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匪特破坏活动此起彼伏，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经济上，国民政府溃逃后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社会上，游民乞丐随处可见，烟毒娼赌十分猖獗，加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社会关系异常复杂。

相对于外部环境的恶劣，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西南党内部分同志在夺取政权的胜利形势下，出现了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这些问题若不及时遏制，无疑会对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影响。能否成功应对复杂局势，经受住“进城”考验，这是摆在邓小平和西南局面前最现实的“考题”。

邓小平坚持问题导向，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破题，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在党内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为西南政权建立巩固、经济恢复发展、民族团结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交出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牢记“两个务必”

高举“革命的旗帜”

1949年底，全国人民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中，贵阳、重庆、昆明、成都又捷报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