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见到许伯威先生时，他已经70岁了。这位国内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群本科生上《量子力学》课。

许先生一头白发，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朴素干净，夏天则是灰色短袖衬衫。《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不用幻灯，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乱世中，这却是一个可以静心读书的难得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始终不渝。

1970年，“东方红”卫星上天时，先生正下放甘肃农村劳动。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

我们上课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教务处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突然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領导愣了，“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